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5月12日，中央决定以中原局为基础成立华中局（12月改称中南局），领导河南、湖北、湖南、江西、广东、广西省委及武汉市委、广州市委，任命林彪为第一书记，罗荣桓为第二书记，邓子恢为第三书记。中原军区领导机关与四野领导机关合并，改称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四野战军兼华中军区（1950年1月改称四野兼中南军区）。
从管辖的人口和军队的兵力和战斗力来说，中南大区在全国各大区中都是第一。成立大会在开封的河南大学大礼堂举行。
会前，秦忠和原新四军五师的几位干部在走廊上遇到了林彪、罗荣恒、李先念等领导。李先念在向林彪介绍秦忠时特别强调：“秦忠，这也是我们湖北黄安人。从红军干起，作战勇敢，指挥灵活。中原突围两次掩护主力部队脱离危险，特别能打。”
林彪握着秦忠的手，回头对随行秘书说：“把他的名字记下来。”
半年后，时任华中军区军政大学（后改名为中南军政大学）二大队大队长的秦忠接到了四野政治部的任命，担任新组建的中南军区公安纵队副政委兼师政治委员。这一任命，是否与之前与林彪的那次见面有关，不得而知，不过，又要带兵打仗了，秦忠很是兴奋。
秦忠，1917年11月出生于湖北省黄安县（现红安县），1928年初参加革命工作，1930年1月参加红军，1933年4月加入中国共产党，中原突围前担任中原军区干部教导团政委。
日本投降后，躲在西南大后方的蒋介石开始下山摘桃子。中原军区战略地位重要，深入国统区的腹心，被蒋视为眼中钉。国民党调集30多万兵力，从日本投降开始即加紧包围和蚕食中原解放区，企图消灭中原军区的部队，打通国民党军向华东、华北和东北进军的通道。
国民党方面认为中原军区与其他解放区隔断，是嘴边的肥肉，因而对我方提出的将中原军区主力部队撤出中原地区，转移到皖东或华北解放区之事横加阻挠，无理拒绝。
到1946年6月，中原解放区面积被压缩到原来的十分之一，国民党军已将中原军区部队包围在以宣化店为中心、方圆不足百里的罗山、光山、商城、经扶、礼山之间的狭长地带。
面对严重的情势，我方一方面在政治上积极努力，尽力争取和平转移，但也准备和平转移不行就实行突围。
中原军区在突围前做了多种准备，一是实行整编精简，让部队更具战斗力；二是复员、隐蔽一批老弱人员，这一部分有万人左右；三是分散转移一批干部和非战斗人员到其他解放区，计有一千余人；另有根据军调小组达成的《汉口协议》，以火车北运伤病员、眷属及随车医护人员，计有740余人。到中原突围时，中原军区兵力为五万余人。
中原军区干部教导团编有三个大队，其中两个战斗队一个学员队，学员是新四军五师各部队营、连级干部，还有地方区、乡级和少数副县级干部。全团三千余人。
1946年5月，为了充实部队，教导团奉命解散，分编到其他战斗部队，团级干部到中原军区干部大队等待分配新的工作。
教导团团长刘孝德（开国少将）根据组织决定随伤员北撤。秦忠的妻子谢建华此时已怀有身孕，组织上安排她担任重伤员二队党支部书记（对外称护士），随伤病员一道转移北上，但是在广水车站登车时遭国民党军阻挠，谢建华和一部分人员被阻撤回，后化装转移到晋冀鲁豫解放区。
组织上本来准备安排秦忠化装转移，但是秦忠认为，自己在部队十几年，无论从口音、姿态和气质都是一副军人的模样，化装转移并不适合。他认为，当年四方面军第四次反围剿失利后，两万人的红军硬是凭着枪杆子打了出去，西进四川开辟了川陕根据地。如今，中原军区有五万多部队，一定能够冲出重围。于是，他向组织表示不离开部队，要随队突围。
6月26日，中原突围开始。秦忠被安排随一纵三旅9团行动。
中原突围主要分南北两路：
北路由李先念、王震指挥，主要有中原局、二纵13旅、15旅45团、359旅、干部旅，河南军区独三旅第7团（该旅只一个团）和陕南游击队负责接应。
南路由王树声指挥，主要有一纵二、三旅，先期行动的江汉军区部队独一旅等。
原计划二纵15旅43团、44团掩护南路军突围后再北上跟随北路军突围，由于敌情严重，被迫跟随南路军一起突围。
一纵一旅和鄂东军区独二旅伪装主力，负责牵制敌人，掩护两路主力突围。
突围计划很复杂，也许这是各个山头主义最终妥协的结果。如果一切如预计，我军主力当可按照计划顺利突围，然而，由于国民党军反应太过迟钝，在我军突围三天到达平汉线附近后方才反应过来，但也正因为国民党军指挥系统的迟钝，无巧不巧的打乱了我军的计划。
按照命令，一旅伪装主力就地坚守三天后可自行选择方向突围。由于国民党军的迟钝，这三天并未发起凶狠的进攻。
三天后，一旅完成了任务，迅速向苏皖解放区突围，一路跑得飞快，而南北两路主力则陷入苦战，大批敌军向我主力蜂拥而去。本是用牺牲掩护主力突围，结果却成了主力掩护自己突围。
关于中原突围的具体情况，可参看我之前的文章，在此不多叙述。
秦忠跟随的是南路军，主力一纵编制如下：
一旅：（原皮徐支队，旅长皮定钧）
1团：原皮徐支队35团（由太行769团抽调建制班，部分县大队抽调建制连组成）、太岳59团一部组成。
2团：原皮徐支队3团（前身为太行新一旅组建的3团）、太岳59团一部组成。
3团：原新四军5师14旅40团（原5师特务团）
二旅：（旅长张才千）
4团：原水东8团（沿革为115师晋西支队2团、115师教3旅8团）
5团：原嵩岳军区4支队，延安385旅770团主力（1、2营）
6团：原新四军5师14旅41团
三旅：（旅长闽学胜）
7团：原嵩岳军区6支队，太行13团
8团：原嵩岳军区2支队18团，太岳18团
9团：原新四军5师14旅42团
可以看出，一纵部队主要由老八路组成，战斗力强，完全可以媲美刘邓大军最早组建的太行、太岳和冀南三个主力纵队。
与几个老八路的主力团相比，3、6、9团由新四军5师14旅的部队编成，虽然很多基层指挥员是老红军，但是部队多是由地方武装升级，打的大仗少，战力稍弱（新四军五师主力是13旅，其次15旅）。
6月29日，天降暴雨，部队来到平汉线附近，遭遇国民党整编六十六师宋瑞珂部的阻截，该师战力很强，47年刘邓大军消灭该师时打得很苦。
在一条小河边，秦忠巧遇老首长一纵司令员王树声和副司令员刘昌毅。
“秦懋书（秦忠原名），你怎么在这里？现在在哪个部队？”王树声问。
“我现在没有分配职务，在九团，跟着走。”
刘昌毅：“伙计，几年没见了，你一直在哪里？”
“两位司令员，我长话短说，我随三五九旅南下后在五师干部教导团当政委。”
王树声对刘昌毅说：“我看不能让小秦闲着，你给他找点事做。九团还有没有位置？”
“九团的团长政委都有了。”刘昌毅答道。
“那就让他先干副政委吧！”王树声正说着，九团政委周凯跑了过来，他向王树声和刘昌毅敬礼。
刘昌毅对周凯说：“周政委，你来得正好。秦懋书现到你团任副政委。你告诉郑团长，说这是纵队任命的。”
“是！知道了。我先随队走。”周凯向两位司令员敬礼，同秦忠我握了握手说了声：“我在前面等你。”说完拔腿就去追队伍了。
王树声说：“秦懋书，部队马上要过平汉路了，正是要看你用劲的时候。”
“是！司令员，我马上归队。”
军情紧急，战争年代的干部任命就是这么简单，远不是现在这样又是党委讨论又是干部测评这么复杂。而秦忠也根本不计较个人得失，只要能有仗打，能为革命做工作，不在乎从一个正团一下子就变成了副职。老一辈的革命家值得我们后人好好学习。
根据九团团长郑焰辉分配的任务，秦忠与参谋长负责带二营行动。一天后，秦忠带部队投入了激烈的战斗——突破平汉线。
令秦忠深受感动并深感遗憾的是一位不知姓名的三班长。
7月1日，五团、六团撕开了敌防线的一个口子，部分部队冲过路西，但是缺口很快就被敌军援兵封闭。
前方几个碉堡形成交叉火力封锁着铁路，从俘虏口中得知，碉堡前是地雷阵。大批部队被阻在路东，后面整编七十五师的追兵越来越近。
“四连，炸掉那个碉堡！机枪掩护，给我封锁住碉堡的枪眼！”秦忠下了命令。连续两个战士抱着炸药包冲出去，都被打倒了。
“我是共产党员，我去！”，这位三班长军事技术过硬，利用火力死角接近了碉堡。然而，轰的一声，地雷爆炸了。就在秦忠准备再派人时，只见三班长爬出土坎，向着敌人的碉堡滚去，随着一连串的爆炸，这位共产党员用生命为部队趟开了一条胜利之路。
趁着地雷爆炸的硝烟遮挡了敌人的视线，又有爆破手冲了出去，炸掉了碉堡。
缺口打开了，秦忠带着二营发起了冲锋，其他部队紧跟着也冲了过来。虽然沿途很多人被敌军侧射子弹击中倒下，但是大部队胜利突破了敌人苦心经营半年之久的所谓“钢铁封锁线”。
十天后，部队来到了襄河以东，整编第六十六师第十三旅、一八五旅、一九九旅，整编第七十五师第六旅，整编第三师及整编第四十一师，三路敌军合围过来。
连日的暴雨使得河水猛涨，河水湍急，河面宽达千余米。为了阻止我军前进，敌保安团控制了沿河大部分渡船，我军只得使用缴获的少量船只渡过滔滔大河，渡河速度非常缓慢。
敌发现我渡河后，整编七十五师十六旅从河西赶来堵截，与我前卫四团激战；后面的敌军加紧往前赶，与我后卫部队激战；天空则是飞机轰炸扫射。敌军妄图将我军歼灭在襄河以东。
这是一场生死之战，最终，我军在付出重大牺牲后，主力7000余人渡过襄河。
由于敌军封锁了渡口，担任掩护任务的三旅八团、二旅六团两个营及纵队警卫团和机关人员一部约2500人被隔断。该部在三旅旅长闵学胜率领下北上伏牛山，最终与北路军汇合，参加豫鄂陕根据地建设。
担任闵学胜部后卫的六团二营后又与主力失散，转战至大洪山区与坚持就地斗争的江汉支队汇合，编为二大队。坚持了数月后，江汉支队被迫南下与主力汇合，二大队仅余60余人。
虽然渡过了襄河，但是敌情依然严峻，之后可以说无日不战。
7月21日，在刘昌毅的指挥下，七团在九团的配合下杀了个回马枪，一个反冲击打退了冒尖的追兵，将一个多团的敌人包围在石花街镇。晚9时许，前卫四团在十五旅四十四团配合下拿下了黑山口，打开了通往武当山区的道路。
纵队命令：停止攻击，继续西进。现在看来，这个命令值得商榷。
此时前进的通道已经打开，虽然后面追击的敌军主力正在逼近，但是如果能够下定决心，集中优势兵力吃掉被包围的这一个团的敌军，给敌以震慑，使敌不敢追我太近，对我之后鄂西北根据地的建设当有莫大帮助。
最正面的例子就是直罗镇战役，当然，大将跟伟人的差距不是一星半点。
进入武当山区后，人烟稀少，部队给养困难，被迫杀掉骡马充饥。连续的行军战斗，战士们很多鞋都磨烂了，只能用块布包着红肿的脚继续行军打仗。敌军各部则轮换着继续尾追我军，作为后卫的七团和九团几乎天天与敌接触。
艰苦的情况让一些人动摇，九团团长郑焰辉带着老婆开了小差，最后竟当了叛徒。纵队命令九团周凯政委改任团长，秦忠任政委。
8月12日，刘昌毅告诉秦忠，中央电告，敌整编第七十五师第十六旅第四十七团的一个加强营，已远离其主力有近一天的行军距离，纵队命令七团和九团坚决消灭这股敌人。
这则消息让秦忠感觉神了——这么远的距离，中央竟然连敌军的部署详情都知道。查了半天也不知道这个情报是哪位“峨眉峰”传送的，或者还未解密？
冠木河战斗过程和结果很简单：秦忠率九团二营佯败，将敌军诱入山谷。两侧的悬崖峭壁上是七团的二、三营，尾部九团三营用火力封锁退路，听到枪响后秦忠率二营返身杀回。
被挤压在山谷的800余敌军，战无法战，逃无法逃，除尾部少量未入包围圈外，悉数被歼灭。我军的损失微乎其微，仅轻伤一人。
此战后，敌人追兵基本只敢尾随，不敢跟得太紧。
8月27日，一纵与先期到达鄂西北的江汉军区部队汇合，接中央命令成立鄂西北军区，共14500余人。
部队有一纵二旅四团、五团，三旅七团、九团，二纵十五旅四十三、四十四团，江汉军区独一旅，及原地坚持不下转移而来的江汉支队800人（含二旅六团2营60人）。
中原突围战斗中，十五旅43团、44团损失很大，九月中旬，其主力1300余人奉命北上归建，参加豫鄂陕根据地建设。
江汉军区先期展开突围行动，损失不大，但是独一旅属于地方部队，战斗力与野战军有差距。
一纵部队虽然在战斗中有较大损失，但是四团、五团、七团这三支老八路队伍并未伤元气，比北路军苦战脱困后十三旅、十五旅45团、三五九旅等几乎无力再战的情况要好。
然而，军区领导机械地执行分散部队建立根据地的指示，将部队以营、连（甚至班、排）为单位分散开，握不成拳头。
鄂西北军区以七团和江汉二团组建了野战旅，但江汉二团不久后即改为第五军分区，机动打击部队实际上仅一个七团。
由于进入鄂西北后未能多打几个像冠木河那样的歼灭战，敌军气焰依然嚣张，敢于大胆地向根据地进攻。部队的分散，使得我军不能集中优势兵力，遇到稍大股的敌人啃不动、打不赢，只能不停地撤退与敌人绕圈子，部队损失大，相当疲惫。
敌军也知道我七团为主力团，集中兵力一直追着七团打。七团由于没有兵力优势，虽然战斗力强悍，但是也吃不掉大股的敌军，往往打成了消耗战。
如果，集中四、五、七中的两个团，再辅之以九团或江汉军区部队组成有三个团兵力的野战兵团，军区再掌握一个机动团，至少一半的部队作为打击兵力，一半的部队用于建设根据地，情况当不至于像后来那样不可收拾。也许，经过河西之后，王大将突然没那么猛了。
鄂西北很是有猛将的，比如刘昌毅，素有猛张飞之名，因在战斗中满嘴牙都被打掉，嘴被打歪，也被人叫”刘歪嘴”，人们的评价是比“少晋中”的那位猛得多。
更有改编八路时十三个主力团团长之一的老770团团长张才千，独立行动后带着四团1200人和部分江汉部队汇合，越打越大，最后组建中原独立旅、江汉军区，不依靠野战军，独立攻取了蒋军一个军防守的荆门，活捉79军军长方靖。
四野南下时，一支部队被击败（不说哪个军了），还被敌军抓了俘虏，第二天，湖北军区独一师（中原独立旅改编）出战，直接打垮敌军，可见战力之强。
伟人是了解张中将的，委以重任，张才千后任副总参谋长、武汉军区司令员。
对于军区分兵的策略，秦忠很有些看法，为此在会议上与军区领导顶了起来。王大将气得拍了桌子，刘昌毅看情形不对，赶忙将秦忠拉出了会场。
刘副司令也是不同意分散兵力，但是，王大将发起脾气来喜欢掏枪，这很多人都知道。长征过草地时秦忠就硬顶过一次，差点被王军长给毙了。
解放后，王大将主动给秦忠道歉，李先念在旁说和：“过去的事都过去了，我们现在活着就不错哟，好好建设我们的湖北吧！”
一万多人的鄂西北军区，面对的是敌整编六十六师三个旅、整编七十五师两个旅、整编第十师两个旅、整编七十六师一个旅及各县敌保安团、乡公所近十万敌军，国民党军在兵力上占有绝对优势。
粟裕在老根据地苏中有三万野战军，面对的是十二万敌军，与之相比，鄂西北的情况严重得多。
秦忠所在的九团与十五旅组建鄂西北第三军分区，秦忠任分区政治部主任兼九团政委。十五旅主力北上后，军分区部队主要就是九团，分散行动后，秦忠负责带二营行动。分散行动一段时间后，秦忠奉令带二营与分区司令部靠拢。
汪乃贵司令员一见面就问：“你还有多少部队？”
“有些伤亡，但还是一个整营建制，三个连都在。”
汪司令员说：“你还真不错呀，这边打的太苦了。十五旅走了以后，敌人以武当山为重点清剿，一营作为军分区的警卫部队压力太大，分散作战伤亡厉害。你拨两个连过来吧!”
“司令员说了算！”于是秦忠将五连和六连交给了军分区指挥。
看过《刘伯承元帅》的应该对汪乃贵印象深刻，汪司令作战勇猛，很受刘帅喜爱。改编八路时是769团副团长，很早就独立带一支部队行动（汪乃贵支队）。由于文化不高，打起仗来死打硬拼，汪支队并未发展起来。结果高开低走，解放战争末期王乃贵只是个师长，而769团的团长此时已是兵团司令。
秦忠充分发挥了我军善打游击战的特长，带着四连采用敌进我进的战术，从敌人的缝隙中穿插到敌军力量薄弱的地方，沿途收拢了七团、江汉军区二团、还有九团一营掉队、打散的人员共八十多人，又组建了一个连。
秦忠带着这支200多人的小部队，两个月的游击战打得有声有色，还与当地的洪帮拉上了关系，被推为帮中的“红旗大爷”。在洪帮的情报支持下，打掉了几个敌人的乡公所，解决了经费和给养，特别是冬衣。
11月中旬，洪帮通报情报，国民党军一八五旅开过来了。秦忠他们也看到了敌军写在墙上的标语：“活捉刘昌毅，消灭第七团”。
东面传来隆隆的炮声，秦忠判断这一定是我们的部队在同敌人战斗，于是命令队伍火速东进，迎着炮声一路疾驰。
刘昌毅见到秦忠喜出望外：“伙计，你来得正好。手上有多少部队？”
“两个连。”
“好，马上进入阵地！敌人已三面把我们包围。阙子清打了一天。你去南面那个山头堵住敌人，我们今晚突围。来不及说了，快去！”
“是！”
太阳落山后，我军发起反冲击，随后开始了突围。秦忠受命带着这两个连的部队掩护主力杀出重围。二百人抗击着两千多敌军的进攻，仗打得异常激烈，突破平汉线时打开通道的四连连长在此战牺牲。
七团突围后，秦忠带部队撤出阵地，继续担负主力的掩护任务。
江汉二团组建第五军分区后，野战旅撤销。十五旅主力（三、六大队）北上后，第九大队（二个营）随七团一起行动。
由于敌军认准七团是我军的主力，调集一个旅的兵力，日夜围追堵截，并有其他的部队协同封锁，使得七团几乎是天天打仗，日日行军，减员很大。由于是新根据地，部队的补充、给养、伤病员的安置都成了问题，此时的七团，仅千余人。
初冬时节，七团的战士们很多还穿着单衣，连日的征战，衣衫褴褛。看到秦忠带着的这两个连穿着新棉衣，这让红军时就在一个部队的老战友兼老乡七团团长阙子清羡慕不已。
据秦忠回忆：
三个旅的敌军围了过来，我军被围困在郧县的茅坪、马蹄沟一带，形势十分危急。敌人又一轮的进攻开始了，炮弹呼啸而至，整个阵地一片火海。
此时，刘昌毅副司令员为难地对我说：“懋书，七团打得很苦，减员太大，现在干部多，战士不够。七团干部编制都在，我不好给你安排呀！”
我说：“司令员，只要有仗打，你不用给我安排什么职位。”
“那好，我和你商量个事，你把队伍交给我统一指挥，你先带一个班设法突出去，去军区找王司令员（王树声），我带队伍打出去后去武当山，再向南靠，同军区会合。”
我说：“你放心。我一定突出去！”
秦忠一行11人从敌军的缝隙间穿了出去。武当山地广人稀，偶尔遇上人家就讨点苞米煮粥吃，大多数时间则是靠吃树皮、葛根、野菜充饥，数次遭遇敌军，都是打了就走，迅速摆脱。沿途多次遇到我军被打散或伤病掉队人员，因急于找到军区，担心非战斗人员多了拖累这支小部队，易暴露目标，因此未去收拢这些人员。他们在武当山区的深山老林里转悠了一个多月方才找到军区机关。
敌情日益严重，鄂西北军区及第一、二、三、五军分区部队和机关先后撤至荆门、当阳地区与第四军分区会合。
12月，七团作战失利，部队缩编为两个营。
1947年1月，七团部队在均县、房县和谷城交界的乌牛观一带被敌军包围，7团1营被打散，团长阙子清（后任湖北进出口公司经理）等不幸被俘。
刘昌毅收集了能收集到的部队，计有军区警卫团两个连和一个侦察队前去救援，不久与团政委何德庆率领的七团余部三个连会合，之后又与张力雄、张秀龙、汪乃贵所率的第一、第三、第五军分区余部会合，总兵力约1000人。
2月4日，鄂西北军区举行老馆观窝会议，决定除留少数部队坚持原地斗争，将撤至荆门、当阳的部队编入第四团和第五团，主力分路转移到外线，王树声、刘子久、文敏生、刘子厚等领导则化装转移。
刘昌毅率领七团余部及各支小部队因与军区主力隔断，独自向大别山突围，后在途中收容了部分被打散的五团人员。5月初到达皖西，与鄂东独二旅余部300余人会合，成立皖西人民自卫军（1000余人）。与刘邓大军会合时部队发展2000人，七团所部后来编入中野三纵37团，1949年改编为第10军30师90团。
与军区司令部会合后，秦忠被任命为五团副政委。
改编为八路军时，红四军红十二师改编为129师385旅770团。刘伯承、张浩率129师出征后，385旅旅部带770团留守边区，担负起保卫党中央的重任。
1944年10月，770团一分为二，团部带一、二营（二营6连与三营7连互换建制和番号）与359旅一同南下，旅部带三营继续留守延安。
1945年6月，副旅长陈伯钧率385旅600余名干部和老战士开赴冀热辽，之后归属东北野战军。
1946年385旅与警三旅合并，385旅番号撤销。解放战争时警一旅和警三旅整编为西野四纵，即后来的四军。三营编入四纵11旅31团。经历年整编，三营现为陆军11师32团9连，追溯渊源当为与7连互换建制番号的原770团2营6连。
兰州战役时，32团（彼时番号为31团）血战沈家岭，为消灭马家军立下头功。
解放后，11师是我军作战地域最广，参战时间最长的部队，一直战斗到70年代初还在打仗。特别是1962年决定性的西山口之战，11师带两个团以7天8夜飞兵贝利小道，截断印军5个旅退路，兵临提斯普尔，打印立下奇功。
关于十一师的事迹，可以参看以前的相关文章。
770团的两个营南下后扩编为一个团，即为一纵五团。在鄂西北时，江贤玉团长带5连因分散开辟根据地未能参加突围，1947年5月张才千率江南游击纵队北上时与主力汇合，仅余30余人。沈甸之副团长带领的7连也是独立活动，后跟随刘昌毅向大别山突围。
2月9日，五团接军区副司令兼参谋长张才千的电令，命五团速向四团靠拢，准备兵分两路，南渡长江。
杨秀坤、刘健挺（二旅旅长、政委）率领五团（团长杨洪先、政委舒烈光、参谋长徐养德）约800人连续急行军三天赶来。这个时候，指挥人员犯下了一个大错。据说，12日晚鄂西北军区领导因顾惜战士们的身体，决定让张才千率四团和军区警卫团先行过江，五团休息一天再渡江，并函告杨秀坤、刘健挺。
待五团一天后赶到江边，敌情突变，敌军先头一个旅封锁了江岸，五团陷入敌人三面包围之中。
杨秀坤、刘健挺当机立断决定改变计划，准备北上经大洪山、桐柏山、伏牛山，北渡黄河去太岳军区。敌军也闻风而动，从长江边追到襄河，从襄河追到大洪山，从大洪山追到桐柏山，一路的围追堵截。
这一段时间的战斗，按照杨秀坤司令员的说法：“......部队两个多月来，天天急行军，打恶仗，太疲劳了呀。这伤病彩号又多，部队都拖垮了......”
前面堵截的敌人越聚越多，北上已不可能，部队只得再次转向东，计划经大别山向豫皖苏解放区前进。
3月16日，在信阳西南的白庙子一带，正在山中行军的五团突遭敌整编第八十五师一部堵击，遂奋起反击，但敌人不断增援，五团很快陷入敌军的重重包围中。
这是五团最后三连败的第一场失利，团政委舒烈光牺牲。秦忠率建制最完整的八连担负起阻击敌人，掩护主力突围的重任。
战至天黑，130多人的部队仅剩30多人，而且一半都有伤。见掩护任务完成，秦忠下令撤出阵地去追赶部队。
然而，国民党军也是敢打夜战的，再次发起了进攻。战斗中秦忠负了伤，昏死过去。
之后，战士们连续打退了敌人两次进攻。深夜，警卫员张益保背起秦忠就跑，剩余战士边打边撤，轻伤员背着重伤员，相互照应，一口气冲了出来，拂晓时分，终于追上了大部队。
然而，部队仍然未能摆脱险境，整整两天，部队都在同围追堵截的敌人战斗。
黄昏时分，眼见前面有村庄。杨司令员说：“秦忠，情况太严重，不能再抬你走了。等会就把你寄放在老百姓家隐蔽起来。”
秦忠回忆：
“一听这话，我痛苦万分，伤心地对杨秀坤说：“司令员，我伤得这样，是个累赘，不能因为我影响部队，牺牲更多的人。”
说着，我伸手拔枪对准了自己的太阳穴。
张益保眼尖手快一把夺过我的手枪，嚎啕大哭：“政委，要死也轮不到你死。我背也要把你背出去！”
大家都流泪了。杨秀坤说：“现在只能这样，我马上安置你隐蔽在老乡家。如果你牺牲了，我们一定报告上级和谢建华同志，说你打得很英勇，指挥灵活，掩护大部队突了围。希望你能活着回到部队。””
秦忠留在了一位老乡家里，在老乡们的掩护和照顾下，秦忠的伤初步好转。这是秦忠第五次负伤，伤还没好利索，为了不连累乡亲，思念部队心切的秦忠就离开老乡家，打扮成一个叫花子拄着拐棍去寻找部队。
秦忠寻找部队的过程一点儿不顺利，四周并无部队的任何消息。他决定目标向北，过黄河到华北找八路军，但是伤口又化脓糜烂。秦忠寻思，此去华北一两千里，拖着一条伤腿也许还没到黄河边就死在路上，遂决定先就近去信阳柳林乡，争取找到妻子谢建华家，待养好伤再去找部队。
谢建华是359旅南下支队的七个女兵之一，中原突围前，谢建华曾抽空回过柳林，谢家虽没见过秦忠这位毛脚女婿，但一定知道。
历经艰辛终于找到了柳林谢家，二老冒着极大风险热情地接纳了秦忠。
国民党在信阳一带对外来人口严格登记，秦忠改名“陈定国”，以躲壮丁投奔远房亲戚谢家的理由，留在谢家养伤治病。
秦忠的伤虽然养好了，但是如果要出远门，就必须去柳林镇上开路条，那等于把自己送上门。可是，如果私自离开，由于国民党实行“五家连坐”法，不仅会连累谢家，也会连累左邻右舍。而且，就算冒险开了路条离开，秦忠当了十几年兵，一看就是军人，很难通过一路上的严格盘查。就这样，秦忠只得继续留在柳林。
寒来暑往，1949年2月，大批国民党军队乘着火车路过柳林站往南撤去，国民党对柳林车站的控制也不似以前那样紧，对外来人口的清查也松懈了下来。
秦忠打听到我党游击队的活动地点，遂向岳父母辞行，一路向北，终于找到了信阳县委。
县委书记段远钟派人护送秦忠直抵驻马店，找到信阳军分区，军分区又派人将他护送到开封，见到了中原临时人民政府主席邓子恢。
邓子恢详细了解了秦忠的这段情况后，深情地对他说：“五师部队突围不易，你们用自己巨大的牺牲换取了现在我军的胜利。同志，你受苦了！”
很快，李先念司令员来了。见到老首长，秦忠上前敬礼。李先念瞪大了眼睛，说道：“秦忠，是你呀？！都说你牺牲了，在晋城，追悼会都开过了。你还活着？你到底是人还是鬼呀？”
不久，秦忠与妻子谢建华重逢，儿子也第一次见到了父亲。
谢建华告诉秦忠，化装突围后就一直没有秦忠的消息。1947年7月5日，通知开大会，让她留守看电话。谢建华感觉不对，联想到平时隐约听到有人说“小谢的爱人牺牲了”的事，心想该不是开追悼会吧，遂抱着孩子去往会场。
一进村听到哀乐，心都快跳出来，刚进礼堂，进去向左一看，第九名就写着“秦忠烈士灵位”，眼前一黑，就昏了过去。旁边人连忙把孩子抢接过去，怕把孩子摔坏了......
秦忠无疑是幸运的，然而，五团就没有这么好的结局。
白庙子战斗受挫后，五团旋即转战越过平汉铁路，沿淮河向东挺进。
3月下旬，在安徽金家寨附近，又与敌遭遇。经过浴血奋战，五团终因敌众我寡而溃败，被迫顺原路返回。
4月上旬，当部队到达湖北黄安(今红安)七里坪以北郭家河附近一条狭长山谷时，遭到国民党光山县保安团伏击。
地形极端不利，部队被压在山谷里，出山谷的道路被封锁。随后，敌人发起了冲击。
最终，五团被打散，电台也丢失了。杨秀坤和刘健挺分别只收拢了二三十人，分散作战。
此后，二人带着的小部队又多次与敌遭遇发生战斗，人员越来越少。最后，杨秀坤和刘健挺分别化装转移到山东、苏北解放区，余部或化装转移或就地隐蔽。
红十二师源起于大别山，37年8月改编为770团，44年10月团部带一、二营南下，整编为一纵二旅五团，最终湮灭在大别山。
770团长期留守陕甘宁，为保卫边区保卫党中央立下了莫大功勋。但是，由于长时间未能接受战争的磨砺，导致部队技战术水平停滞不前，一味的死打硬拼。有一种说法是种地种得不会打仗了，这种情况在359旅也有所体现。
改编前的运动会上，红十二师力压红十师。然而，投入敌后战场的769团，火烧阳明堡，仗越打越精彩，成为二野的头等主力团。抗美援朝时，91团（769团）陷入敌后一百多公里，却能全身而退，突围成功，顺带还抓了一百多俘虏。可以说，战争是锻炼部队提高部队战斗力的最好途径。
说回秦忠，在接到四野调令后很兴奋，然而，在向老首长李先念（时任湖北省政府主席，湖北军区司令员兼政委）告别时，却被截了胡。
李先念说：“秦忠，你小子也不告诉我一声，怎么说走就走啊！现在胜利了，全国都解放了，我们一起在湖北多好。你跛着个裸腿，去么事广州呀？！”
秦忠说：“司令员，我就想回部队去，带兵打仗。”
李先念说：“我说你呀，去那里人生地不熟，还是留在湖北，我们一起干几好！”
“可命令都下了，我得服从呀！”
李先念哈哈笑道：“哎呀，这好办，我给梁必业主任打个电话，就说你另有安排，不去广州了。”
说着话，李先念果真拨通了四野政治部的电话，就这样，秦忠被李先念留了下来。
老红军秦忠在回忆录中不无遗憾地写道：“作为军人，我一向服从命令，没想到，一个电话就这样决定了我后半生的命运。虽然我一直穿着军装，但从实际意义来说，留在了湖北，我将不再是个军人了。”
秦忠后来担任了湖北省沙市制油、纺织公司经理，湖北省商业厅副厅长，湖北省工业厅党委副书记、副厅长，湖北省交通厅副厅长，湖北省交通局副局长、局长、局临时党委副书记、书记，湖北省经委副主任，2021年3月14日逝世，享年104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