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笔下「骂」过的人不少，大多是文人，他们的相互「骂战」，都保存了下来，加起来有两本书那么厚。这两本书分别是《鲁迅和他的论敌》上、下册。
邵洵美也是这其中一员。可惜的是，鲁迅与邵洵美邵之间一来二去的「骂战」，却没有能够留下多少痕迹。
鲁迅看不惯邵洵美，起因在1933年，邵洵美写了一篇《文人无行》（文人无行释义为：喜欢玩弄文字的人，品行常常不端正）的小文章。
邵洵美这里的「行」，指行业，意思是说文人多没有正式的职业。但却被别人看成了邵洵美「奚落贫穷的文人」。
鲁迅笔风向来毒辣，于是撰文大加呵斥，说邵洵美是无耻「富家儿」，「开一只书店，拉几个作家，雇一些帮闲，出一种小报」就自以为是文学家了。
「我们之中的一个穷青年，因为祖上的阴功(姑且让我这么说说罢)，得了一所大宅子，且不问他是骗来的，抢来的，或合法继承的，或是做了女婿换来的。那么，怎么办呢？我想，首先是不管三七二十，‘拿来’！」
邵洵美与富家女盛佩玉结婚后，鲁迅又「慷慨」地送了一句嘲讽：「邵公子有富岳家，有阔太太，用陪嫁钱，做文学资本。」
邵洵美真的是鲁迅笔下这种人吗？实在是失之偏颇，天大的误会。
摒弃邵洵美的好，扩大邵洵美的「丑」，邵洵美的可贵之处，鲁迅先生没有发掘。
母亲盛樨蕙，是大实业家盛宣怀的四女儿。祖父邵友濂，曾官至一品，是晚清重臣。小时候的邵洵美曾过继给伯父邵颐，邵颐的前妻，是李鸿章的的嗣女。按照族谱，邵洵美是李鸿章的嗣外孙。
家里30个佣人，随时听候邵洵美的吩咐。他出生在这样优渥的环境里，鲁迅笔下的「穷青年」，也就无从说起。
1925年初，19岁的邵洵美与表姐盛佩玉订婚，后赴英国剑桥大学留学。他在经济系就读，课外自学英国文学，醉心于英国诗歌。
邵洵美为人慷慨，朋友有难，只要言语一声，他能帮则帮。经常接济还穷得叮当响的留学生们。徐悲鸿、蒋碧薇等人也多次受到邵洵美的援助。
1927年邵洵美回国，与表姐盛佩玉结婚。婚礼在卡尔登饭店举行，盛况空前。证婚人是复旦大学创始人马相伯。江小鹣、郁达夫、徐志摩、陆小曼、丁悚、刘海粟、钱瘦铁等人，都来参加了婚礼。
成了婚的邵洵美，似乎一夜间成长了许多。他暗暗地想，「不靠祖上馀荫度日，自创出一番事业」。
1928年，邵洵美开启了一系列的忙碌之路，整日沉浸在读书、写诗、作文章、编杂志办书店的繁琐中。
邵洵美交友的圈子也越来越广。与《孽海花》的作者曾孟朴也结上了忘年交。他们常常聚在一起，谈文论艺，研究办书店、搞出版等事宜。
这几人中，邵洵美与徐志摩的关系更近一步。邵洵美与徐志摩外貌有几分相似，都有一张“马脸”，很多人把他们认成「双胞胎」兄弟，徐志摩大邵洵美十岁，对这个弟弟也很关照。
徐志摩是新月派的领袖，文学活动有很多。徐志摩去哪，都会带上邵洵美。后来徐志摩组织国际笔会中国分会，邵洵美便出任笔会的会计。
新月书店是徐志摩1927年创立的，为了开这个书店，徐志摩没少下功夫，到处东奔西走，「邀集股本不过两千元左右，大股一百元，小股五元。」
后期开不下去，邵洵美赶紧接手注入资金，可依然亏本。后来徐志摩飞机失事去世，邵洵美也就不再经营这个书店了。
但当下，徐志摩对此非常感激，把邵洵美放在第一位，好事歹事都找他。
胡也频遇难后，沈从文出于兄弟情，护送丁玲母女回湖南老家，但当时的沈从文身上一穷二白，没有路费，便向徐志摩借。
徐志摩手头也紧，便找到邵洵美，邵洵美二话不说，毫不犹豫拿出1000元，说这是送，无需归还。
有个人找到胡适，想把《脂砚斋甲戌抄阅再评石头记》手抄本卖给他，但对方开价500大洋。胡适手头没钱，当时北京大学停发工资，生活困顿，根本没有这么多闲钱。
邵洵美得知后，又体贴地给胡适开了张支票，解了他的燃眉之急。
邵洵美大量的家财，一部分用于接济朋友，「钞票用得光，交情用不光」，还有一部分，用于创办文化事业。
邵洵美办过的出版社不少，抗战前，他办过金屋书屋、时代图书公司和第一出版社，先后拥有《狮吼》《金屋月刊》《时代画报》《时代漫画》《时代电影》《文学时代》《万象》《声色画报》《论语半月刊》《十日谈旬刊》《人言周刊》等十一种杂志。
这其中还不算由新月书店出版的《新月月刊》和《诗刊》。
邵洵美举办的这些刊物，仅用老画家黄苗子的话，就能得知其作用：
「《时代画报》《时代漫画》和《万象》对中国漫画的发展起很大的作用，漫画的发展也影响到绘画的发展。如果没有洵美，没有时代图书公司，中国的漫画不会像现在这样发展。」
邵洵美对社会是有过贡献的，并不是别人口下无用的「富家儿」。
邵洵美在经济窘迫时，确实动用了盛佩玉的嫁妆，不过都是用在正经途径上，情有可原。
邵洵美办理出版社，又为了使出版物质量达到理想的水准，更是不惜斥巨资，从德国购买了最先进的全套影写版印刷机。不过解放后，新华印刷厂出版《人民画报》缺少设备，邵洵美得知后，「忍痛割爱」，把设备充了公。
邵洵美的出版社并不赚钱，出版质量好价格高，但售价低，时日长久便有亏损。
除此外，邵洵美还要贴钱接济朋友 ，帮沈从文、施蛰存、郁达夫、胡适、夏衍、巴金、老舍等人出书，他家的银元一点点在消耗。
随着上海的沦陷，生意的萧条，属于邵洵美的好日子，更是到了尽头。「一日不如一日。」
邵洵美像变了一个人，做什么都不积极，也不爱提笔了。
盛佩玉回忆起当时的情况，非常无奈：「洵美和我过的日子是穷而又烦躁的。生病！添孩子！弄得他脑子不安静。古话说，穷而后工。可是他也懒得提笔了，日常无所事事，坐着抽烟，香烟抽到板烟，我们过的日子好像在等待着什么。其实他是一筹莫展、愁闷在心，才会这样子的。」
往日风光，今日连生计都成了问题，万贯家财在自己手中流失，又怎会不心生一丝惆怅呢？
新中国解放前夕，邵洵美昔日的大批好友纷纷往台湾飞去。胡适还为他订了赴台机票，邵洵美不愿意去，他说：「我为国家所做的一切，自有公断。」他要在上海等待解放。但划分成份时，「工商业主」的帽子，扣在他的头上。
曾经受过邵洵美恩泽的夏衍，看邵洵美如此落魄，便关照北京方面的出版社，邀请他翻译外国文学作品，每月付他200元稿酬。
然而，这还不是邵洵美最艰难的时刻，他的无妄之灾，还在后面。
1958年，邵洵美给远在美国的旧情人项美丽写了封信，希望她转一千美元到香港给生病的弟弟治病。
不料这封信被截获，邵洵美被视为「美蒋特务」逮捕了起来，蹲进了提篮桥监狱。在提篮桥监狱，邵洵美与因胡风案入狱的贾植芳成了“狱友”。
贾植芳很心疼这位狱友，高高大大的邵洵美，患有哮喘病，一边说话时，总是一边大声喘气。有什么活，总是抢着干。一边喘着气，一边弯着腰拖地，狱友们都喜欢叫他「老拖拉机。」
因为长时间的关押，恶劣的环境以及不营养的饮食，导致邵洵美的身子越来越差。邵洵美自知命不久矣。他找到贾植芳，对他说肺腑之言：
「贾兄，你比我年轻，你还可能出去，我不行了，等不到出去了。我有两件事拜托你，帮我写两篇文章。」
邵洵美托贾植芳要写的两篇文章，一是1933年萧伯纳到上海访问，邵洵美当时是世界笔会的中国秘书，负责接待。萧伯纳不吃荤，世界笔会中国分会在「功德林」摆了一桌素菜，参加宴会的人不少，蔡元培、宋庆龄、鲁迅、林语堂和邵洵美等人都在。最后是由邵洵美结的帐，但上海的报纸所有报道都没有邵洵美的名字。
这件事，使邵洵美一直耿耿于怀，他希望贾植芳写文章纠正记载的失误。
第二篇文章，则是关于鲁迅在文章中，说邵洵美是「捐班」，花钱雇人代写文章，邵洵美说这是天大的误会，他的文章实实在在是自己写的，也要请贾植芳澄清一下。
关于鲁迅以前对自己的「诋毁」，他可以不做解释，但唯独这件事，他一直放在心里。
贾植芳牢记了这份嘱托。两人在一起关押了四个月，后来贾植芳被调走，只是这一别，便成了永别。
1962年4月，被莫名关押了四年的邵洵美，最后被无罪释放。「经复查，邵洵美历史上的问题不属反革命。」
出来后的邵洵美，身体大不如前，他都没想到自己能活着出来。瘦骨嶙峋的身子，一头白发，因为患了肺原性心脏病，嘴唇和脸紫得发黑。曾经那个拥有「希腊式」鼻子的青年，一去不复。
更让人无力的是，家也没收了。原来的三间住房，被房管所收回了两间，16岁的大儿子去了青海支边，妻子盛佩玉与小儿子和一个老保姆，挤在一间房里。
别人问他狱中情况，他只是重复回复一句：「我是无罪释放的。」
此时的邵洵美，已经56岁，他唯一能做的，就是活下去。
在别人的帮助下，邵洵美去出版社帮人译书，赚稿费维持生计。但没干多久，「文革」来了，生计再次成了问题。
不得已，他只好将祖父邵友濂的日记、翁同作批注的李鸿章、曾纪泽、盛宣怀给邵友濂的两大本手札，哆哆嗦嗦的廉价卖给别人。
似乎要走到终点了。他有意无意地与儿子邵祖丞说，「害心脏病的人吃鸦片是要死的。」儿子不懂他的意思。
1968年5月2日，邵洵美不知从哪来讨要些鸦片，连食三天。5月5日，病逝而亡。
去世时，家人连一身像样的寿衣都买不起，穿着旧衣裳下葬。他留下的，是一堆债务，400多医疗费和1000余元房租以及十余张典当行的当票。
后记：1989年，在贾植芳平反第9年后，他写了篇文章，登在《上海摊》杂志上，算是履行了当初对邵洵美的承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