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原为保存在俄罗斯档案中的一份会议记录，其主要内容是孙中山的讲话。
根据共产国际和孙中山的意见，第一次国共合作采取党内合作的形式，共产党员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这一形式遭到过许多人的反对。1924年6月，国民党元老张继、谢持、邓泽如等人以中共在国民党内组织党团等事为理由，提出弹劾共产党案，要求和共产党“分立”、“分家”。冯自由并于8月15日致函孙中山，要求孙向全国人民“引咎道歉",惩罚当时支持国共合作的廖仲恺、汪精卫、胡汉民等人。同日，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讨论张继等人的“弹劾案”。会议经过激烈的辩论，于21日通过《国民党内之共产派问题》、《国民党与国际革命运动之联络问题》两项议案，宣布继续维护国共合作。8月30日，孙中山在闭幕式上发表讲话，最鲜明不过地表示了他对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同情、向往以及维护国共合作的坚定决心。
1924年8月30日下午2时，国民党全体中央委员聚集在广州大学礼堂，会议在孙中山主持下宣布开幕。程潜(全会秘书长)报告了前几次会议上“对问题的解决情况”。这一问题的“解决”表现为三个文件：
1.关于国民党内之共产派问题的决议案。
2.关于国民党与国际革命运动之联络问题的决议案。
3.关于同志们就双重党籍党员(即既是共产党员又是国民党员)争论问题的训令。此外，秘书长宣布，那些提交全会而来不及讨论的问题将移交中央委员会主席团。
孙逸仙致闭幕词。首先孙博士问与会者：“你们能否确信，在全会通过决议后同共产党员就不会再有摩擦和争论了呢?” 李烈钧(将军)和程潜(右派)回答说：“如果从这时起全体同志同心同德地积极地进行国民革命工作，我们认为不会再有摩擦。”但张继回答说，这要看“今后的事实”。
孙博士说：“我认为这种冲突不是这么容易消除的。我的看法是，关于国民党内共产党员问题的争论不是局部问题，而是原则问题。在重审全部文件时，我明白了，问题不在于似乎一些人(共产党员)有错误行为或写了反对我们政策的文章，另一些人因此而与共产党员斗争，绝对不是这样。那些反对共产党员的人根本不了解我们自己的主义。我们从事革命工作已30多年，革命尚未成功，根本原因就在于此，同志们不了解自己党的主义。俄国革命之所以完成得那么快，那么彻底，就是因为革命党党员的自觉性和训练有素，他们了解自己党的主义。因此，俄国组织的方法对我们来说是最好的典范。
因而我请鲍罗廷同志担任我们的顾问，任命他为我党教练员。在党改组之前我们详细地讨论了这个问题，决定召开代表大会。现在代表大会已开过，党已进行了改组。起初，当党作出决定要进行改组时，冯自由同志并不反对，两个月内他从未讲过任何反对改组的话，当时他是临时中央委员会委员。但是，当中央委员会刚选出，他因未能入选，就向我们的敌人(香港《大公报》)提供了他所知道的关于该组和党的全部情况。冯自由因为未被选为中央委员而煽动一伙人反对共产党。我相信冯自由一个人不可能煽动很多人，但他入党已20多年，在同志们中有一定影响，有些同志不自觉地附和他。现在我以总理的名义宣布开除冯自由出党。
“同志们说我的民生主义不是共产主义。他们不了解民生主义与共产主义原则上不存在任何差别，差别只在于其实现目的的方法不同。
“起初共产党员是反对民族主义和民权主义的，但是俄国革命的经验告诉他们，俄国革命所从事的大部分工作是民族主义的工作。因此，中国共产党根据共产国际的决定承认民族主义和民权主义，并决定加人我党。另一方面，民生主义和共产主义基本上是一样的，因此我们决定接受共产党员加人我党。现在如果有人说我的民生主义不是共产主义，那么这位同志的‘民生主义'可能与我的民生主义不同。如果在全会以后还有同志说不了解我的主义，再无端挑起是非，我们就将采取对冯自由一样的方法来对待他们。”
孙逸仙博士停顿片刻，环视所有与会者。张继突然说：“开除冯自由您有这个权力，但是不了解民生主义的党员大有人在，而且国外华侨都不了解。此外，我与冯自由持有同样的立场，因此我也请求处罚我。”
孙逸仙博士继续说：“您(张继)只是不了解和不明白，您的立场与冯自由的立场是完全不同的。至于谈到华侨，他们大多数人在美国、英国，他们在那里被帝国主义的宣传所欺骗，认为俄国革命是危害人类的洪水猛兽。他们已习惯看到英国的、美国的共产党员被捕入狱。况且，他们曾给予第一次中国革命以帮助，然而他们既没有得到政权，也没有得到财富，因此华侨反对革命不是从今天才开始的。我们党不需要那些参加革命是为了迫求个人利益的党员。三民主义中的民族主义只是手段，而民生主义才是革命的最终目的。如果我们抛弃了这个目的，那么我们还要革命于什么呢?假如这样，我也就抛弃革命了。”
接着孙博士着重讲了第一次革命的历史，指出黄克强和宋教仁的妥协，他们当时的不坚定性和无纪律性阻碍了革命的胜利。
张继这时打断了孙的讲话，他说：“过去总理宣传的思想是先统一中国，在此之后才开始实现三民主义，现在我们反对民生主义正是基于这个思想。”
孙博士回答了这个问题：“我们甚至连党都统一不起来，就更谈不上国家了!党员应绝对服从自己的领袖和他的领导，因此我们在过去组织了中华革命党。那时每一党员都宜誓，但后来表明，宣誓归宣暂，党员根本不尊重我的指示。我们的同志，还有我们的军队，只有当命令对他们有利时才服从，反之往往拒绝服从。如果所有的国民党员都这样，我就抛弃整个国民党，自己去加入共产党。”
张继打断孙博士的话说：如果总理将成为共产党员，那么我们大家也都是共产党员了。“至于开除冯自由出党，中央委员会秘书处可以下令执行。”
孙博士继续说：“我们革命运动的目的是民生主义。而现在广州的工人和农民的情况非常严重，应予以重视。最后陈廉伯(广州买办阶级的首领)与帝国主义联系密切，反对革命。甚至我军的某些将领也附和陈廉伯。这些将领与陈廉伯签署了停战条件。但我不承认这些条件，因此‘老虎武装’问题对我来说还没有得到解决。现在外国人与商人携手共同反对革命。政府已经收到英国总领事的最后通牒，通牒中说：‘如遇中国政府向城市开火，我们(英国的)驻广州的军队将全力对付政府。’同时廖将军〔廖行超〕与范将军〔范石生〕对我说，如果政府抢商人的粮食，他们将出来‘维持秩序’。请问，这是什么意思?"
孙博士在结束发言时再一次详细地解释了民生主义与共产主义之间根本没有任何差别，只是为达到目的所走的道路不同。会议在“沉闷的气氛"中闭幕。(高威译，己收入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编译的《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第一卷，即将出版。)
一键五连：点赞+收藏+转发+关注+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