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介石设下圈套，连周总理都中计，只有毛主席保持清醒，成功破解
1936年1月，上海莫里哀路29号，宋庆龄邀请了一位牧师来家里做客。
宋庆龄郑重的对牧师说，宋子文奉蒋介石之命，要跟中共联系合作抗日。
蒋写了封亲笔信，托人送到陕北瓦窑堡，宋庆龄左思右想，这个送信人非眼前的牧师莫属。
这个牧师，正是中共地下党员董健吾，也是美国记者斯诺笔下的“王牧师”。
董健吾不敢怠慢，立刻动身前往延安。
董健吾不知道的是，蒋介石为了跟中共联系“携手抗日”，还动用了共产国际、张子华、左恭的多条关系。
向来不怀好意的蒋介石主动伸出橄榄枝，他葫芦里究竟卖的什么药？
幡然醒悟？老蒋竟寻求联共抗日
“1931年9月18日的事变，开始了中国变为日本殖民地的阶段，只是日本侵略的范围，还暂时限于东四省。今天不同了，日本帝国主义者，已经显示他们要向中国本部前进了他们要占领全中国。”
毛主席看口中的今天，正是自1935年1月以来，日本侵略者“渐进蚕食”吞并中国领土的“华北事变”。
国家岌岌可危，可蒋介石依然坚持内战。
于是，一股反蒋浪潮在全国范围内迅速兴起，“停止内战，团结抗日”的呼声响彻华夏各地。
不论是蒋介石的嫡系，还是地方军阀，都开始与积极抗日的中共接触。
一时间，蒋介石的独裁统治摇摇欲坠。
1936年，迫于形势，蒋介石在亲信的劝说下决定改头换面，打造“抗日人设”。
蒋介石开始想方设法，通过多方渠道与中共接触。
首先，蒋介石指派驻苏联武官邓文仪，跟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接洽。
得到的答复是：同意。
不过，国共两党的党中央都在中国国内，谈判应该以国内为主，并决定潘汉年于5月初回国，作为国共两党谈判的联系人。
同时，蒋介石又通过陈立夫的嫡系，找到了曾养甫的老同学谌小岑。
这个谌小岑很不简单，早年是“觉悟社”的成员，跟周总理、邓颖超是老相识。
接到任务后，她从两个途径跟中共接触。
第一个途径，谌小岑请翦伯赞，给带有中共背景的吕振羽写信：“东邻（日本）欺我太甚，惟有姜（蒋）龚（共）两家联姻，方可以共御外侮而保家财，兄如有意作伐，希即命驾南来。”
吕振羽接信后，立刻向中共北平市委宣传部长周小舟，作了汇报。
周小舟根据中央的指示，到南京与国民党谈判，还带来了毛主席、周总理、朱德、彭德怀签字盖章，写给宋子文、孙科、冯玉祥、曾养甫等人的“八一宣言”。
谌小岑还跟上海地下党建立了联系，并多次与中共上海临时中央组织部秘书张子华见面。
国共两党虽然有了三条线接触，但蒋介石认为这还不够，他又让宋子文再开辟一条途径。
宋子文第一时间想到了宋庆龄，他带着一封由蒋介石手写，带有火漆印的密信，敲响了二姐的家门。
宋子文表示，想请宋庆龄找个人，把这封信，带到延安。
尽管宋庆龄从1927年，已经与蒋介石决裂，可她听闻蒋要联共抗日，依然表现得非常高兴。
她笑着对宋子文说：“我看你的同学，可担此任。”
“哪个同学？”宋子文满脸疑惑。
宋庆龄答：“牧师，董健吾。”
和谈密使到西安，张学良作何反应？
董健吾接到宋庆龄委托后，深感责任重大。
心思缜密的他制定了一条安全的北上路线：先坐火车从陇海路上西安，再从西安转道去陕北。
这样既可以在最短时间内把信件送到中共中央，而且，西安的张学良怀揣抗日抱负，一定不会为难董健吾，还可能施以援手。
正如宋庆龄所言：“到西安后，如果实在有困难，可以找张学良帮助。他愤恨日本侵略，或许能助你一臂之力。”
安全起见，宋庆龄拿出了一张孔祥熙亲笔写的委任状：兹任周继吾为财政部西北经济专员。
宋庆龄还嘱咐董健吾，一定要把信面呈毛主席、周总理：“先生此行，事关国家、民族的命运，非同小可！事情办成，益国匪浅。”
董健吾化名“周继吾”，作为国共间的特殊秘使，踏上了征程。
董健吾的身上，除了有蒋介石的亲笔信和孔祥熙的委任状，还有宋庆龄给的100元路费，和她捐给红军的一包云南白药。
1936年1月中旬，董健吾和张子华小心翼翼，终于来到了西安。
可他听到了一个不好的消息：大雪封山，没有道路能进陕北。
董健吾在陕北滞留了很长一段时间，他等得起，可“统一抗日”不能推迟。
左思右想，董健吾硬着头皮找到了张学良。
董健吾开门见山，直言自己来没有别的事，就是想借一架飞机到苏区。
此言一出，张学良直接从座位上站了起来，“怎么？”
他难以置信的问：“你竟有如此大胆的要求，你知道这是要枪毙的！”
董健吾当然知道，张学良是国民党在西北的大官，要杀他，跟捏蚂蚁一样简单。
不过，董健吾丝毫没有畏惧，表示自己清楚张学良是爱国将领，为了民族前途，断不会那样做。
果然，张学良刚才是玩笑，也是试探。
他接着表示：“我张学良爱国之心未泯，只要为了抗日，有求必应！”
当然，张学良也比较谨慎。在送董健吾赴苏区之前，他先后向南京和延安方面，都做了证实。
2月21日，张学良派人开着自己的飞机，把董健吾，张子华二人送入了肤施，又让骑兵连送他们跋山涉水进延安。
2月27日，董健吾、张子华到瓦窑堡时，几位重要的中央领导人都不在。
当时，毛主席和彭老总在山西前线；周总理在陕北清涧折家坪红28军。
留在瓦窑堡的林伯渠、张云逸、袁国平热情董健吾和张子华。
抗日是假，保全地位是真
蒋介石通过多方途径，与中共建立联系，看起来是极有诚意。
而建立抗日民族统一阵线，也是中共的愿望。
为了尽快促成此事，毛主席、周总理、彭德怀等人给正在瓦窑堡等候的董健吾发电报，提出“停止一切内战，全国武装不分红白，一致抗日；二，组织国防政府与抗日联军；三，容许全国主力红军迅；速集中河北，抵御日寇迈进；四，释放政治犯，容许人民政治自由；五，内政与经济上实行初步与必要的改革”，让董健吾尽早回去，将消息传递给宋子文。
董健吾复命后的5月5日，红军通电，把“反蒋抗日”改成了“逼蒋抗日”，首次把蒋介石划入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
6月初，张子华带着周总理的亲笔信，从苏区返回南京。
下旬，曾养甫收到信后，向周总理复函，表示赞同共同抗日。
8月27日，张子华又带着曾养甫给周总理的信，以及与国民党设在武汉电台的联系密码，回到延安。
周总理很高兴，复函曾养甫：“兹为促事速成，巫愿与贵方负责代表进行具体谈判。但是弟等外出不易，倘若（曾）兄及（陈）立夫先生，能惠临敝土（延安），则弟等愿负全责保兄等安全。”
曾养甫又通过张子华，提出了国民党关于谈判的4项条件：苏维埃区域可以存在；红军的名义可以不要；中共代表可参加国民大会；即派人具体谈判。
曾养甫还提出请周总理到广州，或香港会晤，并取来为周总理准备好的赴香港护照，请张子华去延安时，代为转交。
国共第二次合作，似乎近在眼前。
就连周总理都不由得感叹：“这个老蒋，终于开窍了！”
但是，毛主席认为事情没有这么简单。
蒋介石向来是“反共”的，不可能瞬间峰回路转。
毛主席认为，谈判还是要谈的，但是不能对蒋介石抱有幻想。
毛主席在给红军的指示中，再次强调了“逼蒋抗日”。
他说：“逼蒋抗日，造成各种条件使国民党及蒋军不得不与我妥协，以达到两党联合反对日本的目的。”
周总理也想到了第一次国共合作时，蒋介石的凶残表现，与毛主席达成一致意见。
周总理在扩大会议上指出：“联蒋抗日是具有重要意义的，蒋介石是倾向抗日方面的。但是走到抗日，还要从斗争中使他实现。蒋要走到同我们合作，距离还很远，但我们不应放弃他，应逼蒋抗日。”
毛主席从两方面入手，探查国民党的真实意图。
首先，周总可以飞往广州谈判，但国民党必须承诺，不再做丧失领土主权的事；必须暂停对红军的进攻；立即着手，准备抗战为。
同时，毛主席又请潘汉年为代表，到上海与陈立夫见面。
1936年11月10日，上海沧州饭店，潘汉年递交了周总理的信件，又转达了《国共两党抗日救国协定草案》的主要内容。
不料，陈立夫却代表蒋介石提出了这样的条件：红色政权和红军必须取消；中国红军目前可保留三千人；师长以上的，一律解职，出洋半年后召回，量才录用适当，分配到南京政府各机关服务。
潘汉年大怒：“这是蒋先生，站在剿共立场的收编条例不能说是抗日合作的谈判条件。”
陈立夫还妄想能请周总理出山，当面谈判。潘汉年驳斥道：“问题不解决，我想他是不会出来的。”
蒋介石之所以态度大变，是因为“联共抗日”，根本就是他维护独裁统治的缓兵之计。
当两广事变顺利解决，蒋介石认为他又可以腾出手来，对付中共。
同时，山西军阀阎锡山，也给了蒋介石很大的压力，指责他“联合红军，围剿晋绥军”。
蒋介石本来就不怀好意，一直觉得“联共抗日”有损颜面，所以才会一方面真收编，假和谈；
另一方面，集结5个军的兵力，从会宁到固原一线，由南向北分四路对红军进攻，又让马步青、马鸿逵的部队沿兰州向宁夏一带的黄河流域进行防堵，还发动了妄图把红军全歼于西北的山城堡之战。
即使如此，中共还是希望“逼蒋抗日”。
毛主席等19位红军高级将领，致函蒋介石诚恳相劝：“天下汹汹，为公一人，当前大计，只须先生一言而决。先生一念之转，一心之发，而国仇可报，国土可保。允许我们，救国之要求，化敌为友，共同抗日，实为全国全民族唯一出路也。”
但蒋介石依旧不为所动，这才有了12月12日的“西安事变”。
西安事变中，蒋介石被迫接受了我党提出的“停止内战，联共抗日”主张，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准备了必要前提。
至此，逼蒋抗日终于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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