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1986年3月，一扇大门被缓缓推开，4名中国顶级科学家的一封信被递到了邓公手里……
两天后，“宜速决断，不可拖延”的最高批示下来了，很快全国200多位专家齐聚一堂，作出了一个影响中国科技发展走向的伟大决定。
当时，写信的4名科学家王大珩、王淦昌、杨嘉墀、陈芳允如坐针毡……
一方面国外的形势逼人，美国和欧洲先后提出了“星球大战计划”和“尤里卡计划”，都是拿出大量资金砸向高科技领域，试图争夺对未来世界的主宰权，落后就要挨打。
另一方面，当时国家很穷，改革开放仍然在摸着石头过河，到处都要花钱，全国财政总支出才约2000亿元，要砸那么多钱搞高科技实在是不太好开口……
为了要到钱，王大珩执笔起草时，陈芳允打了一个比方：国家与小家一样，要精打细算过日子，得把钱用在刀刃上，有些钱是可以不花的，但有些钱是必须要花的，“涉及国力竞争，牵涉到国家命运的钱就不得不花”。
铺垫够了，他们最后在信中只提出要一到两个亿元人民币，还解释，这相当于美国同期投资的千分之一二。
谁知，邓公大手一挥，划拨了100个亿的专款。多年以后，每当提及此事，杨嘉墀都会喜笑颜开，因为这100亿太值了！
因为这封信和邓小平亲自做出的重要批示，改变了一个时代，也打开了中国走向现代化的大门！
此后，由国务院主持并制订的《中国高技术研究发展计划》诞生，由于这封信递交的时间是1986年3月，故被称为“863计划”。
“863计划”影响深远，对中国生物技术、信息技术等7个领域保持较高水平发展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没有它就没有我们今天引以为傲的各项“遥遥领先”。
具体来说，我国引以为傲的超级计算机、第三代移动通信、北斗、深海机器人与工业机器人、制造业信息化技术、天地观测系统、海洋观测与探测、新一代核反应堆、超级杂交水稻、抗虫棉、基因工程药物、新材料等一大批世界公认的高技术都受益于“863计划”。
这一切要感谢当年写信的杨嘉墀等元勋。但是，很多人都不知道杨老，更不知道杨老钻研科学的起点，竟是从成为“破坏之王”开始的……
二、
1919年，杨嘉墀出生于江苏吴江。
他从小就有一个爱好，拆东西。
从家里的手表到闹钟，再到门锁，只要能够得着的，无所不拆。那时他只会拆而不会复原，导致所有经过他手的东西，都定无“完璧之身”。
好在他家境殷实，是当地著名的丝业世家，经得起折腾。
那时，家里人都没想到，这个爱拆东西的“破坏大王”，日后竟成了一名科技泰斗，甚至将火箭、卫星送上了天。
13岁的时候，杨嘉墀跟着家人来到上海，在上海中学念书。跟他一起念初中的还有一位牛逼的表兄，后来也成为“两弹一星”元勋，他这位表兄名叫屠守锷。
高中毕业后，杨嘉墀去参加了国立交通大学（今上海交大）的入学考试。
考完后，就被卢沟桥事变的炮火打乱了节奏，他在战火中，收到了国立交通大学的录取通知书。
由于战火纷飞，只能一边上课，一边跟着学校四处避难，满眼皆是山河破碎，百姓流离的景象。
富二代杨嘉墀亲眼目睹了日寇的种种兽行之后，立志要科教救国。
1941年，大学毕业的杨嘉墀，穿过日寇防线来到昆明，担任西南联合大学电机系助教，做出了中国第一套单路载波电话样机。
随后，还被推荐到美国哈佛文理学院留学。
期间，他不仅成功拿到哲学博士学位，还结识了在美国学习音乐的徐斐。
两人一见如故，日久生情，很快就步入了婚姻的殿堂。
在美国的杨嘉墀，爱情事业双丰收，但他心中却始终忘不了，还有千千万同胞，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
可美国为了留住这些优秀人才，用了不少手段，一方面用最好的待遇、最先进的仪器设备和科研环境留人，另一方面用尽各种下三滥的手段，就是不放人走。
这让怀着满腔报国热情的杨嘉墀无比焦急……
三、
1954年，周总理在日内瓦会议上提出，用朝鲜战场俘获的美国飞行员，来交换中国留学生。
消息一经传出，无数赴美留学生都兴奋不已。
杨嘉墀更是加入爱国组织“科学工作者协会”，积极联络想要回国的同学，为回国做最后的准备。
然而美国希望这些高科技人才为已所用，同时也不希望这些人才为中国所用，故意设置重重阻碍，导致中美陷入了长达两年的外交拉锯战。
直到1956年，美国政府终于同意放人。
一听到这个消息，杨嘉墀与妻子徐斐就变卖了所有的家产，换成当时国内急需的示波器和真空管等先进仪器，准备回国。
在二人去美国移民局领取离境证件时，工作人员照例问他们，是否是自愿回国？
两人斩钉截铁地说：
是自愿的！
这年8月，杨嘉墀夫妇终于回到了既陌生又熟悉的祖国。还没来得及看一眼祖国的大好河山，他就一头扎进了祖国的科学建设之中。
当时，正好赶上国家制定“十二年规划”，以及中科院自动化所的筹建工作。
作为留学归来的自动化专家，杨嘉墀全程参与其中，还为中国自动化，规划出一条清晰而又明确的发展之路。
在考察过苏联的空间科学技术后，杨嘉墀结合当时中国国情，建议把“探空火箭”作为空间科学技术的突破口。
这个建议被国家采纳，而杨嘉墀所在的自动化所，也成为该项目的重要组成部分。
仅用几年时间，我国探空火箭技术就取得傲人成绩。
在有了技术基础后，伟大而又艰巨的“两弹一星”工程，开始登上了历史舞台。
四、
当时“两弹一星”工程，汇集了我国最强大最顶尖的科学力量，作为自动化专家，杨嘉墀自然参与其中。
为了攻克难题，这项庞大的工程被分为许多细致而又具体的任务。
杨嘉墀所在的自动化所领到了“第12号任务”，他是负责人。
具体任务就是，通过测量数据，以确定原子弹的实际威力。
说起来很简单，操作起来难度系数极大。
因为原子弹爆炸只有一次，这意味着，杨嘉墀也只有一次测量数据的机会。
另外，中国研发原子弹是摸石头过河，没有任何经验可以借鉴。
虽然有各种模拟数据，但具体爆炸是什么情况，大家心里都没有谱。
为了拿到准确的实验数据，杨嘉墀带领团队提出多个应对方案，并且制作了多个测量设备。
其中“火球温度测量仪”“冲击波压力测量仪”“火球光电光谱仪”等设备，不仅成功测量了原子弹爆炸的相关数据，“火球光电光谱仪”还成功应用于氢弹爆炸测量中。
后来，这些科技成果获得了“国家科技进步特等奖”。
除此之外，杨嘉墀还帮助清华大学开设自动化进修课程，帮助中国科学技术大学成立自动化系。
只要一有时间，他就去给年轻人讲课。
因为他明白，光靠他们这代人的努力还不够，中国科学技术想要长远发展，还需要源源不断的新鲜血液。
为了年轻一代，能早日投入到祖国的建设当中，杨嘉墀甘愿做年轻人的桥梁。
在原子弹和氢弹成功爆炸之后，中国科学家们并没有固步自封，停滞不前。
毛主席的一句话，让中国科学家的目光，从地面转移到了天空。
五、
“原子弹和氢弹都有了，我们还要有卫星!”
随着毛主席这句话，人造卫星工程也被提上日程。
1965年，人造卫星正式开始研制，第一颗人造卫星被命名为“东方红一号”。
杨嘉墀作为人造卫星总体设计组副组长，全程参与卫星总体方案设计，并负责后期相关数据测量工作。
就当所有人准备大干一场的时候，一场浩劫却席卷而来。由于杨嘉墀有多年美国生活背景，被列为重点审查对象。
期间，他所有行政职务都被停掉，每天还得写“交待资料”。但他仍然没有放弃心中的理想。
只要有时间，他就钻到实验室，继续自己的研究。
当时很多科学家都垂头丧气，毫无斗志。一些人还会私下吐槽，表达自己的不满。
一开始，杨嘉墀并没有理会。后来，每次看到有人垂头丧气，杨嘉墀就给他们加油鼓气。
正是因为有像杨嘉墀这样在逆境中，依然坚持科学研究的人，我国第一颗人造卫星的计划，才没有被耽误。
后来，杨嘉墀被下放到单位食堂劳动，他也没有停下研究的步伐，一不小心露了一手绝活。
六、
当时，北京礼花厂女职工王世芬，在爆炸事故中受伤严重，失去了一只手。
杨嘉墀得知此事，利用自己所学知识，制作了一个由人体神经信号控制的假肢，技术含量很高。
这个高科技假肢不仅帮王世芬解决了大问题，后来还远销海外成为畅销品。起初，王世芬不知道杨嘉墀的身份，还以为只是一个脑袋有点聪明的技术师傅。
后来她才得知，为自己制作假手的人，竟然是一个搞国防建设的科学家。
1970年4月24日，“东方红一号”人造卫星成功发射。
当杨嘉墀从广播中听到这一振奋人心的消息时，他激动之情难以言表。
后来，中科院组织一个科学技术代表团访问日本，周总理点名让杨嘉墀做团长，把他从泥潭中拉了出来。
1975年11月26日，我国第一颗返回式卫星“太空游子”成功发射。既然是返回式卫星，重点自然在收回上。
按照原定计划，卫星要在天上飞三天，然后到达指定地点收回。
可谁都没想到，卫星刚飞了一天，氮气数据就突然开始断崖式下降。
这个变故，让所有人都大吃一惊。
按照这个下降速度，卫星的氮气存量肯定不够三天，只能提前收回卫星。
虽然毛主席之前说过，只要能成功上天，再成功回收，就算成功。但所有人都不愿意，这个成功是打过折扣的。
作为卫星发射的总指挥，钱学森立马召集相关专家开紧急会议。
会议上，大家各抒己见，但支持提前召回的人，占了绝大多数。这个时候，钱学森把目光看向一直没有发声的杨嘉墀。
或许是感受到了钱学森的目光，杨嘉墀坚毅地说，根据自己的计算，氮气含量足够支持卫星飞三天。数据之所以断崖式下降，可能不是泄露问题，而是因为温度的关系。
虽然所有人都知道，确实有杨嘉墀说的这种可能，但在当时谁都不敢冒这个险。
钱学森在沉默了一会儿说，向中央报告，卫星按原计划三天后返回。幸运的是，一切果真如杨嘉墀所计算的那样。
三天后，成功回收卫星，这标志着我国成为继美国、苏联之后，第三个掌握卫星回收技术的国家。
而立下大功的杨嘉墀，却选择深藏功与名。
七、
1980年，61岁的杨嘉墀正式加入中国共产党，并且当选为中科院院士。
随后，他开始招收研究生和博士生，为祖国培养新的技术人才。
他总共带出了5名博士和6名硕士，这些人才后来都成为我国航天行业的中坚力量，其中叶培建更是成为了我国探月总工程师。
除了教书育人，杨嘉墀还时刻关注着国际科学界的动向，避免我们被其他国家落下。
1983年，杨嘉墀与王大珩、王淦昌、陈芳允四人，联名给国务院写信，建议国家在注重短期经济发展的同时，还要注意高新科学的研究，也就是文章开头的“863计划”。
后来，他还当选为国际宇航联合会副主席。
在任职期间，他积极联络国际航空强国，把我国优秀人才送到海外去深造培训。
1991年，72岁的杨嘉墀被航天部批准为“有突出贡献的老专家”。
后来，他再次联名二十多位科学家上书国务院，提出了《关于振兴我国仪器仪表工业的建议》，希望国家能注重仪器仪表行业的发展。
国家很重视这份建议，专门拨出一亿元经费予以支持。
1999年，在举国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50华诞的大喜日子里，时任国家主席江泽民，亲自为这位共和国功臣挂上了“两弹一星元勋奖章”。
四年后，国际小行星中心宣布，将一颗小行星命名为“杨嘉墀星”。
从此，他的名字可以永远留在这片，他曾为之奋斗一生的天空。
2006年，87岁的杨嘉墀因病住院。
即便重病在身，他还不忘嘱咐前来探病的人，有几件事儿我们（国家）一定要做。
一个是坚定不移地继续研究智能自主控制。一个是发展重点实验室，注重与国外同行交流。还有一个就是，抓紧培养年轻科研人才。
6月11日，杨嘉墀因病在北京去世，享年87岁。
杨嘉墀去世后，时任“嫦娥一号”卫星总指挥兼总设计师的叶培建，作为杨嘉墀的学生送上挽联：
出吴江，学哈佛，归国效力，八十七，做人做事皆楷模；
精仪表，掌自动，再领信息，八六三，两弹一星建奇勋。
这副挽联虽然能高度概括杨嘉墀先生的一生，但他对祖国科学技术的贡献，却是无法用言语概括的。
又是清明，怀念杨嘉墀先生，怀念所有为国家做出贡献的人民英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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