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马正林
世界马氏恳亲大会已经举办了十一届，出版了许多文集，从不同角度深刻探讨了马援的光辉一生和所创造的巨大精神财富，涵盖了军事战术战略、治国理政哲理、明事做人规范、精忠报国精神等等，极大地丰富了中华优秀文化的宝库，弘扬了马援铸就的爱国主义精神和顶天立地的英雄形象。但在马援文化研究中仍有几个问题需要明晰，即籍贯、蒙冤、坟墓。
马援故里 扶风茂陵
《后汉书•马援列传》明确记载，“马援字文渊，扶风茂陵人也。”同时，马援对刘秀说：“臣与公孙述同县，少相善”。证明援与述为同一个县的好朋友，“援素与述同里闬，相善”。“公孙述字子阳，扶风茂陵人也”（《后汉书•隗嚣公孙述列传》）。同县当然是同的茂陵县。两汉时期茂陵县属于右扶风，右扶风为京畿地区的一个郡级政区，管辖长安以西广大地区，因地理位置特殊不以郡相称。扶风即“扶助京师，以行风化”，西汉时辖21县，东汉时期辖15县及一个侯国。东汉建都洛阳，但三辅的政区设置并未改变，茂陵县一直存在。三国曹魏时才把茂陵县并入始平县，唐时始平县改名兴平县，即今兴平市。虽然东汉以后茂陵县的名称不存在了，但它的古城遗址并未消失，北魏郦道元的《水经注》就有记载：成国渠“又东迳汉武帝茂陵南，……故渠又东迳茂陵县故城南”。可见茂陵县在武帝茂陵的东南，今兴平市的东北。
另外，明确记载茂陵县的主要历史文献有《汉书•武帝纪》《汉书•地理志》《后汉书•郡国志》《后汉书•马援列传、隗嚣公孙述列传》《水经注•渭水注》《太平寰宇记》《陕西省志•地理志》《陕西地名沿革》《陕西精神》《中国历史地图集》，以及有关《一统志》《通志》《府县志》等等，都认定两汉茂陵县位于今兴平市东北。既然如此，为什么还会有那么多不同意见，这就很值得深思和研究了。看来只有挖根刨底，才能让那些所谓的定论不攻自破。
陕西扶风县马援铜像，位于扶风县城新城区东。扶风县的伏波村是马援墓所在地，因此在此立有马援铜像。
其一为家谱论。现存于世的马氏家谱，在北方地区以山西柳林县明代撰修的《马氏家谱》为最早。我所见到的就是上世纪八九十年代扶风县政府派人从柳林抄回的该家谱，石州马氏宗谱序说：“余始祖名援字文渊，东汉光武时伏波大将军，新息侯，谥忠成。敕封忠显王。家世西秦，其府凤翔，其县扶风，县东三十里茂林山居住，系定安里六甲人氏。将军墓在县西十里伏波村。九月十四其生日也，三月初十其卒日也。……”该家谱有清康熙时的四篇序文和雍正时的增修旧谱序、卷二姓氏源流、石州马氏宗谱序，乾隆时的石州马氏谱序和石州马氏宗谱跋语。从这些记载来看，修谱和增修者都是以明清两代的政区和地理形势来编写家谱的，与东汉马援时代的政区和地理形势完全不同。岂不知两汉的扶风为郡级政区，辖今西安以西的广大地区，称为右扶风。而唐以后的扶风县为县级政区，辖今扶风地区753平方公里的土地，二者虽然名称相同，其管辖的范围相差甚远，决不能混为一谈。两汉无府级政区设置，唐至德二年（公元757年）才设立凤翔府，领九县，与两汉的政区设置无关。所谓茂陵山，定安里只是明清两代存在的一般地名，与马援故里“扶风茂陵”无涉，因为茂陵山、定安里都不是县级以上政区设置，地理位置也与马援故里茂陵县相距甚远。
从上述可知，家谱对不同时代的政区和地理混为一谈，不能作为马援故里的原始资料。一个人的故里，即籍贯，也就是本人的出生地或家族的居住地，那么马援故里在哪里？当然是位于今兴平市东北的两汉茂陵县，有茂陵县古城遗址为证。
其二为地名论。在关中西部被称为茂陵的地名有三处，即汉武帝茂陵，两汉茂陵县、扶风茂陵山。三处地名位置不同，含意各异，这就为地名论者，不分青红皂白混淆是非有了可趁之机。明代撰修的柳林家谱就公然说始祖马援在“扶风县东三十里茂林山居住”，而乾隆《凤翔府志》更说茂陵有二，“在扶风者乃东汉班、马、耿、窦诸勋戚故里，非武帝所置槐里茂乡之茂陵也”。此说竟然把班、马、耿、窦都绑在了茂陵山上，岂不知班彪为安陵人，班超为平陵人，窦为平陵人，只有马、耿为茂陵人。
今扶风县的茂陵山（位于扶风杏林镇南）因何得名，何时得名不得而知，而茂陵（位于兴平市东北）、茂陵县（位于兴平市东北）的得名均与汉武帝建陵有关。汉武帝建元二年（公元前139年）四月“初置茂陵邑”，也就是茂陵县（《汉书•武帝纪》）。应邵曰：“武帝自作陵也。”师古曰：“在槐里之茂乡，故曰茂陵。”按照西汉起陵建邑的惯例，建陵即设邑，邑即县，因地位特殊，故称邑，归中央政府直辖。西汉在咸阳原上共设立了五个陵县，从西向东为茂陵县、平陵县、安陵县、长陵县和阳陵县，因此咸阳原也被称为五陵原了。在起陵建邑的同时，必然迁徙人口以充实陵县，而被迁者主要为达官贵人和天下富豪，名为守卫陵园，实际上为打击关东豪强，加强中央集权，“盖亦强干弱枝，非独为奉山园也”（《汉书•地理志》）。尤其是茂陵县，武帝几次向这里迁徙人口，豪强富户更多，成为长安附近经济最发达的地区。就人口而言茂陵的人口竟然比长安还多，长安有口246200，茂陵有口277277，多出三万余人（《汉书•地理志》）。从上述可知，三个茂陵均有所指，都是实实在在存在过或仍然存在的实体，并非空穴来风，但地名论者总是要为自己固有的定论服务，睁着眼睛说瞎话，否认茂陵县的存在，但纸却包不住火，茂陵县古城并未消失。
陕西咸阳汉武帝茂陵，茂陵是汉武帝刘彻的陵墓，位于陕西省兴平市城东北南位乡茂陵村，现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茂陵周边陪葬墓有李夫人、卫青、霍去病、霍光、金日磾等人的墓葬，是汉代帝王陵墓中规模最大的一座。
马援是茂陵县人，茂陵山从未设置过县治，只是一个普通的地名而已。茂陵即武帝的陵墓，不可能在陵上设立县城，这样简单的道理，有人就是搞地名游戏，不承认茂陵县的存在。在全国境内除县级以上名称外，重复地名何止千万，今扶风县境就有十白龙，九窦会，寻不着了发后悔之说，可见村庄重名极其普遍。今天茂陵县城遗址已重见天日，出土了许多文物，不知地名游戏者何以面对！
其三为碑石论。杨凌毕公村（位于杨凌区以西）发现了几通石碑，主要为顺治十年碑，有康熙三十六年督邮使者程兆麟加刻字称“汉伏波将军马公讳援故里”，乾隆二十八年碑和民国十二年碑，均为马援祠庙碑或重修马援祠庙碑。从光绪十四年在乾隆碑阴刻成的文字可知，“祖庙之迹，不知建于何时，迄今代远年湮，庙貌倾覆，故我茂陵马服村合族父老公议，重为循之改作山门一间，创建乐舞楼一座”，证明这时祠庙已经不存在了。乾隆年间重修祠庙时记载，该村已有“伏波居里”的名称，今天称“伏波古庄”。现在就有人依据“马公讳援故里”和“伏波古庄”四个大字硬说毕公村为马援故里，实在令人费解。因为马援是茂陵县人，毕公村从未设过县治，焉能成为马援故里？而且这位督邮竟然称马超为“皇清威候”，可见其历史知识等于零，其刻字也极不可信。故里和“伏波古庄”只是马氏后裔在此居住时借用祖先官衔或名讳命名的村庄，与马援故里没有任何关系。犹如本人所在的扶风县马家村城门上就有“文渊启佑”四个大字，也正是借用祖先名讳而已，并非马援故里。从光绪十四年刻文“故我茂陵马服村合族父老公议”的文字，证明当时仍不忘祖先兴隆于茂陵县。马家村现存嘉庆五年碑上也刻有本村马姓从槐里迁来之记载，都是不忘茂陵县之明证，因为兴平县两汉称槐里县（今兴平市），故以槐里相称。
如此明晰的问题，碑石论者却并不以为然，硬说毕公村为马援故里。从上世纪九十年代起，就不断鼓噪，1997年在杨凌有关机构的支持下，出现了许多奇谈怪论和设计了新的祠庙以及附属建筑，包括“毕公将军庙”，规划占地17.5亩，拟建殿房15幢、天桥3座、旗杆4座、石狮4座、辕门2座，并邀请全国著名学者赴杨凌参加马援学术讨论会，本人也在受邀之列，并未与会。这个规划是否实施不得而知，竞然把伏波将军称为“毕公将军”，堪称天下一奇。
另外一奇就是祖庙建立的具体时间。光绪时在乾隆碑刻文中明确记载“祖庙之迹，不知建于何时”，但现在就有人说建于东汉永平十七年，而且得到汉明帝的“恩准”（见马宽绪《马援故里毕公村》），与历史事实完全不符。事实是“至十七年（永平）援夫人卒，乃修封树，起祠堂”。直到现在援夫人安葬在何处，一直是个谜，按情理推之，有两种可能，一种可能是合葬马援陵，但马援陵旁坟头数百，找不到援夫人坟。如果这里有夫人坟，肯定大于一般平民坟，虽然当时起坟宏大，受到太后批评，子孙进行了削减，应该仍为大坟。如果夫人合葬马援陵，祠堂当然就在这里，绝不会修建在毕公村，难道毕公村有援夫人坟？这种偷梁换柱、移花接木的手法实在令人可恶。在中国历史上战乱无计其数，每次战乱人口死伤大半，村庄被毁，绝无两千年前的村庄存在下来，从关中古建筑保存情况就可以证明。今天关中地区唯一的古建筑就是韩城市文庙的元代建筑，再没有一处是元代以前的建筑了，哪里还有元代以前的村庄！毕公村也就是明清时代的村庄，并不古老，焉能成为马援故里！
援夫人安葬地点的另一种可能就在洛阳附近。因为她住在洛阳，后来病卒于洛阳，如果因马援尚未昭雪，不便于与马援陵合葬，就应在洛阳附近安葬。由于夫人安葬地点难于确定，祠堂到底建在哪里也就无从知晓了。但绝不会在毕公村，更不是明帝“恩准”建祠的。在永平时代，尽管有马皇后，但明帝一直对马援很低调，所绘画开国功臣二十八人中就没有马援像。“东平王苍观图，言于帝曰：‘何故不画伏波将军？’帝笑而不言。”这就证明在昭雪前，连像都不敢画，哪里还能起祠呢？由此证明，毕公村马援祠是明帝“恩准”修建的，只能是一种臆说，东汉时连村庄都没有，哪里来的祠堂？事实证明,马援是茂陵县人,与毕公村没有任何关系，碑石论者可以休矣！
扶风县法门镇马家村马援庙遗址，此处马援庙建于明代，现已毁。庭院原占地十亩，供奉有马援和其女马皇后等人的牌位，周边建有魁星阁、文昌庙等，庭院外有官地300余亩，其收入用于每年春节、清明的祭祖活动，今仅存清嘉庆五年“开宗始祖伏波将军庙碑”及民国六年“重修魁星阁碑”各一通。马家村旧门楼上原有“文渊启佑”石刻一方，今也已不存。马援第五十二代孙、著名历史地理学家马正林教授的老家即在马家村。在马家村做考察时，本刊记者巧遇了马援第五十三代孙、马正林教授的侄儿马周全先生，马周全先生原为法门镇二中历史老师，性格爽朗、知识渊博，为我们详细介绍了马家村马援庙的情况，此图片即为马周全先生在为我们讲解马援庙仅存碑刻。
陕西省杨凌毕公村马援庙。现存山西柳林县所修的《马氏家谱》里说马援一家曾从茂陵迁至原属扶风县、现属杨凌区的的毕公村（原来名叫伏波古庄），因此有不少人将毕公村当作马援故里，并在此修建了马援庙，但马正林教授认为《马氏家谱》记载有误，同时考证指出：“伏波古庄”只是马氏后人在此居住时借用先人之名而命名的村庄，与马援故里毫无关系。马援故里应该在今天咸阳的兴平市。毕公村马援庙大门门头上写有“伏波古庄”几个字，又挂着“毕公村村委会”“党员活动室”等牌子。门前两通石碑，分别是马来西亚和台湾的马氏后裔前来寻根问祖时所留。
“薏苡明珠” 壮士蒙冤
马援一生大部分时间是在战场上度过的，战功赫赫，唯独最后一战受到挫折，但并非用兵不当造成的，而是当地瘴毒肆虐，士兵多病，马援也染上了重病，不得不停止前进。当时征讨五溪蛮（今湖南省西北境），有两条进攻路线，即壶头山一线和充县一线。“及军至，耿舒欲从充道，援以为弃日费粮，不如进壶头，扼其喉咽，充贼自破。以事上之，帝从援策。”证明主将、副将对进兵路线虽有分歧，但最后拍板的是皇帝。实际上两条路线虽然远近有别，但瘴毒肆虐的地理环境却是一样的。其实，马援进兵壶头山占据有利地形是完全正确的，军事受阻并非路线错误，而是恶劣的地理环境所致。但耿舒却不以为然，即上书其兄好畤侯耿弇，极言马援进兵路线之错，造成战争失利，“今果疾疫，皆如舒言”。“弇得书，奏之。帝乃使虎贲中郎将梁松乘驿责问援，因代监军。会援病卒，松宿怀不平，遂因事陷之。帝大怒，追收援新息侯印绶。”这宗冤案的起因是耿舒、耿弇，主谋是驸马梁松。梁松所以对马援“宿怀不平”，是因为马援曾批评过这位骄横的驸马爷，他一直怀恨在心，加之他曾看望过病中的马援，未被以官礼相待，更愤愤不平，总想趁机报复。另外，马援诫兄子书中说季良行为不端，良仇人上书告状说，“梁松、窦固与之结交，……书奏，帝召责松、固，……松、固叩头流血，而得不罪。”这就使梁松更加仇恨马援，“遂因事陷之”，制造了这宗天下奇冤。但恶人终有恶报，永平四年，“陵乡侯梁松下狱死”，也算为马援报了一箭之仇。
这宗冤案的另一主谋就是与马援同姓、同朝为官、为将，一同与马援征五溪蛮的副将马武。当时，“南方薏苡实大，援欲以为种，军还，载之一车。……及援卒，有上书谮之者，以为……皆明珠文犀。马武与於陵侯侯昱等皆以章言其状，帝益怒”。可见“明珠文犀”奇冤是马武一手制造的假案，连皇帝都欺骗了，其人品质之恶劣昭然若揭。马武为光武帝的同乡，都是南阳人，是跟随光武帝最早的战将，也是光武帝最信任的爱将。马武是个老粗，但作战勇敢，在光武帝面前说话很随便，光武帝从不计较。马武“以章言其状”诬陷马援，光武帝自然会深信不疑，“帝益怒”就是明证。马武诬陷马援，使薏苡真的成了“明珠”，使这宗冤案也成了铁案，长期得不到昭雪。马武与马援一起征战，对马援的为人处事了如指掌，但却一定要诬陷马援，就是为了达到不可告人的目的。其一是把军事受阻的责任完全推给马援，以洗白自己；其二是投帝所好（后文谈到），巩固自己的地位；其三是打击、压制扶风马姓荣显，以抬高南阳马姓的地位。这第三点特别明显，因为扶风马姓在当朝为官的人很多，马援之女又为太子妃，而南阳马姓封侯者虽然有马武、马成两人，但宗族却并不荣显，这当然是马武所不允许的。由此可见，马武明知为冤案，还要进一步“以章言其状”，制造“薏苡明珠”，罗织罪名，落井下石，其用心之陷恶不言自明。现在竟然有人说南阳马姓与扶风马姓同宗，南阳马姓是从扶风迁去的，完全是一派胡言，毫无根据。这从马武制造假案诬陷马援的表现就可以证明这一点。南阳马姓从何而来、以谁为立祖人都不得而知，与扶风马姓有什么关系？如果三马为同宗同族三人，他们又是同龄人，谁的辈分高、谁的辈分低也不可知。如果真的三马为同宗同族，为什么马武不但没有怜悯之心，反而捏造罪名诬陷马援？当如何解释？“薏苡明珠”天下奇冤，过去多以为梁松所为，实际上真正的罪魁祸首是马武，实在可悲、可耻！
这宗冤案的拍板人当然是刘秀，刘秀后来也知道错了，不再追究，为什么不昭雪，这就要从中国帝王的用人之道说起。在中国历史上凡开创江山的帝王，在开创江山期间尽量招揽优秀人才，并委以重任，但当得到江山，国家稳定以后，帝王考虑的主要问题就是如何巩固江山。如何巩固江山的主要手段就是怎样驾驭好功臣，对存有二心的功臣必须清除，每朝每代都在斩杀功臣就是例证。马援一贯处事低调，从不居功，但他不是南阳豪强集团，刘秀当然对他存有戒心。既然已经定为错案，只好以不昭雪了之。这样以来，既保住了自己的脸面，又保住了爱将马武、爱婿梁松不受处分，又可压制扶风马姓势力，真是一箭三雕，何乐而不为呢！刘秀知道错了，不再追究，就是不昭雪，道理就在于此。
到了汉明帝时代，援女已立为皇后，应该说为马援昭雪的条件已经具备，但也未能昭雪。因为在明帝看来，父亲定的错案，儿子改正了就等于打了父辈的脸，所以连马援的像都不敢画在云台，那里还敢昭雪呢！
只有到了章帝即位以后，爷孙的关系已不像父子那么亲密了，母亲已成为皇太后，“母子慈爱，始终无纤介之间”，“常与帝旦夕言道政事”，这就不能不为外祖父昭雪了。建初三年(公元78年)“肃宗使五官中郎将持节追策,谥援曰忠成侯”。一桩冤案从建武二十五年（公元49年)拖到建初三年才得以昭雪,一直拖了二十九年，由此可见帝王的用人之道多么残忍，正如曹操所言，宁愿我负天下人，绝不能让天下人负我！
魂归故乡 福地安息
建武二十五年(公元49年)马援病亡于前线，灵柩运回到家中。当时马援家族都居住在洛阳，这个家当然在洛阳。由于削去侯爵，成为待罪之人，已不能回祖茔安葬，如何安葬就成了问题，而且家属也不明白马援因何得罪。“援妻孥惶惧，不敢以丧还旧茔，裁买城西数亩地槁葬而已。宾客故人莫敢吊会”。因为灵柩不能长期放置家中，只好在城西暂时“槁葬”。这里的城西只能是洛阳城西，过去好多人在今扶风县境寻找能作为城西的城，完全是找错了地方，也不合情理。槁葬当然是草草安葬，也就是临时安葬，等待弄明事情真相后再正式安葬。“严与援妻子草索相连，诣阙请罪。帝乃出松书以示之，方知所坐。上书诉冤，前后六次，辞甚哀切，然后得葬”。经过六次诉冤和云阳令朱勃的申冤，皇帝也知道错了，但不昭雪，只是不再追究，家属才进行了再次安葬。
马援是扶风茂陵人，既然不能回茂陵旧茔安葬，就只好在家乡右扶风地区另找茔地。右扶风虽然是马援的故乡，但管辖范围广阔，茔地选在那里也颇费周折，首先要考虑风水宝地，其次还要考虑当时所处的社会环境。从关中西部地区的特点来说，东部地势低下，西部地势高土层深厚；东部经济发达、人口多，西部经济落后，地广人稀。经过精心选择后，终于把新的茔地定在了右扶风的西部地区，即今扶风县西伏波村马援陵的所在。为什么选择在这里？这是因为这里远离长安城，不易引起重视，避免非议，也与马援死后的处境和身份相符。尤其是今扶风县城西、南有湋水河，东北有七星河，两条河流在县东关相会，然后蜿蜒东去，不是游龙，胜似游龙。县北、西北就是著名的岐山山脉，周原就在山南，缓缓向南倾斜，而600米高地在扶风县西向南大弯曲，犹如巨龙突然昂首，而马援陵墓就位于原头大弯曲的前区，山环水抱，是真正的风水宝地，贵不可言。其位置正好在古代周原的中心，与周原交相辉映，相得益彰。周原是周、秦的兴龙之地，是周公制礼作乐之地，是中国各种典章制度的发祥之地，是中国古老文化的起源和传播之地，是中国农耕文明的兴起之地，是佛教宝刹法门寺的最早建立之地，文脉深厚，民风淳朴，在这里选择茔地，实在是最理想不过了。由此证明，对马援茔地的选择是精心策划，经过风水先生最后敲定的。虽然安葬时并未昭雪，但皇帝不再追究，仍然是按文武大臣的规格安葬的，从现存的陵墓可以得到证明。马援陵墓呈覆斗形，南北长28.5米，东西宽25米，周长107米，高6米，显然不是一般坟墓所能达到的规格。马援陵墓已经存在了将近两千年,风吹雨打仍然如此高大,当初的规模肯定比现在高大多了。这就说明当初设计时就是按咸阳原上文武大臣坟墓规格设计的，所以直到今天马援陵墓仍可与咸阳原上的文武大臣坟墓相媲美，只是伯仲而已。
扶风县伏波村马援墓，位于扶风县城西约4公里处的伏波村，墓冢呈覆斗形，南北长28.5米，东西宽25米，周长107米，高6米，原墓地占地十亩。墓前仅存碑刻两通：一是乾隆二十九年（1764年）马氏后裔所制的“始祖伏波将军马公讳援墓”，二是乾隆四十一年（1776年）扶风知县熊家振立、陕西巡抚毕沅书“汉伏波将军马公墓”，还有一块文物保护碑。马援墓现为省级文物保护单位。
马援蒙冤，虽然身后安葬过两次，但终于魂归故乡，身卧福地，真是天意啊！马援是扶风人,今天的扶风虽然辖地小了许多,但名称未变，含意依然光辉无比。“扶助京师，以行风化”仍然是扶风名称永恒不变的定义。今天的扶风县也就是右扶风的延续，诗情画意永驻。扶风县马援文化研究会依托马援陵墓研究马援创造的巨大精神财富，与周原文化相衔接，取长补短，必将不断创造新的文化精品，丰富中华优秀文化的宝库，让马援铸就的爱国主义精神永放光芒，光照千秋。
落叶归根，马援也终于魂归故乡，身卧福地,也可安慰其在天之灵了。文渊启佑，子孙兴隆昌盛。
拓疆稳边安民续汉南海丝路创伟业；舍身报国竭力济贫北斗人生照汗青。
（本文作者马正林，陕西师范大学教授，马援第五十二代孙。本文凡未加注的引文均来自《后汉书•明德马皇后纪•马援列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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