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是1937年三月中旬，虽然已是春天，可在这西北大漠，气温却低得仍像是寒冬时节。此刻，跟红军大部队跑散了的陶勇已然万念俱灰，整个人像是坠进了冰窟窿，没有一点生气。
陶勇的身边已经再无一名战士，而明明三个月前，他手底下还有一千多名生龙活虎的战士，丢了部队的陶勇成了一个地地道道的“光杆司令”……
伤心透顶的陶勇在这寂寥的天地之间，怆然而哭：
老子十年革命，队伍从小到大，几个月前教导师还是浩浩荡荡的一千多人马，怎么一下子就只剩下自己一个人了！这到底革的是什么命！？这西征的任务到底光荣在哪里？”
一、意气风发西征去
时间拉回九个月前，那时的陶勇，刚被任命为红九军教导师师长，意气风发。
那时是1936年4月初，在红军的整编大潮中，经过红军大学短暂而紧张的学习的陶勇，被赋予了一个重要的使命——担任红九军教导师的师长。他深知，自己肩上的责任重大，不能有丝毫的懈怠。
因而陶勇根据未来北上的敌情和地形特点，精心制定了军事训练计划。面对敌人的骑兵和堡垒，以及复杂多变的山地和夜间战斗环境，都需要部队有高度的战术素养和应变能力。因此，陶勇着重训练部队打骑兵、打堡垒的技巧，以及山地作战、夜间战斗和强渡江河的战术。在他的带领下，红九军的将士们日以继夜地进行着紧张的军事训练。
7月，红九军踏上了北上的征程。他们以近一个月的时间，纵向穿过了茫茫的草地。
8月，陶勇率部进入甘肃南部，参加了岷洮西战役，10月中旬，陶勇和他的部队与红一方面军的一部在甘肃会宁成功会师，结束了长达十九个月的长征。
然而，长征虽然结束，可红军的发展仍然是个大问题。于是，一个无比重要的战略任务落到了陶勇的肩头。
10月份，根据中革军委命令，主力位于黄河西岸的红四方面军部队组成红军西路军，单独远征，需在河西建立根据地，并执行打通“国际交通线”，获得苏联军援的任务。于是，陶勇和他麾下的红九师开始了一场悲壮的西征。
1936年10月27日夜，红九军以突袭手段西渡黄河。渡过黄河后，因部队缩编，陶勇改任二十七师副师长。
11月4日，陶勇参与指挥二十七师的5个营坚守打拉牌阵地，与敌激战7小时，将进攻之敌3个骑兵团5000余人全部击溃，毙伤俘敌500余人。
方面军指挥部称二十七师“实可为全军之模范”，号召各军“学习这一模范战术，争取比赛灭敌。”
1936年11月9日，红9军进入古浪境内，并成功冲破敌人大鱼沟防线。在10日拂晓时分，陶勇作为“先锋”，带领部队占领了干柴洼。
可此时领军作战的陶勇还不知道，危险正在悄然临近。孤军深入敌境的他们，已经被马家军主力盯上了……
二、古浪战斗损失惨
红9军进行了连续的反击，与敌军进行了激烈的肉搏战，战斗一直持续到傍晚。在这场战斗中，红9军击毙了敌军数百人，并缴获了50匹战马，但自身也付出了200多人的伤亡。
11月11日当晚，红9军决定连夜突围，向横梁山前进。陶勇率二十七师一部亲自掩护九军主力撤离后向横梁山转进。
12日，红9军到达横梁山，但敌军依然紧追不舍。在横梁山，红9军与敌军进行了另一场激烈的战斗，持续了整整一昼夜。在这场战斗中，红9军打死了敌军军官30余人，以及士兵和民团400余人。
11月13日夜，红9军27师81团乘着古浪县城防御较为空虚，沿黄羊川北上，击退守敌，占领了古浪县城东侧的东升洼和边墙洼制高点。
11月14日拂晓前，红9军向驻守古浪城的敌军发起了猛烈的进攻。经过一天的激战，敌人被击溃，弃城而逃，红军先头部队占领了古浪城。这一胜利极大地鼓舞了红军的士气。
然而，红军没来得及高兴太久，敌人就又杀来了。红军占领古浪城后，马步芳和马步青十分恐惧，为了重新夺回古浪城，马步芳调集麾下第100师第298旅第595团及马俊的西宁东南川民团，约有3000多人赶赴前线支援，严令不惜一切代价夺回古浪城。
11月15日，红九军主力部队六千余人进抵古浪县城，然而仅过了一天，马家军便尾追而至。在大炮的掩护下，马家军步骑5个旅并4个民团，在飞机、大炮掩护下向古浪城发动猛烈进攻。向古浪城发起了第一轮猛烈的进攻。
红军在古龙山、西阳洼两处高地扼守，面对敌人强大的炮火和蜂拥而至的冲锋，陶勇率部依托外围阵地和残破城垣节节抵抗。
11月17日，敌人采取了更为狡猾的战术，步骑合战、迂回穿插、三面进攻，对红军阵地发起了第二次进攻。
面对这样危急的形势，陶勇虎将的一面在此时表露无疑。陶勇有个外号——拼命三郎，这是因为他作战勇敢，临阵常脱外衣，赤膊冲锋，因而大家便戏称他做“拼命三郎”。
此刻，陶勇又拼上了命，他指挥红二十七师的战士，使用手榴弹、大刀、长矛，甚至木棍，与敌人进行了殊死的搏斗，共打退了敌人十多次冲锋。
蒋介石甚至派出3架轰炸机助战。在这场战斗中，红军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压力，但陶勇带着红27师的战士们依然坚守阵地，与敌展开激战。
11月18日，战斗达到了顶峰。敌人集中炮火轰击古龙山、西阳洼制高点，随后向山头冲来。陶勇沉着应战，指挥前线部队打退了敌人无数次的反扑。但最终，由于寡不敌众，弹尽无援，两处阵地先后失守，战士们几乎全部壮烈牺牲。敌人冲进城内，与红军展开巷战。红军战士与敌人浴血奋战，整个战场上，到处是惨烈的景象。
在古浪城与敌血战3昼夜后，红9军损失惨重，伤亡2400余人。
三、不幸被俘后释放
古浪战斗中，红九军虽损失惨重，但组织上交代下来的西征任务仍需执行，因而西路军一路艰难地继续向西挺进。
一路上，马家军始终紧咬不放，步步紧追，红军只有边打边走，陶勇曾形象地将马家军和红军的关系比作叫花子和狗，说：
“那真是‘叫花子’打狗，边打边走！”
1936年12月上中旬，二十七师在永昌县东十里铺至二十里铺一带血战伤亡700多人，八十一团团长肖永继牺牲。危难之时，陶勇继任团长，收集、整理残余部队，整兵再战。
一路上，西路军的力量不断受到削弱，当进至河西走廊的山丹、倪家营子一线时，受到马家军更加凶狠地围攻，昼夜血战，牺牲巨大。
1937年3月14日。在这一天，西路军终于到达了祁连山康隆寺南40里的石窝山。此时的西路军只剩下三千余人不到的兵力，战士们面容消瘦，衣服破烂，与刚出征时的意气风发俨然成了鲜明对比。
在石窝山，西路军军政委员会作出了剩余部队分东、西、中三个支队分散游击，相互策应，寻机突围的决定。
在决定下发到部队后，陶勇得到的任务是：带领全团仅剩的三十多人作为先遣队，向北开路，掩护三十军摆脱敌人。
虽然明知任务艰难，几乎不可能完成，可习惯了拼命的陶勇没有说“不”字。
出发后的陶勇带领三十余人先遣队灵活采用游击战术，时而出击，时而隐匿，巧妙应对敌军。每当敌人逼近，便迅速撤离；敌人稍懈，便发动迅猛攻击。
如此边行边战，每当敌人枪声稀疏，陶勇便驻留待援。然而数日过去，主力部队迟迟未至。陶勇的先遣队亦因战斗与离散，人数锐减至十余人。
此时，陶勇意外地遇到了九军参谋长李聚奎与政治部主任徐太先。原来，他们率领的后卫部队亦与主力部队失去联系，正计划出山侦察敌情。三人相逢，共同商议，决定不再坐以待毙，而是分头行动，寻找大部队。
临别之际，三人心情沉重。陶勇年轻气盛，愤愤不平地骂了一句：
“这到底革的是什么命！？这西征的任务到底光荣在哪里？”
骂归骂，陶勇从未放弃过心里坚定的革命信仰。由于马家军的疯狂追击，陶勇和麾下已然为数不多的十几名战士们也跑散了。他只好孤身一人化装成要饭的叫花子向东走，向着陕北延安的方向走。
陶勇一路穿越沙漠，忍饥挨饿。然而，他还是被敌人追上抓住，后被押解到凉州俘管营关押。
陶勇在被捕后，被国民党军队关押在甘肃凉州的第二监狱。在狱中，陶勇遭受了非人的待遇。他被剥夺了基本的人权，生活条件极其恶劣。然而，他并没有屈服于这些压迫和折磨。他与狱中的同志们紧密团结，共同应对敌人的各种迫害。他们组织起狱中党支部，通过秘密的方式开展斗争，与敌人进行智谋的较量。
在被押期间，陶勇和其他西路军战友被强迫去修桥筑路、开矿开荒，吃尽辛苦。敌人还刑讯审问他们，陶勇们坚贞不屈，绝不出卖同志。后来因为西安事变后国共实现了第二次合作，在我方的积极交涉下，马家军方面才不得不做出了一些姿态，对被俘的西路军官兵进行了生活改善。
抗战爆发后，陕北红军改编成了八路军，准备东渡黄河抗击日军。在这种变化了的形势下，陶勇和部分西路军干部终于获释，回归了革命队伍。
陶勇一路辗转回到延安，并进入抗大学习。半年学习结束后，陶勇和一批干部被分配到了皖南的新四军工作，陶勇任陈毅为司令员的第1支队副参谋长。从此，陶勇开始了新的军事生涯。
1955年，陶勇授中将军衔。1961年陶勇逝世，死因至今不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