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曾几何时，乞丐满街游荡，他们凌乱的头发，破烂的衣裳，让人不忍直视。
可近年来，这群人突然消失得无影无踪，这背后到底发生了什么？
乞丐的消失，既预示着社会进步，也反映出民生改善。但在这光鲜表象下，还会有怎样的隐藏现实？
乞丐的因由远不止贫穷
春日的暖阳洒在小街上，几位衣衫褴褛的乞丐正围坐在桌前，叽叽喳喳地分食着几块剩饭剩菜。
其中一位老者手持破碗，在桌边晃来晃去，不断向路人讨要剩饭，另一位年轻女子怀里抱着瘦弱的孩子，一边哄孩子一边向过往行人示意，希望能获得一些施舍。
这样的场景让人联想到战乱频发的古代，那时许多人沦为乞丐，是因为家破人亡，无依无靠。然而如今的城市中，乞丐的出现，原因已非仅是贫穷所致。
“老陈”本是个老实农民，不想在田里辛苦劳作，就来城里假扮老人，向行人要钱。“李大爷”本打算以小买卖为生，后发现讨钱更轻松，遂沉迷其中，成天装扮成残疾人乞讨。
这些人都有能力自食其力，却偷懒选择乞讨。对他们来说，乞讨已成为一种“职业”。
据调查，我国街头乞丐中，真正需要帮助的只占少数，大多是装扮成老人或残疾的“职业乞丐”。他们会聚集在人流量大的地方，装出可怜相，博得路人同情。
为制造同情效果，还会雇佣孩子一起乞讨，这些孩子多来自贫困家庭，被迫辍学谋生。
一名“职业乞丐”透露，他每天可以乞得上百元，一个月收入过万。为防止露馅，这些人还会定期换装或地点。
一些团伙化乞丐背后有完整体系，有人负责接送，为他们提供食宿。白天乞讨，晚上就回到市郊别墅区。
为博取同情，个别乞丐甚至不惜伤害身边人，有人打残孩子后使用，还有人贩卖妇女后囚禁强迫乞讨。这些行为令人发指，他们视同情为可以任意利用的资源。
面对“职业乞丐”，许多人产生了厌恶，有人将其真实生活曝光，让他们无处遁形。
职业乞丐”此起彼伏，严重影响城市形象。究其原因，不仅是个人懒惰造成，也与经济发展不均衡、教育资源分配不均等社会问题有关。
农村孩子辍学进城务工的数量增多，他们的教育程度有限，又不容易在城市立足，部分人为了生存只能乞讨。此外，精神病患者无人看护也较易成为街头乞丐。
路人甲疑惑：中国的乞丐去哪儿了？
近年来，中国的城市里见到乞丐的情况明显减少了。以前火车站、地铁站、天桥下经常能看到一些衣衫褴褛、面黄肌瘦的乞丐，可现在这种情况已经不多见了。
随着互联网的高速发展，中国的乞讨群体也在悄悄转型。许多人已经将线下乞讨转到了网络直播上，不用风吹日晒，还能“赚到钱”。
这种现象主要是移动支付和人流量减少来决定的。
记者曾采访过一位在上海火车站乞讨的男子小张，他透露自己一个月的收入至少有两万元。小张有一套自己的“讨钱术”，会在碗里放一些大面值的钞票，以此吸引其他人的目光并激发施舍欲望。
但自从支付宝、微信支付流行开来，现金交易明显减少，这些乞丐也就失去了讨钱的机会。曾经靠丢硬币施舍的场景已见不到。
与此同时，新冠疫情期间，出行受限，人们外出也比以前少，乞丐们的生存环境愈发严峻。据记者了解，小张曾在疫情期间一个月仅讨到两三千元，生活发生了巨大困难。
为了生存，一些“职业乞丐”开始在网络上“乞讨”。他们在直播平台上，通过卖惨来获取观众的打赏。有的装作生病在家直播，有的直接去脏乱差的地方直播以博取同情。
一位转型为网络乞丐的李姐，她现在靠网络乞讨一个月可以挣得两三万元，日子过得很滋润。
尽管网络乞讨也存在诸多不当之处，但相比街头乞讨，它也更有“职业素养”。街头乞讨往往伴随着各种社会问题，而网络乞讨仅仅是一种获取金钱的手段，较少对他人造成打扰。
疫情冲击下乞丐的生存困境
新冠疫情期间，中国实施严格管控，对乞丐生存造成三方面冲击。
首先，街头行人稀少，直接打击了乞丐的谋生手段。疫情高峰时，街头几乎看不到行人，乞丐无处乞讨。
疫情早期，一些依靠在地铁出口乞讨的中年乞丐，曾经试图在深夜时分出来谋生，但整个城市静悄悄的，根本没有行人，他们只能空手而归。
公共场所关闭剥夺了乞丐许多依赖点。过去常见乞丐的商场、公园等场所均关闭封锁，他们失去食物来源。警方加大巡逻力度，使乞丐只能在高峰时段短暂出现。
非接触支付盛行导致施舍减少。大多数人不再随身携带现金，给乞丐的方式从直接施舍变为转账。但面对陌生二维码，民众存在警惕，不愿轻易扫码。
疫情期间接受过乞丐电子付款要求的受访者仅占12%，88%的人表示担心被诈骗，拒绝扫描来路不明的二维码。
疫情防控对这些社会边缘群体造成了前所未有的生存压力。
乞讨现象的改善：国家扶贫与社会保障的协同效应
近年来，随着国家扶贫力度的加大和社会保障制度的日益完善，我国乞讨现象取得显著改善。
这是一个可喜的进步，也让我们认识到，要从根本上解决复杂的社会问题，需要国家力量与社会力量的协同效应。
改革开放以来，东部沿海地区崛起的劳动密集型产业为大量农村富余劳动力提供了就业机会。
东部的“世界工厂”广东地区，每年吸纳上千万农民工进城就业，内陆省份的成都、重庆等城市也聚集了大量农民工人口，这为广大农村贫困人口提供了脱贫致富的路径。
与此同时，中西部地区积极发展农业种植业、养殖业等特色产业，促进农村就业。贵州省大力支持本地特色产业发展，帮助农民稳定增收。
在国家层面，自上世纪90年代开始，我国就出台并执行了一系列扶贫开发政策，直接促进贫困地区经济发展，提高贫困群众收入。
对口支持贫困县经济建设，或引导贫困地区发展特色农业，均取得显著成效。此外，政府还实施“一户一册”制度详细登记贫困户信息，确保国家扶贫资金精准惠及贫困群众。
在这些扶贫政策的推动下，不少原本生活拮据的贫困户成功脱贫。
与国家扶贫力度加大相辅相成的是，社会保障体系也在逐步完善和延伸保障范围。建立城市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对重度残疾人实施最低生活费保障，保证他们的基本温饱。
此外，地方普遍开展“残疾人家门口就业”工程，通过提供培训、创业指导等方式，帮助残疾人通过劳动改善生活。
我国乞讨现象的改善，是国家扶贫政策与不断完善的社会保障制度共同作用的结果。
这种协同效应让我们看到，要从根本上解决复杂的社会问题，不能简单依赖某一方的力量，需要国家力量与社会力量的有机结合。
如今，科技发展也为识别真假乞丐提供了新手段。有公益组织利用人脸识别技术，建立乞丐户籍档案，一旦识别到“职业乞丐”，就能及时制止。
同时，可以判断那些真正需要帮助的人，给予适当关爱。
当然，要彻底解决乞讨问题，还需要努力缩小收入差距、提升教育公平等，建立一个更加公正平等的社会，这需要全社会的共同努力。
笔者认为
即使乞丐从街头消失，许多弱势群体仍面临生存的挑战。我们必须保持警惕，关注那些在表面繁荣背后依然困苦的人们。日益增长的贫富差距可能酿成更大的社会危机。
我们必须在继续发展的同时，更加关注社会公平，否则“乞丐时代”很可能会在另一种形式卷土重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