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古道英雄难过美人关。因为女人，对东方蛮夷战绩彪炳的纣王落得个身死国灭；为了护卫虞姬，霸王项羽本可趁韩信的包围圈还未成型破围而出，最终却未能当机立断，兵困垓下；而那位曹阿满，为了贪恋中年妇女的身子，付出了自己的长子和手下第一猛将性命的代价。
三大主力红军中，红一方面军是最强的。作为红一方面军的头号主力，1955年授衔时有五位元帅四位大将出自红一军团，其下的上将、中将、少将，将星璀璨。如果不是因为没能正确处理好男女之间的那点事死于非命，那么这份将星名单还会增加。
今天就来盘点一下倒在石榴裙下的几位出自红一军团的将领。
一、杨岳彬
很多人并不是特别知道杨岳彬，但是此人曾经是与毛泽东、朱德排在一起的红一军团和红一方面军的四巨头之一，如果从历史职务来说，杨岳彬称得上是红军第一叛将。
杨岳彬有文化，1925年前后入党，为党做了很多工作。1927年参加秋收起义，任工农革命军第一军一师三团九连党代表，起义后跟随毛委员上了井冈山。在著名的古田会议上，他成为毛泽东的重要支持者。从他的履历来看，一路高升，这说明他的能力很强。
我们都知道在井冈山时期曾经在一些人中出现了一股悲观失望的情绪，其代表性在那一句话——红旗到底能打多久？随着温都尔汗的爆炸，这口锅就扣在了林彪头上。实际上，最早提出这句话的就是杨岳彬。
有一次，主席去部队，刚好看到一位连长在给战士们讲话。连长说：国民党反动派能够占着南京上海长沙，因为他们手里有枪。我们现在手里也有枪，那些地方以后我们也能占。这位连长给主席印象深刻——这位“娃娃”不简单啊！后来，就有了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和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著名论断。
这位小连长之后得到了更多的锻炼机会，他也凭借自己出色的军事指挥天才，成为了林彪元帅。因而，把对革命悲观失望的那口锅扣在林彪头上，颇有点有失公允。
杨岳彬虽然在井冈山时说了那句话，但是很快就被教育过来，继续坚持斗争，之后他担负了越来越多的重要职务，这说明主席对他是充分信任的。
1930年6月，中共红四军前委和中共闽西特委在福建省长汀召开联席会议，根据全国红军代表会议关于各地红军分别集中组建正规军团的决定，将红军第4、第6（后改称第3军）、第12军组成中国工农红军第1军团（始称第1路军）。朱德任总指挥，毛泽东任政治委员，朱云卿任参谋长，杨岳彬任政治部主任。下辖的三个军，红4军军长林彪，红3军军长黄公略，红12军军长伍中豪，个个鼎鼎大名。1930年8月，红一军团与红三军团合编为红一方面军，杨岳彬任红一方面军政治部主任。同年冬，任红军东路指挥部政治委员，总指挥为林彪。
杨岳彬的高光时刻不长，从1931年开始，他的任职起起伏伏，担任的不再是特别重要的职务，且不断的下降。其原因也许是因为左倾路线的领导人陆续进入中央苏区，他可能被作为“老毛的人”重点关照，也许是因为他表现不佳逐渐失去了老领导的信任。到后来毛主席带东路军入闽的时候，给林彪当政委的就成了聂荣臻。
1933年5月，杨岳彬任中国工农红军总司令部兼红一方面军总司令部第四局（工农武装）局长，不久任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总动员武装部部长。同年9月被撤职。
红军主力长征后，杨岳彬因有伤被留下来跟随项英、陈毅进入山区打游击。长征不久，因为转战需要中央的电台密码进行了更换，苏区中央分局就此与中央失去了联系。这个时候杨岳彬的怨气爆发，生出了被遗弃的想法，同时因为第五次反围剿失败，也对革命丧失了希望。于是，越想越气的他带着老婆私自向山下走去。
杨岳彬遇到山下的国民党军，向士兵一打听，该部归属于他很熟悉的余汉谋。至此，他正式背叛了革命，投向了国民党的怀抱。
杨岳彬投敌后担任报社社长，在报纸上极尽自己文笔，大肆鼓吹反共言论。他在共产党内是高官，是红军的叛将，对于这种人蒋介石是不会重用的。这个时候的杨岳彬无疑是后悔的，但是悔之晚矣。
抗日战争爆发后，在余汉谋的说情下，蒋介石任命杨岳彬担任了河南省桐柏县县长。
杨岳彬的能力堪称大才，治理这么一个小县对于他来说就是大材小用。在桐柏县他牛刀小试，进行了一系列的改革，很快就让桐柏县成为全国抗战模范县。
看官看到此会有疑问，啰啰嗦嗦这么半天，怎么没有我们最想听的男人和女人的那点事呢？别急，马上就来。
抗战胜利后，杨岳彬作为抗日县长身具功勋，衣锦还乡。然后，一位美女对他暗送秋波，他飘飘然的就与这位叫刘东秀的名门闺秀互生情愫，在当地乡绅的主持见证下，举行了婚礼。
且慢，他在苏区时是有老婆的，他叛变投敌时也是带着老婆一起的。这位刘东秀不是善茬，进门一看还有大房，气不打一处来，对杨岳彬又哭又闹，又打又骂，要他把大老婆送走。杨岳彬展开他做政治工作的本事，一通说教，再加上关上门后的男女之间的一番工作，终于安抚住了。
这位大老婆以前也是位女红军，虽然现在人老珠黄，但是脾气是有的，她可不想二女共事一夫，更要命的是她会打枪，而且很准。
于是，趁着杨岳彬某次不在家，大老婆对小妾施行了家法，一枪崩了。
在那个混乱的年代，正妻杀了小妾本来不是多大的事，但是坏在这位刘东秀有三个哥哥，而且全是黄埔毕业，其中一位还是中将。杨岳彬知道事情不好办，就尽力将此事掩盖。然而没有不透风的墙，这件事最终还是被那三位娘家舅哥知道了。三兄弟得知亲妹妹冤死，在动不得杨岳彬的情况下写了封上访信，托陈诚转交给蒋介石，要求严惩杨岳彬。
当杨岳彬在上面的关系把此事告知时，他并不以为意，想着蒋介石忙着跟共产党打仗，顾不着他这种家庭私事。但是他想错了，委员长吃了败仗，正有气没地方撒呢，很快就派人来督办此事。
杨岳彬此时感到问题严重了，他很有男子气概的把老婆秘密送走。1949年，国民党给他安了一条戡乱不力的罪名处死，年仅41岁。不过另有一种说法，当时他没死，解放后被人民政府逮捕，1950年处决。
杨岳彬属于红军的叛将，他的死表面上看是因为女人，但是其根源还是因为他叛变了革命。下面这几位根正苗红的红军将领却是真正在女人的石榴裙下栽了跟头。
二、黄克功
黄克功参加红军后在红三军团，历任红军班长、排长、连长、营政治教导员、营长、师政治部宣传科长、团政委，抗大二期15队队长、三期6队队长。特别是在长征二渡赤水的娄山关战斗中亲率冲锋队抢占娄山关，为红军取得长征以来第一场大胜立下大功。
红军在娄山关有过两次战斗，第一次是1935年1月7日红军占领遵义后，红四团追击黔军侯之担部，攻占娄山关，占领桐梓城。随后中央召开了著名的遵义会议。第二次娄山关战斗发生在2月底，当时红军刚刚经历了土城失利和扎西整编。
遵义会议后毛主席恢复红军指挥权，但是土城战役敌军很强，我军一口没能吃下，而敌人援军纷纷赶来，主席随即下令红军撤出战斗。于是当时就开始出现了疑惑——老毛是不是不会打仗了？
湘江战役红军损失惨重，土城战役又打成了消耗战，进一步遭受损失。扎西整编时，红一军团编两个师六个团，而其余军团取消师的编制，军团直辖团。其中红三军团辖红10、11、12、13团。.
红军原打算北渡长江，但是在土城受挫，西进扎西后，敌军又从南北两面压了过来。在这四面楚歌的危险情况下，主席用兵如神，命令红军挥师向东再入黔境。
2月24日，红一军团奇袭桐梓。25日，红三军团接续一军团向娄山关发起进攻。红13团为三军团前卫团，向娄山关进军途中恰遇敌援军杜肇华旅6团，将其击败。敌军遂退守娄山关。
红13团跟踪追击，经激战攻下了两峰中的大尖山、小尖山。为赶在敌援军到来前拿下娄山关，在2、3营的火力掩护下，1营教导员黄克功亲率冲锋队，攀援绝壁而上，端着刺刀向娄山关的制高点点金山发起冲锋。夺取点金山后，黄克功率部连续发起冲锋，击溃敌军，夺取了娄山关西侧的十几个山头，黄昏时攻占了娄山关关头。
当晚三军团主力赶到，红12团与红13团防守娄山关正面。26日敌援军四个团在督战队的逼迫下向娄山关发起猛攻。双方反复拼杀，战至下午四点，红12团、红13团从正面出击，红10团、红11团两翼夹击，敌军被打崩溃，漫山遍野逃跑。27日，红一师击败遵义守敌再占遵义。28日，我军携大胜之势与赶来增援遵义的中央军吴奇伟纵队五十九师、九十三师交战，歼灭大部，将其赶到乌江以南。
红军取得长征以来或者说五次反围剿以来首次大胜，红军转危为安，牢牢抓住了战略主动权。从此再无人质疑伟人对红军的指挥。大胜之后，主席欣然写下了那首著名的“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越”的《忆秦娥.娄山关》。
草地分兵后，红一、红三军团合编为陕甘支队，1935年10月到达陕北，11月与红十五军团会师后，恢复红一方面军和红一军团番号，原红三军团的10、11、12团编为红一军团四师，12月，红13团与红1团编为红一军团红一师。
长征时，红11团团长邓国清，政治委员张爱萍，政治部主任王平，张爱萍调出后，王平接任。1936年1月，邓国清擅自脱队（1950年处决）。1937年1月，抗大二期开学。1937年8月，红军改编为八路军。黄克功的履历中有红11团政委一职，之后部队整编担任营长，这应该是在这一时期的某一时间段。如果他不去抗大而随部队上前线的话，应为红11团改编的115师686团2营营长。
1937年1月20日，抗大二期正式开学。这一期共设四个大队，学员1362人，加上甘肃庆阳的抗大步校1400余人，共2700余人。1队、2队是红军军、师、团级干部，3--8队是红军营、连级干部，共753人，9--14队为青年学生，共607人。何时增设15队不太清楚，应该是在“七七事变”爆发前，因陆续有大批学生投奔延安而设立。黄克功担任第15队队长。
刘茜，原名董秋月，山西定襄人，1921年出生于一个富有的商人家庭，原在太原市友仁中学读书，思想进步，卢沟桥事变发生后，全国抗战热情高涨，遂在党组织的护送下来到延安进入抗大，被编入15队学习。
与现在的年轻人喜欢追星、喜欢小鲜肉、喜欢网红不同，在此之前的数千年人们崇拜的都是英雄。当时那些到延安投奔革命的年轻女孩，个个头脑里充满罗曼蒂克的幻想．有人甚至公开说“宁为英雄妾，不为庶人妻”。
红军就是个传奇，长征过来的红军干部自然成为人们崇拜的偶像。黄克功不仅是长征干部，而且是立了大功的红军英雄，自然成为女孩们追求的对象。从刘茜的眉宇中可看出她做事果决，她主动向黄克功发起进攻。在刘茜热烈的爱情攻势下，从未接触过女性的黄克功开始有些不知所措，但在刘茜的一再主动下，黄克功沦陷了。随之他们的恋爱关系在抗大公开化。
为适应抗战形势的发展，抗大没等二期同学毕业离校，第三期就于1937年8月1日正式开学。第三期共收学员1372人，编为3个大队。1--6队为红军干部，大多是原四方面军的干部，共616人；7--9队为青年学生，共366人。另外还有一个训练老干部的军事队，112人，一个训练新干部的军事队110人，一个游击训练队67人。黄克功担任6队队长。
9月，陕北公学成立，抗大第15队全体人员拨归陕北公学。可以看出，刘茜应该是刚到抗大不久就对黄克功展开攻势，不到1个月就大功告成。
两人一个在抗大，一个在陕北公学，接触少了。在延安的青年学生很多，就是我上一篇文章讲黄寿发时说到的秀才。这些秀才们识文断字，风度翩翩，很是讨年轻女孩的喜欢。刘茜觉得她可以有更多的选择，和黄克功的关系开始疏远起来，并逐渐和另外的男同学开始接近。
黄克功见刘茜与其他男同学来往，加之听到了一些风言风语，觉得刘茜另有所爱，对他不忠诚，就去信责备刘茜，为挽救这段感情，黄克功不断给刘茜送钱赠物，并要求立即结婚。
当时应该是有某位小鲜肉引起了刘茜的注意，双方走近，只是还未挑明公开恋爱的那层窗户纸。这位小鲜肉是存在的，据说口琴吹得挺好，在一些文章中有反映，只是事发后小鲜肉退缩了。因而在后来的调查中两位调查者都认为她与其他男同志的交往只是工作关系。
大家都是成年人，工作关系发展到亲吻拥抱，其实只需要一秒钟。刘茜在未与黄克功断绝关系之前去招惹小鲜肉，在道德的层面上是站不住脚的。
刘茜在给黄克功的一封信中说道：“我希望这态度永远下去好了！将来的问题，将来再解决，你不要再急急地想结婚……”；“我希望我的爱人变成精神上的爱我者。”在另一封信中，刘茜说：“就是夫妻在合理的社会制度中，互相的也是各不依靠，而是帮助，你认清点！！”从信中的字句看，在两人的关系中，刘茜无疑处于强势地位，而堂堂的英雄竟然处于舔狗的地位。
刘茜拒绝结婚，依然我行我素，黄克功认为“是人生莫大的耻辱”。
10月6日，刘茜彻夜未归。校方派人寻找，在延河岸边的一块大石头旁边找到了她的尸体。她身中两枪，已经死亡，现场找到两枚勃朗宁手枪弹壳和一枚弹头。
延安保卫处接到报案后展开调查，很快得到两条重要线索。一条是刘茜的同学反映，出事前那天晚上，抗大6队队长前去找她谈话。另一条是黄克功的警卫员向校保卫部的汇报，给他擦枪的时候，发现手枪有刚发射不久的痕迹，给他洗衣服的时候，发现衣服上有新鲜血迹。
6日下午，抗大政治部副主任胡耀邦与黄克功谈话，已经恢复了理智的黄克功，承认刘茜是自己所杀。据他讲，10月5日晚饭后，自己偕同“抗大”训练部干部黄志勇来到陕北公学寻找刘茜，见到她还相随着董铁凤等数位同学，提出要与刘茜单独谈一谈。刘茜离开同学，跟随黄克功走向河边散步。后询问黄志勇得知，天黑后看到两人有私人话要说，便识趣地先行分手回到学校。
黄克功说，谈话中他再次提出俩人重归于好并结婚的要求，而刘茜对黄十分厌烦，说话很刻薄，俩人的言辞渐趋激烈，刘茜最后甚至还打了黄克功一个耳光。黄克功被打之后失去理智，拔出了手枪。黄克功说：“我不是故意杀她，是枪走火。”黄克功随即被隔离控制起来。
2014年上映的《黄克功案件》中，胡耀邦被观众评价为“神探柯南”，他坚持搜集证据，查出黄克功连开两枪排除走火可能。
当晚，抗大副校长罗瑞卿亲自审问。在事实面前，黄克功毫无保留地坦诚了事情经过——自己被刘茜打了耳光后，一时气急，掏出手枪对着刘茜的肋下打了一枪，刘茜被击倒在地后大声呼救，自己上去又对着其头部开了一枪......他表示，愿意接受依法判处。随后，黄克功被高等军事法院逮捕。
黄克功案件轰动一时，国内外一些报刊把它当成是共产党的”桃色案件”予以报导，给边区造成了很坏的影响。案件交由陕甘宁边区高等法院审理，审判长为代理院长雷经天。而雷经天与黄克功此前曾有过生死相交的经历。
对黄克功如何判，在延安引起激烈的争论，当时有3种看法。
看法一，黄克功无视红军纪律，违反革命政府的法令，以残忍手段枪杀革命同志，为严肃军纪，挽回其所造成的恶劣影响，应予以枪毙。持这种看法的人主要是一些从各地来到延安的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部分原红二、四方面军的人也持这种观点。
看法二，黄克功是参加革命多年的老资格红军干部，立下赫赫战功，目前正是用人之际，可让他在抗日战场上赎罪。持这种观点的多是红一方面军的干部战士。少数高级干部也持这种观点。
看法三，黄克功枪杀刘茜事出有因，是刘茜先主动追求的黄，而后又想甩掉黄，玩弄了黄的感情，是资产阶级小姐瞧不起老革命的表现。主张对黄克功给予一定的处罚，降职到前线带兵打仗去。他们的法律依据是中央苏区颁布的《中华苏维埃惩治反革命条例》，其中 “规定于革命有功的罪犯可以减刑”的特殊条例。持这种观点的多是和黄克功生死与共的老井冈战士，一些抗大干部，甚至不少知道内情的女同志也是持这种观点，比如此时还在延安的老井冈贺子珍。
在审判前，黄克功专门上书边区法院和毛泽东，承认了自己的罪行，请毛主席定夺。他写道："我15岁参加红军，在革命队伍中什么都干过，打土豪，分田地，翻雪山，过草地……去年在山西，我带一营人消灭敌人一个团……请求念我十年艰苦奋斗，一贯忠于党的路线，恕我犯罪一时 ，留我一条生命，以便将来为党尽最后一点忠。"
黄克功案件发生后，中共中央、中央军委、边区政府高度重视，在毛泽东的主持下，中央和军委召开会议，经过慎重讨论，决定将黄克功处以死刑。
10月11日，在陕北公学的操场上召开了万余人参加的审判大会。河的对岸，毛泽东朝会场张望着，直到审判大会快要开始时，他才背着双手，低着头走开......
审判庭由审判长雷经天，抗大、陕北公学群众选出的李培南、王惠子、周一明、沈新发4位陪审员及书记官袁平、任扶中组成。抗大政治部干部胡耀邦，边区保安处干部黄佐超及高等法院检察官徐世奎为公诉人。中共中央总负责人张闻天亲临现场。
开庭后，起诉人与证人向大会陈述了黄克功事件的全部细节。随后，各单位代表发表了对这一事件的分析、要求，以及群众的意见。
个人申诉环节，黄克功坦白交代了他的犯罪经过，并作了扼要的检讨。他唯一申诉的只有一句话：“她破坏婚约是污辱革命军人。”
审判长”特意“问他参加过哪些战斗，负过哪些伤。他敞开衣服，人们看到他从臂部到腿部伤疤连着伤疤，犹如打结的老树皮。他历数了许多战斗的地名。最后，他望着审判席，请求让他讲述最后一个愿望：
“……死刑如果是必须执行的话，我希望我能死在与敌人作战的战场上。如果允许，给我一挺机关枪，由执法队督阵，我要死在同敌人的拼杀中。如果不合刑律，那就算了。”
会场沉默了。短暂的休庭过后重新开庭，审判长宣读了判决：判处死刑，立即执行。犹如一位等待发起敢死冲锋的战士，听到判决后，黄克功平静地向会场看了一眼，举起右手高喊：”共产党万岁！毛主席万岁！打倒国民党！“
左边的法警拉了一下他的胳膊，他低声说：“为什么不让喊口号呢?”随后，他再次向天空望了一眼，便跟着行刑队，穿过坐在东北侧的人群，向刑场走去。
当他走到会场边时，一位工作人员骑马来到会场外，下马后径直向雷经天走去，递给他一封信。
“信，毛主席的信。”主席台上声音虽然很小，但是很快“毛主席来信了”就传遍了会场。大会主持人让黄克功回到原位，因为信中建议要当着黄克功本人的面，向公审大会宣读。
雷经天同志：
你及黄克功的信均收阅。
黄克功过去斗争历史是光荣的，今天处以极刑，我及党中央的同志都是为之惋惜的。但他犯了不容赦免的大罪，以一个共产党员、红军干部而有如此卑鄙的、残忍的、失掉党的立场的、失掉人的立场的行为，如为赦免，便无以教育党，无以教育红军，无以教育革命者，并无以教育做一个普通的人。因此中央与军委便不得不根据他的罪恶行为，根据党与红军的纪律，处他以极刑。
正因为黄克功不同于一个普通人，正因为他是一个多年的共产党员，是一个多年的红军，所以不能不这样办。
共产党与红军对于自己的党员与红军成员不能不执行比一般平民更加严格的纪律。当此国家危急革命紧张之时，黄克功卑鄙无耻残忍自私至如此程度，他之处死，是他自己行为决定的。一切共产党员，一切红军指战员，一切革命分子都要以黄克功为前车之鉴。
请你在公审会上，当着黄克功及到会群众，除宣布法庭判决外，并宣布我这封信。对刘茜同志之家属，应给以安慰与体恤。
毛泽东
1937年10月10日
雷经天读完信，全场的目光都看向黄克功。他扬起头，又高呼那三句口号，连呼了三遍。呼罢，跟着行刑队重新走出会场。
三、黄寿发
黄寿发红军时期的职务与黄克功相当，长征时任营长，到陕北后担任红3团团长。关于黄寿发案件，可参看我前几天的文章：战将黄寿发，1947年杀妻一年后方被处决，其被处决的幕后推手是谁
四、王凤鸣
历史上曾经发生过惨烈的鄂豫皖、湘西大肃反，如果不是中央红军长征到了陕北后中央及时叫停了正在进行的肃反，那么陕北肃反绝不是只杀了400多名红军干部战士那么简单。1939年，在湖西“肃托”事件中有数千人被捕，300余名党员干部被杀，如果不是罗荣恒及时赶到制止，死亡名单将会很长很长。
湖西肃托事件主要与三个人有关，王须仁，王凤鸣，白某。由于白某在之后并未得到处理，解放后还曾经出任兰州市委书记，因而以前都由二王来背锅。
关于湖西肃托，其遗留的问题一直到1983年12月才在政治上组织上得到平反和解决。该事件要想说细，非得单起一文，以后写写。
湖西地区（1953年湖西地委和湖西专区撤销，划归荷泽、济宁专区）沃野百里，铺展到苏、鲁、豫、皖四省边界的二十余个县，南阳湖、独山湖、昭阳湖、微山湖由北而南，像条项链挂在这方平原的东面，湖西，便因此而得名。这里紧靠津浦 、陇海两条铁路干线、逼近战略要地徐州，是连接华北与华中两大战略区的纽带。
1938年10月，685团在晋东南屯留集结，改称苏鲁豫支队，三个营分别改称1、2、3大队。团长彭明治任支队长，团政委吴法宪任政委，副团长梁兴初任副支队长，田维扬任参谋长，王凤鸣任政治处主任。
12月10日，苏鲁豫支队出发，冒雪东进抗日。12月29日歼灭伪军王宪臣部主力及部分日军。1939年1月，苏鲁豫支队抽调部分骨干与湖西地方党组织建立的山东纵队挺进支队合编为第4大队，大队长梁兴初（兼），政委王凤鸣（兼）。
王凤鸣是江西人，1932年参加红军，曾是罗荣恒的警卫员，参加过反围剿和长征。红军时期的王凤鸣作战勇敢，为人很机警，也有一定的政治水平。
115师主力进入山东后进行了战略展开，第4大队的活动范围就在湖西地区。
1939年5月14日，中共山东分局决定在此成立苏鲁豫区委，党委书记白子明，下辖湖边和鲁西南两个地委以及两个中心县委、三个直属县委，全区有党员约万名，地方武装约一万五千人。不久，上级决定成立苏鲁豫边区军政委员会，主任王凤鸣，副主任白某。
湖西肃托事件最初是从湖边地委发生发展起来的。当时，湖边地委设在山东鱼台县谷亭镇。
8月，地委干部学校临近毕业分配，有一些学员、特别是安徽沛县（现属江苏，就是刘邦的老家）来的学员想回家乡去，不愿留在湖边工作，便提出“哪里来就回哪里去”的要求，并组织了“同乡会”。负责日常工作的非党教师魏定远，正巧在沛县工作过，也觉得他们的要求并不过分。
地委发现这种情况后，立刻怀疑是有敌人在暗中破坏。此时地委书记李毅正患疾，便交给地委组织部长王须仁去处理。
王须仁对该事件进行"调查"，他捕风捉影，罗织罪名，将学员中一般的思想问题与托派联系起来，向地委汇报说:“干校里的确有托派活动，散布谣言，暗中煽动学生不服从分配，这都是魏定远在背后操纵的，他的问题最大。”
8月底魏定远被逮捕，没能熬过残酷的刑讯逼供，不得不承认自己是托匪。在继续的刑讯逼供下，交待了一串名单。
湖西肃托惨案的序幕由此揭开。王须仁比照前述办法，将名单上的人员抓来，有的人熬过来坚不承认，有的人被打死，也有的人没能熬过来——结果托匪名单越来越长，被捕人员越来越多。
王须仁想把事情往大了做，就将地委向4大队靠拢，寻求王凤鸣的支持。王凤鸣得知后，以部队为后盾，积极参与到这次肃托事件中。
王凤鸣之所以要参与地方上的事情，有以下原因：
1、他个人野心膨胀，如今师部和支队司令部远离，企图在湖西地区称王称霸。
2、他与区党委有矛盾。当时部队扩充很快，地方上组织的一些武装不断被收编，区党委有些怨气，军事部长张如多次和王凤鸣吵架。
3、因为女人。王凤鸣看上了地委妇女部长常俊亭（此时已被王抓了起来），而她竟然不给王政委面子，谢绝了他的追求。据说常部长另有所爱，对象是是区委统战部长王文彬。
于是，湖西肃托越搞越大，最后，苏鲁豫区党委中除了白某，其他干部全成了托匪，王凤鸣幻想中的情敌王文彬以及曾和他吵架的区委军事部长张如被打死。很快，肃托又波及到部队，4大队大队长梁兴初以下很多红军干部也被以托匪的名义逮捕。
由于肃托，整个苏鲁豫区各级党委、政府瘫痪，根据地缩小了90%，地方武装从15000人锐减到500人。
人越抓越多，越杀越多，那份托匪名单最后又延申到山东分局，甚至指向了延安的几位中央领导。
支队长彭明治听说湖西出了事，杀了不少人，连梁兴初都被抓了起来，赶忙带熟悉当地情况的苏支独立大队政委郭影秋赶往湖西。谁知道王凤鸣根本不买他老彭的帐，反而当场下令将郭影秋以托派的罪名逮捕。
彭明治
彭明治没法，再不走他也可能被抓，只得赶快回到支队向师部发报。罗荣恒得知后立即电告王凤鸣，要求被关押的干部一律不得擅自处理，派朱涤新就近赶到湖西传达师部指示；向山东分局发报，请派领导与115师一同去处理此次事件。
11月，罗荣桓与山东分局书记郭洪涛、山东纵队指挥长张经武等领导一起，在115师骑兵连的护卫下赶到湖西，释放了被关押的干部，对王须仁和王凤呜作了组织处理。
王须仁在被带往鲁南山区山东分局社会部进行审查的途中，自知罪孽深重，趁警卫战士不注意，自杀。
王须仁最初的后台白某辩解自己被蒙蔽，也差点被王抓了打成托派，被批评后仍留任原职。
王凤鸣在罗荣恒面前痛哭流涕，说自己上了王须仁的当，被坏人当枪使了。罗荣桓是亲眼看着他在革命队伍里长大的，因而认为他的本质还是好的，只是犯了严重错误，对他进行批评教育后调到686团当团长。
1942年，党中央决定将王凤鸣开除党籍，撤销职务，押送到延安军法处服刑。王凤鸣则趁看管不严，偷偷溜走，一头钻进伪军郝鹏举部当了汉奸，并改名换姓为“杨步仁”。
王凤鸣的别动队千余人，驻在连云港一带。他竭尽全力配合日寇，在军事上蚕食根据地，在政治上瓦解八路军。由于他对我军非常了解，所以给我军造成的损失相当大，他甚至利用在115师的关系，到处拉拢我军人员，原师政治部协理员罗保成等，被他拉了过去。
罗荣桓对未能严肃处理王而感到自责和内疚，他特意安排部队狠狠打击王凤鸣、罗保成等。教导２旅在旅长曾国华指挥下，展开反蚕食战役，连克敌伪据点16处，将伪别动队打得只剩200人，伪大队长叛徒罗保成和伪大队长尹玉琢、李振东等被生擒。然而王凤鸣毕竟有打游击的素质，得以逃脱，从此不知去向。
五、黄 励
《红一方面军人物志》中关于黄励是这么介绍的：
黄 励(1908一1940) ，福建长汀人。土地革命战争初期参加红军，并加入共产党。曾任红4军第11师政治部宣传大队大队长、师政治委员办公厅秘书长、第5团政治处主任，第1师第3团政治处主任，军团随营学校政治委员，毛泽东同志的秘书等职。参加中央苏区历次反 "围剿"斗争和长征。抗战后，任八路军第115师随营学校政治委员、师政治部组织部部长、政治部主任兼组织部部长。1940年，在山东沂蒙山反扫荡战争中牺牲。
初步确定，前排右三即为留影极少的黄励。因为是冬天，他的双手缩在衣袖中。
1929年，毛泽东、朱德率红四军打下汀州，黄励与自己的好友，小他6岁的杨成武一同报名参加了红军。
1932年红军攻占漳州时，陈毅担任红十三师师长，黄励已是红十一师政治部主任，而师长则由毛泽东兼任。
红军长征时，谢觉哉老人已经担任中央工农民主政府内务部部长、秘书长，精力有限，而叶子龙主要是负责机要工作，于是黄励被主席选中担任秘书，一直干到1936年8月由周小舟接替。
黄励的起点很高，所任职务级别也很高，如果正常发展，55年授衔时起码是上将。
抗战时我军牺牲的高级将领，像左权、彭雪枫、叶成焕、彭雄等人们都耳熟能详，牺牲过程人们都知之甚多，然而，黄励的牺牲为什么没有被广泛宣扬呢？
1938年，115师挺进山东。由于政委聂荣臻率独立团等部开辟晋察冀，政治部主任罗荣恒改任政委，政治部的工作就由副主任黄励负责。
黄励对政治部工作十分尽力，同时与师参谋处长王秉璋一起，率115师东进支队向东发展，打了不少胜仗，成绩很大。
1939年，30多岁的黄励与抗大山东分校毕业分来师部任秘书的一位女学员好上了。这女学员倒没有别有所恋，对黄励也没有拒绝，只是两个人关系时冷时热。黄因此有些魂不守舍，逐渐沉湎于个人感情纠葛之中，难以自拔，甚至出现厌世情绪，对政治部的工作有些影响。
罗荣恒多次批评过黄励，黄也表示接受。然而，1940年新年刚过，黄励突然拔枪自杀。据说，此前一天，他曾与那位女学员约会过，发生了激烈争吵。
事发后，115 师政治部保卫部部长苏静组织专门人员展开了调查工作，结论为自杀。但是师机关有人提出不同意见，认为曾与黄励有暧昧关系的那位政治部女秘书是日本特务，黄励是被她害死的。
本着负责的态度，苏静展开了认真而慎重的调查。最后，通过中共地下党组织的关系，查清这个女秘书确系从青岛奔赴延安的革命青年，平时比较活跃，个人生活作风上疏于检点，是一个有缺点的革命青年，而非日本特务。
窃以为，按照现在的说法，这位美女在谈着恋爱的同时，与其他男性的交往中缺乏边界感。黄励估计就是因为此而患得患失，最终虽然大吵一架，小仙女仍然不愿意改掉这身公主病，他因而感到了绝望。
黄励的死，对罗荣桓打击很大。以善做政治工作著称的他，竟没能提前发现并制止身边人发生这种事情，感到很自责，并把情况上报中央。由于黄曾当过主席的秘书，毛主席也发来了唁电，并指出特殊时期，不宜张扬；同时指名调鲁西军区政委肖华担任政治部主任。
115师为黄励举行了简短的葬礼，据说那位女学员哭得很伤心。
1942年，那位女学员在反扫荡中牺牲。有关她的资料记载很少，只知道她曾经在济南女中读过书。
六、王继芳
1946年在东北战场，林彪指挥东北人民自卫军进行了四平保卫战。通过激烈的战斗，林彪发现以我军现有的技战术和装备水平，是难以与美械装备的国民党军进行大规模作战。于是，在蒋军还未能突破我军主要防线的情况下，林彪开始着手安排部队后撤。而就在此时，杜聿明出奇招，国民党新六军迂回我军侧后，林彪本计划好的有序后撤变成了匆忙的敌前撤退。
虽然是在强敌压迫下的后撤，但并未战败，且此前已有计划，似乎不应该发生较大混乱，但结果却是撤退行动一团糟，损失很大。
原因一是冀东的部队先出关，部队迅速膨胀。新扩充的部队人员复杂，战斗力不强，但是由于冀东部队有先到优势，因而这些新部队虽然战斗力不强，但是装备好。
后来从山东、延安、晋绥等地赶到的部队，虽然是老八路，但是信了冀东领导说的东北有大量军火的话，轻装来到东北。结果到来后发现那些装备已被冀东的部队使用和控制，而冀东领导人又固守本位主义，不将装备补充给新来的老八路。以至于当时有句话——新兵新枪，老兵老枪，有的没枪。
刚到东北不久的林彪为此曾批评过李运昌，除此原因外还有一些其他原因，山海关之战后不久李运昌即被中央调离指挥一线。我军还未来得及整顿，四平保卫战爆发。
四平战后的撤退，老八路虽然装备差，但是组织有序，而那十几万新扩充的部队则乱糟糟的，大量新战士开了小差，甚至有的成批携械投敌。
第二个原因就很奇怪，都知道杜聿明的指挥风格是谨慎，然而这次国民党军却大胆地采取平行追击，蒋军像是未卜先知，我军往哪儿撤，蒋军都能跟到哪儿，甚至利用机械化优势抢到我军前头，给我军造成极大被动，根本建立不起来有效防线。许多部队被截断了退路，有的部队被打散。
林彪也很困惑，从不轻易向部下发火的他，一天晚上走进参谋处的屋子，发现李作鹏等人在喝烧刀子，掀了桌子。
后来才知道原来作战科长王继芳投敌了，将随身携带的机密文件、撤退计划和路线图等全部给了杜聿明。等到我军更改计划，虽然摆脱了被动，但是长春已失，不得不撤到松花江北岸。
这个人就是王继芳
王继芳自幼追随林彪，曾参加长征，抗大毕业后留校当了教官，深受林彪赏识。林彪抵达东北后，王调任民主联军作战科副科长，后升科长。
我军从四平撤退后，王继芳偷偷离开了总部，当时还以为他走散了或者是牺牲了，谁承想他这位红小鬼竟然投敌了。
腊子口之战，同样是林彪收留的红军战士”云贵川”，怀抱一捆手榴弹从悬崖上跳入敌人的机枪阵地，为红军突破天险打开北上通道立下奇功。与“云贵川”相比，二人真有如云泥之别。
王继芳为什么投敌？没错，也是因为女人。
据东北民主联军的老人说，王叛变是从迷恋上总部驻地梨树屯一地主的女儿后发展演变而来的。
黄克功案件后，我军开始对军队干部的婚恋加以重视，陆续制订了一些规定。战争年代，我军干部结婚的条件通俗的说是二五八团。即团级干部，八年党龄，25岁以上，满足条件的经审查合格后方可结婚。王继芳是满足这个条件的，但是他知道，由于他所担任的职务之重要性，与地主的女儿结婚是通不过政治部的审核。
国民党进驻四平几天后，王继芳就重返梨树屯，把房东那个娇嫩、丰满、漂亮的地主女儿领走了。国民党在长春为他们举行了盛大的婚礼，还给了他"少将参议"的职位，调入军统机关工作，但也很快就失宠。
国民党失败前，王继芳改名换姓逃回四川。重庆解放后，他混入了重庆市的政府单位工作，而且工作能力特强。但是很快他就被识破，抓住后关先在重庆关押。中南军区即派人到重庆确认系王后，派了架飞机将其押回武汉，审讯后处决。
那位地主女儿一直跟着他，其实没有什么政治背景，更不是什么国民党女特务。她就是看上了有副好衣裳架子长相英俊的这个男人，爱上了他。
七、白正刚
抗美援朝胜利后，第二十三军从朝鲜回国。当时，要挑选一个师作为北京的卫戍部队，具有红军传统的二十三军主力第70师荣幸被选中。第70师就是人们现在常说的警卫第三师。
第70师师长白正刚大校，陕西人，193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36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当过红军排长。当时他与第199师（开国大典阅兵部队）师长袁捷大校被称为全军最好的两位师长。然而，出身于红一的白正刚，又是因为女人栽了跟头。
55年授衔时白正刚所任职务，担任的是绥远起义改编部队师长。最下面一位即冀中二营长林子元，可看之前文章。
1962年，北京卫戍区第70师师长白正刚大校，被师部的一名参谋开枪打死，事件轰动全军。这位参谋与白正刚一担挑，即白正刚小姨子的丈夫。
姐夫和小姨子，历来让人平添想象。白正刚与自己的小姨子偷情，事不密，被这位参谋妹夫发现了。
这位妹夫开始处理的很冷静，他并没有把事情闹大，只是训诫和规劝自己的妻子，让她与白断了来往，以后好好过日子。然而，白正刚和小姨子却不为所动，既然窗户纸已经捅破，两人反而来往得更勤了。
这名参谋即向师和卫戍区的政治部领导反映，这些领导也无从下手，一时也不敢轻率处理。这个参谋后来实在气不过，在一次工作汇报之时，乘白正刚不备，即开枪打死了他。
据说，闻知白正刚被打死后，毛、周、林都非常惋惜，总参谋长罗瑞卿大将则勃然大怒。
那位参谋后来也被枪毙，只剩下失去了自己男人的一对姊妹花，而白正刚现在正安静的躺在八宝山公墓。
问世间情为何物？直教人生死相许。这几位红军将领，各个人中龙凤，然而却过不了情这一关。更可悲的是，他们还会表错了情，会错了意，为了一段孽缘丧失了大好前程，丢却了卿家性命。悲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