1949年1月26日，国民党政府在军事法庭上对侵华日军总司令陆军大将冈村宁次进行最后一次公审。公审过后，法庭对冈村宁次的判决书是这样写的：
“被告系民国33年（1944年）11月26日，前往中国担任日军总司令，此前诸如长沙、徐州会战，乃至南京大屠杀中日军犯下的罪行，都与被告无关……且日本政府无条件投降后，被告立即卸甲投降……综上所述，被告所作所为均未违反国际法，应予以无罪释放。”
就这样，岗村宁次躲过了一死。虽然名叫公审，但听取审判的代表全部都是国民党政府官员，共产党和民主党派并未出席，并不是完全意义上的公审。
在1949年1月26日公审之前，蒋介石就秘密进行了指示，要求宣判冈村宁次无罪。此后，除岗村宁次外，被广州军事法庭判处死刑的40名日军战犯，在移交上海后全部被无罪释放。
一、日军战败，国民政府庇护大批重要战犯
1945年8月15日，日本最高领导人宣布投降。侵华日军总司令岗村宁次接到命令后下达命令：“日本军部解散，所有海外军队必须无条件服从所在国的安排。此时的岗村宁次意识到自己和在中国的105万大军彻底成为战俘了，等待自己的，也将是军事法庭的审判，而审判的结果，无非死路一条。
在这危急万分之际，岗村宁次接到了蒋介石发来的电报，对方在电报中表示
“请原地驻守，等待重庆中央军的受降，万不可将武器装备交给其他部队。如遇暴动或者袭击，可自行解决。”
这意味着蒋介石愿意当日军在中国境内的“靠山”。
随后，岗村宁次向各地日军部队的负责人下达指令：原地待命，等待重庆中央军的接收。任何部队不得向共产党投降。如遇武力进攻，可回击。面对前来受降的共产党部队，岗村宁次用各种理由拒绝。
岗村宁次的想法不难洞悉，他知道自己在中国犯下的罪行，一旦进入军事法庭，他的下场只有死路一条。但是有了蒋介石的支持，便还有一丝生机。
1945年8月17日，冈村宁次发表重要讲话：
“请各部不可放松警惕，务必加强与重庆中央军的合作，帮助重庆中央政府完成中国统一。对于武器、弹药以及军需物品，都必须服从重庆政府的安排，在指定时间、地点提交。”
此时的蒋介石也已经成了强弩之末，岗村宁次的条件对他来说可以说是雪中送炭，自然不会放过这次机会。就这样，在巨大利益的诱惑下，蒋介石命令政府为日军提供庇护。
除了岗村宁次，被广州军事法庭判处死刑的40名日军战犯被全部移交上海军事法庭再审，经过上海军事法庭的审判，这40名罪大恶极的战犯竟然全部被判无罪，事后安全返回了日本。
1946年1月28日，国民党将审判结果在报纸上公开发表后，引起了全国人民的严重抗议。蒋介石对此毫不在意，并在1月29日派出轮船将包括冈村宁次在内的280多名日军战犯全部送回了日本。
当时除了105万人的部队，日本还有200多万的侨民在中国境内。战败后总共有300多万人需要重新回到日本，这对于当时已经千疮百孔的日本还是有很大压力的。对此，蒋介石大手一挥表示愿意接受。蒋介石之所以如此讨好日军，就是为了借日军的兵力和装备和解放军对抗。随后，蒋介石以征用的名义从日军航空、通讯等方面的技术骨干中抽调了15万人。”
二、国民政府离奇操作，战犯逍遥法外
日军侵华期间，中国军民伤亡多达3500多万人，其中主要是被屠杀的平民。南京大屠杀一次就罹难30多万人。中共确定的日本战犯有20000多人，其中冈村宁次为第一号战犯，第二号战犯为曾任华北方面军的多田骏，第三号战犯为曾任驻山东第43军司令官细川中康。
对于处理战犯的态度，共产党非常坚定，但国民党方面并不是如此。国民政府对日本战犯的处理态度极为宽大，认定的战犯名单共15批，所列战犯1575名，10所战犯拘留所拘留的战犯1111名，包括已列入名单的战犯82名，人民控诉经军事法庭受理之战犯1029名，拘留的战罪嫌疑犯2104名，共计3215名。和共产党所列名单差距悬殊。
截至1947年12月20日，国民政府累计逮捕日本战犯嫌疑人2435人，其中判处死刑者共计110名，包括将官6名、校官4名、尉官21名、士兵44名、其他35名。判处有期徒刑的战犯共计208名，包括将官2名，校官6名、尉官9名、士兵92名、其他97名。
据《冈村宁次回忆录》记录：
“1949年1月末，据上海军事法庭发表，受理战犯案2200余件，判处死刑145件，有期、无期徒刑400余件，其余无罪送还。”
可见国民政府对处理日本战犯的态度是何等宽松。
之所以会有如此作为，蒋介石有自己的考虑。当时国民党部队和共产党部队实力相差悬殊，有了日军的支持蒋介石就可以和毛泽东进行抗衡。
有了这个想法后，蒋介石立即着手运作。首先就是“解救”岗村宁次。1948年3月5日，远东国际军事法庭要求将冈村宁次押解去东京。蒋介石以冈村宁次有传染病为由将审判推迟。
拖延至7月，蒋介石迫于舆论压力于7月7日向冈村宁次发去了法院传票。此时的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已宣布解散，于是岗村宁次于8月23日出席了在上海市商会礼堂召开的公审大会。但此次审判只是走流程，即使判刑，也不会真正执行。
开庭之前，法官石美瑜夜以继日准备罪行材料，公审时在受到了国民党政府阻扰的情况下，依然抓住了冈村宁次进攻南宁时所犯下的罪行，对其进行审理。但冈村宁次据理力争，审判始终没有进展。
同时，蒋介石以远东国际军事法庭有关冈村宁次的审理还未结束为由，要求法官只审不判，并将判决宣布时间推迟到1949年1月26日。经过一天的审判，无果，冈村宁次安然无事离开法庭。
1949年，国共内战逐渐结束。穷途末路的蒋介石主动找到日本政府，希望借用他们的力量，对共作战。日本开出的条件是要国民党政府将包括冈村宁次在内的战犯送回日本。
抗战胜利后，延安公布战犯名单，冈村宁次被列为侵华日军一号战犯，盟军东京国际军事法庭也将冈村宁次列入了战犯名单，要求引渡到东京审判。
但国民政府执迷不悟，采取种种措施把冈村宁次保护了起来。1949年1月，蒋介石抓住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即将彻底解散的机会，决定将审判冈村宁次的流程走完。1月26日，对冈村宁次的第二次审判开庭。此次审判采取不公开审理，旁观席的民众也是国民党政府安排的。
经过一天的审理后，众法官一致认为岗村宁次罪大恶极，决定判刑。就在此时，蒋介石再次进行干预，提前一步将“无罪释放”的判决书写好了，并下令如若法官不服从该决定，等待众法官的下场就是打入大牢。
面对权力压制，众法官只好服从。1949年1月28日，国民党政府宣布将冈村宁次被无罪释放的消息。1月30日，毛主席通过参加国共和谈的国民党代表，向蒋介石发出严重抗议，要求他立刻将冈村宁次捉拿归案。但此时冈村宁次早已被蒋介石送回了日本，重审冈村宁次的事情无疾而终。
三、蒋介石借刀杀人的诡计
1945年的中国境内存在三大势力，共产党军队、国民党军队和战败的日军部队。当时日军接到的命令是105万人的日军部队全部撤出中国。一旦日军撤出中国，境内就只剩下国民党军队和共产党军队两大势力，而蒋介石一直以来的野心都是全国。因为共产党的存在，他的狼子野心无法实现。
在此风云变幻之际，蒋介石想到了日军战败的105万人部队。日本宣布投降当天，在中国战区的日本俘虏有1055000人。国民政府对日本战俘没有按通常对待战俘的办法处理，而是把日军俘虏和侨民遣送回国的时候，无论军民，允许带行李30公斤，侨民还可以带日币1000元，军人带500元。对此政策，国民政府美名其曰“以德报怨”。
解决完大批遣返日本人员的事务后，蒋介石开始着手自己的“大计划”。1945年12月20日，蒋介石便秘密回到南京。随后国民党方面发布消息，将于1946年5月5日将首都迁回南京。此时蒋介石已经秘密会见了岗村宁次，并将对方聘请为自己的军事顾问，这样的做法无疑是在认贼作父。
1946年6月，内战爆发。时年8月，日本东京正式开始对侵华战犯的审判。冈村宁次作为中国战场侵华日军总司令，受到了国际军事法庭两次传唤。毛主席也敦促国民党政府，即刻将冈村宁次送去东京接受审判。但蒋介石全都置若罔闻，还将岗村宁次安置在一座隐秘别墅内。
在这座别墅内，蒋介石令人设立了三部红、黄、黑不同颜色的电话，分别为分别用来联系蒋介石、保障岗村宁次个人生活所需、协助在中国的日本战犯逃脱审判。
在担任军事顾问的这段时间里，冈村宁次一直在帮助蒋介石研究毛主席和共产党军队的战略战术，协助蒋介石开展内战。几乎每次大战开始前，蒋介石都会亲自通过这个红色电话，与冈村宁次交流战场布局。
同时，每当岗村宁次得知部下被判了死刑或者死缓，他都会立刻打电话给蒋介石、何应钦等人，要求他们借重审的幌子，将此人送回日本或藏匿到其他地方。
曾经被广州军事法庭判处死刑的40个日军军官也正是冈村宁次通过白崇禧运作，40人全部移交上海高镜庙监狱，随后在不到半年的时间里，40名战犯全部被“无罪释放”。先后有280多名日军战犯在冈村宁次和国民党政府的秘密操控下被“无罪释放”。
蒋介石本以为自己的计划天衣无缝，但是在他做出这么多努力后，依然无法扭转颓局，日本支持下的国民党军队在战场上节节败退。在岗村宁次回到日本不久后的几个月，蒋介石仓皇逃往台湾，“大计划”最终落败。
参考资料：
《冈村宁次回忆录》中华书局1981年12月第1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