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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语：
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强调，要深入实施区域协调发展战略、区域重大战略、主体功能区战略，把推进新型城镇化和乡村全面振兴有机结合起来，加快构建优势互补、高质量发展的区域经济格局。
作为我国县域经济协调发展的典范，晋江地区通过联户集资、鼓励企业竞争，培植壮大产业，逐步形成多个产业集群，并在统筹城乡等方面不断探索符合晋江实际的县城现代化之路，形成了独特的“晋江经验”。
IPP研究员李婷指出，晋江模式实际上贡献了一种新的区域协调发展机制，优势就在于依托并保存产业集群优势，强化企业的社会责任承力，提升公共服务开放性，提高劳动力转移的质量和回报，实现区域协调发展。
区域协调发展战略，是关乎我国高质量发展全局的重要战略举措。自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提出区域协调发展战略以来，各层级、各地党和人民政府出台了一系列政策措施来推进和实施这一战略。
2018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建立更加有效的区域协调机制的意见》出台，建立了区域合作、互助和利益补偿机制。2024年政府工作报告，继续强调推动城乡融合和区域协调发展，大力优化经济布局的重要性。
从晋江的经验和面临的问题看，提升区域协调发展效率的关键在于调整区域协调发展机制。
晋江是一个神奇的地方。
这里以纺织鞋服、食品和建材等为主导产业，不少的品牌企业生长于村庄，即使走出村庄之后依然与分布在村庄的大量中小微企业、家庭作坊之间，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2023年到这些企业和工厂调研，刷新了我对晋江企业的认识。
“企业办社会”，是晋江企业的一个典型特征。企业会定期向学校、医院捐赠，支持地方办学，建设医院。很多企业不仅有自己的食堂和宿舍，宿舍有单人间、夫妻房甚至是可以带小孩的家庭房。
一些规模较大的企业还有自己的幼儿园，周边的小学、初中甚至高中都向外来的农民工家庭开放，基本能做到全覆盖。父母可以选择在周边租房子带小孩，也可以在厂区宿舍的家庭房带小孩。这类企业给人一种“工厂社区”的感觉。
一次访谈结束，正巧是放学时间，大量背着书包的小朋友放学后进入到工厂的宿舍区。厂区和宿舍区相对分离，宿舍区有供孩子们活动的体育设施和公共空间，而旁边的几间厂房中，机器正在不停歇的运转，家长正在里面上班。
在晋江，如果员工有需求，企业不仅要为员工提供食宿，还需要为他们的孩子提供学位，否则就很难招到，即使招到了也留不住工人，尤其是高度稳定、夫妻一方或者双方都有一定技术的夫妻工。而那些没有生活在厂区的工人，他们也同样能够享受企业办社会的好处。
除了助学和助医以外，企业家还会积极参与村庄建设，包括一些活动中心、广场和道路等基础设施的建设，而企业的不少员工生活在村庄内的出租屋中，并从中受益。
公共服务和基础设施的优化，并且向外来农民工开放，有助于外来农民工家庭的稳定、有序发展。
在这一发展模式下，外来的农民工，尤其是夫妻工不仅能够依托“收入不低，支出不高”的家计模式实现家庭积累和发展，还能够享受完整的家庭生活，参与到孩子的陪伴和教育中。
不少长期在晋江工作的夫妻工，在这里安了家。即使没有安家，也实现了不错的家庭积累，有的在老家买了房子。相较于老家的留守儿童，孩子成长问题也相对较少。
将基本公共服务向有需要的外来农民工开放，降低家庭再生产的成本，提高家庭再生产的质量，十分关键。这实际上在发达地区已经成为了一种新的趋势，这一方面是因为相比于一代农民工，二代农民工对于家庭发展和家庭生活有了新的需求，外出务工不仅要赚钱，还希望在务工地能够有完整的家庭生活，能够照顾小孩。
这一代留守儿童与之前留守儿童的成长环境有很大差异，教育失败的风险在增大，爷爷奶奶无能为力，也促使他们想要将孩子带在身边。另一方面，务工地公共服务供给并向外来务工人员开放的能力和动力增强。
从团队到各地调研的情况看，晋江比很多发达地区要做得更好。除了地方社会教育竞争内卷的程度相对较低，对于外来人口共享教育资源的排斥程度更低这一原因以外，企业积极主动承担了更多的责任，是重要前提。
而企业有能力和动力承担更多社会责任，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的原因：
第一，这与晋江的产业模式有关。产业集群的竞争力强，企业品牌化和产业升级方面做得比较好，利润相对较高，为企业承担社会责任提供了基础。而企业品牌化对产品质量稳定的需求大，因而对产业工人稳定性的要求也相对更高，因此也更加有动力为员工提供更好的福利。
第二，这与土地增值收益的分配模式有关。很多企业家是本地人，其生产深度嵌入本地社会，通过从集体分配和私下交易等方式，拥有了自己的厂房和物业，而不是像珠三角地区的很多企业需要从集体或者个人手里租用厂房。降低生产成本的同时，也提升了企业家承担社会责任的能力。
第三，这与企业组织能力有关。企业家组成的行业协会，会定期组织企业家量力捐赠，那些没有捐赠的企业家，不仅会脸上无光，也会影响声誉，从而会影响他们在地方做生意。在纳税之外，企业家承担了社会责任有了进一步的制度保障。
第四，宗族社会也起到了一定的作用。在宗族社会中，积极为地方社会做贡献的集体氛围和要求，声誉回报的积极反馈，社会价值的实现，也进一步增强了作为本地人的企业家积极承担社会责任的动力。
有着600多年侨乡发展史的福建晋江梧林村 图源：新华社
从这一点出发，晋江模式实际上贡献了一种新的区域协调发展机制。这种协调发展机制的优势在于，依托并保存产业集群的优势，加强企业的社会责任承担能力和动力，提升公共服务开放性，提高劳动力转移的质量和回报，来实现不同地区城乡居民的协同发展。
相比较而言，推动产业从发达地区向欠发达地区转移，是当前推动区域协调发展的另一种重要机制。
这一区域协调机制的基本思路是，通过企业的流动来推动资源向欠发达地区流动，让欠发达地区的农民能够在地实现家庭积累和发展。这一模式的优势在于，劳动力可以就地就业，不用面临背井离乡的问题。
其问题在于，要实现上述目标，不仅要在欠发达地区花大代价再造产业生态，还要通过调整土地指标配置倒逼企业重新布局。虽然有部分欠发达地区因为资源禀赋和特殊区位等原因在承接产业转移方面获得了某种成功，但产业生态再造失败，企业布局调整偏离市场规律和自身需求的情况更加普遍。
其结果是“有土地指标的地方引不进、留不住企业，而对企业有吸引力的地方却没有土地指标”，发达地区企业和产业集群的整体竞争力下降，欠发达地区产业园空置率高，资源浪费。
当前产业转移面临的一个现实处境是，我国工业化已经进入到中后期，长时间企业用脚投票，已经确定了基本的产业布局，尤其是一些传统产业。传统产业集群的优势已经形成甚至固化，对企业产生了强大的吸引力，强力推动也难以改变。
那些有转移空间的产业在几十年政府推动下和企业的自主选择中完成，其他没有转移的，很大可能就是没有转移空间。经济下行期，产业转移的不确定性和风险进一步提升，进一步弱化了产业转移的动力。
在小单快反的发展模式下，企业对布局在发达地区的产业集群有更加刚性的需求。以美国为首发动的贸易战，使得外贸单在不断减少，而外贸单主要以规模单、计划单而不是小单快反的方式完成，是产业转移空间较大的领域，导致产业转移的空间进一步被压缩。
在全球供应链竞争愈发激烈的当下，保存既有产业集群的竞争力，而不是消耗其竞争力，变得愈发重要。
以上种种，都意味着推动产业转移的空间和必要性在下降。如果强力推动，必然会导致区域协调发展以发达和欠发达地区都没有得到发展而收场，陷入一种低水平均衡状态。
晋江就面临这样的问题：很多腰部企业虽然有就地扩产能，布局产业链的其他环节以应对当前经济下行和贸易战冲击的动力，但是因为土地指标有限，很多企业无法就地扩产能，只能向江西、河南和四川等地转移。但是靠近产业集群布局，是企业提升竞争力的关键。
晋江的纺织鞋服产业集群，在全国和全球都具有竞争力。
以运动鞋这个赛道为例，企业在中国鞋都和国际鞋坊城等地，所有面辅料在两个小时内可以找到，不仅如此，还可以及时获得相关的信息、知识和问题解决方案。
这一产业生态所孕育出的人才、资源和信息集聚，快速反应能力和政府服务企业的专业性等，作为综合成本下降的保障机制，是欠发达地区仅仅降低劳动力和土地成本等无法比拟的。
基于此，在形势不明朗的情况下，很多企业在无法就地扩产能时，同时也放弃了在中西部地区布局的计划，进入到一种保守经营的状态。
而少数企业有动力在中西部地区布局，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地方政府给的优惠政策力度大，有的地方不仅免费提供厂房，减免税收，甚至提供设备。
但是很多理性和稳健的企业，对于这一行为也诸多抱怨，因为当前产能过剩的情况下，这类不理性的投资不仅不符合市场规律，还会加剧产能过剩问题，对整个行业的良性发展不利。
而“招商投资”作为一种新的趋势，即政府招商引资的过程中因为招商空间越来越小，难度越来越大，不得不进一步加大政府投资来提升竞争力，已经成为一种趋势，将会加剧上述问题。
这一问题不仅仅是晋江的问题，而是当前推进区域协调发展面临的一般性问题。
我们需要改变以推动产业转移来实现区域协调发展机制为主导的现状，而以积极提升产业集群地（主要是发达地区）基本公共服务开放性和效率，推进劳动力高质量转移的区域协调发展机制为主导，辅之以产业转移。
在 少数有产业转移空间的地区以产业转移为主导，而其他地区则以劳动力高质量转移为主导，在此基础上给予产业集群地提升产业集群竞争力以充分、必要的土地指标。
而大部分没有产业转移承接空间的地区，则应该加大财政转移支付的力度，将资源用于公共服务和基础设施改善。
★本文作者：李婷 华南理工大学公共政策研究院 副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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