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5年，粟裕的女儿粟惠宁与陈毅的儿子陈小鲁喜结连理。直到此时，作为女婿的陈小鲁这才提起父亲多年前对粟裕的评价：
“在我结识和共事过的军队高级干部中，粟裕是委屈受得最多，升官升得最慢的一个。”
若论各大野战军司令员的指挥环境，包括华北军区野战兵团在内，当数华东野战军粟裕的处境最为艰难，并且是又尬又难。别人都是司令员，唯有粟裕是代司令员。
当然，粟裕本来是完全可以名正言顺地出任华东野战军司令员的。
1948年5月9日晚，当主席在阜平县城南庄对前来参加中共中央书记处扩大会议的陈毅、粟裕说起中央的决定时，粟裕大吃一惊。
中央决定：陈毅调任中原野战军第一副司令员，由粟裕接任华东野战军司令员一职。
中央的这个决定，本来是为了巩固粟裕在华野的指挥地位，树立粟裕在华野的决策权威，但在粟裕的一再请辞下，命令最终改为陈毅调任中野第一副司令员，仍然兼任华野司令员兼政治委员。
粟裕则出任华野代司令员兼代政治委员。
粟裕的高风亮节，却也带着些许无奈，其在华野的指挥环境，还真就离不开陈毅的支持。
每每关键决策，都需要这位老军长的鼎力相助，否则，来自华野将领们自下而上的阻力将会很大。
无论任何军队，统帅的权威都是靠打胜仗建立起来的。但若论自身威信，资历却是奠定威信的基础。
而粟裕欠缺的，正是这份资历。
以各大野战军（包括华北军区）为例——
西北野战军司令员彭德怀，是平江起义的领导者、红5军的创建者，历任红3军团军团长、陕甘支队司令员、红军前敌总指挥部总指挥、八路军副总指挥、西北野战军司令员兼政治委员等职。
彭德怀的这份资历在全军将领中，除了“红军之父”朱德之外，无人能及。
以此建立起来的威信，在指挥作战中又岂会遇到任何阻力？
东北野战军司令员林彪，早在红军时期就先后历任红4军军长、红1军团军团长、红军大学校长兼政治委员等职。
而后来长期与其搭档的罗荣桓，在林彪担任红大校长兼政治委员时，仅是红大一期的一名学员。若以军队传统而论，林彪与罗荣桓在当年的红大里，是老师与学生的关系。
后来东北野战军的将领们，包括刘亚楼、肖华、邓华、黄永胜、李聚奎、李天佑、杨志成、赖传珠、朱瑞、陈光、梁兴初等等纵队级以上首长，都曾是红1军团军团长林彪的部下。
勿须再提抗战时的115师师长一职，单就红军时期林彪的资历而论，林彪在东北野战军就是当仁不让的“一哥”。更何况其职务是东北局书记（副书记罗荣桓）、东北野战军司令员兼政治委员（副政治委员罗荣桓）。
林彪以东北地区一把手的职务经略东北，集党、政、军大权于一身，威信自是不言而喻。指挥作战时，如身使臂，如臂使指般的丝滑顺畅，谁敢异议？
中原野战军司令员刘伯承，南昌起义时任前敌委员会参谋团参谋长，后留学苏联伏龙芝军事学院。
归来后历任红军总参谋长、中央纵队司令员、援西军司令员、八路军第129师师长、晋冀鲁豫野战军司令员、中原野战军司令员等职。
履历深厚，有着“党内孙武”之称的刘伯承不仅是一位卓越的军事指挥官，更是一位睿智的长者，其一生的征战岁月，爱兵如子贯彻始终。
刘伯承所率的中原野战军，大部分将领源自红四方面军，红四西征失败后，很多失散将士在返回延安途中，都是被援西军司令员刘伯承部所救助，这份情谊在红四方面军官兵心中铭记始终，岂会得不到红四将领的爱戴和拥护？
华北军区（晋察冀军区）司令员聂荣瑧，历任黄埔军校政治教官、红军总政治部副主任、红1军团政治委员、八路军115师副师长（政治委员）等职。
早在红军时期，聂荣臻就与林彪、彭德怀平起平坐。
抗战时期，我军第一块敌后根据地晋察冀，就是聂荣瑧亲率115师3000子弟兵在敌后成功开辟出来的。
晋察冀根据地被中央军委誉为“模范根据地”，这份荣誉在我军创建的敌后根据地是独此一份，这是中央对聂荣臻及其麾下的115师3000将士的最大褒奖。
兵是将之魂，将是兵之胆，华北军区由晋察冀部队发展而来，这样一支由老首长指挥的老部队，可谓兵知将而将知兵，指挥起来自然是无比顺畅。
唯独华东野战军代司令员粟裕，红军时期的最高职务仅是红7军团参谋长，且红7军团是一支刚刚建立，还建制不全的偏师。
1934年，中央红军长征前，该部随方志敏领导的抗日先遣军北上，掩护主力转移。红7军团在谭家桥、怀玉山两战两败，只有粟裕和少数人员成功突围得以生还。
其后，粟裕长期在闵浙临时省委担任组织部部长兼闵浙军区司令员一职。
粟裕的这一段履历，在1952年全军评级时被认定为“红军时期担任师级干部”。
而红军时期的师级干部，在东野、西野、中野、华野，包括华北军区，不少人就连纵队正职都干不上。
1937年12月，南方八省游击队改编为新四军时，全军下辖4个支队10个团，以及军部直属队共计10300余人。
粟裕此时的职务是新四军第二支队副司令员。
此时的新四军辖下并无“师”这一建制，第二支队下辖第3团、第4团。往高说，“支队”勉强与“师”平级。往低说，两团制的编制，这样的“支队”似乎更像一个旅。
也就是说，新四军创建初期，粟裕的职务往高里说是“副师长”，往低里说是“副旅长”。
1941年“皖南事变”后，重建新四军军部时，新四军下辖7个师。陈毅出任代军长，粟裕担任第1师师长。
但新四军的“师”，在建制和级别上却是远远低于八路军的“师”的。
这从八路军的6个师长副师长，其中5个成为新中国元帅，其中的道理不言而喻。
按抗战时期国民革命军的编制，八路军是集团军建制（第18集团军），因为受到国民党的限制，所以八路军辖下没有“军”级编制，仅辖3个师。
此时新四军的7位师长，大致上相当于八路军的旅长。
也就是说，抗战时期的粟裕，其在新四军的最高职务相当于八路军的旅长，与八路军129师386旅旅长陈赓、115师344旅旅长徐海东属同一级别。
1945年抗战胜利后，9月，随着新四军第3师调赴东北，军长陈毅率军部及部分主力北移山东，留在华中的新四军部队于11月组成华中军区和华中野战军。
粟裕出任华中军区副司令员兼华中野战军司令员。
1947年1月下旬，山东野战军、华中野战军和山东军区部队合编为华东野战军。陈毅任司令员兼政治委员，粟裕任副司令员。
粟裕凭着1946年夏，以3万对敌12万，并歼敌53000余人，史称“苏中七战七捷”的战绩，获主席亲自批示：
“在陈（毅）领导下，大政方针共同决定，战役指挥交粟（裕）负责。”
直到此时，粟裕才算崭露头角，率华东野战军在齐鲁大地上纵横捭阖，真正成为了独当一面的军事指挥员。
而同一时期的彭德怀、林彪、刘伯承、聂荣臻等人，在此之前的很长时期里，早就已经各自经略一方，早就是我党我军组织体系中举足轻重的一方大员了。
与上述4位野战军1号首长相比（含晋察冀野战军），粟裕在资历上的不足，往往无法像这4人一样地做到一言九鼎，使其在指挥作战时，经常面临自下而上的阻力。
华野参谋长陈士榘，红军时期曾任红30军代理军长。抗战时期曾任新四军参谋长兼山东军区参谋长，常年跟随在陈毅身边，是陈毅最为倚重的左膀右臂。
华野9纵司令员许世友，早在1935年就担任红四方面军第4军军长。抗战时期又先后历任八路军129师386旅副旅长、八路军山东纵队第3旅旅长、八路军胶东军区司令员等职。
华野10纵司令员宋时轮，红军时期曾先后担任红30军军长、红28军军长。
红军时期就曾担任过军长的陈士榘、许世友、宋时轮，无论职务上还是资历上，与同时期的粟裕相比，都要高于粟裕。论抗战时期的职务，又与粟裕几乎旗鼓相当。
这就让红军时期最高职务为红7军团参谋长的粟裕，在华东野战军里想要顺畅地指挥上述3人，确实存在着不小压力。
1946年底，山东军区和华中野战军联合作战，共同进行宿北战役和鲁南战役。
时任山东军区参谋长的陈士榘与华中野战军司令员粟裕在战役部署上发生了严重分歧。
此时的华东野战军虽还没有组建完成，但组织结构已由中央明确，由陈毅担任司令员，粟裕担任副司令员，陈士榘担任参谋长。
尽管主席已有言在先：“在陈（毅）领导下，大政方针共同决定，战役指挥交粟（裕）负责。”
但陈士榘却仍然反对粟裕提出的，先打整编第74师的决定。
陈士榘认为，整编第74师是国军五大主力之首，不是那么好对付的。战役之初，应该先打弱旅整编第26师。
陈毅眼见陈士榘与粟裕争执不下，便提议休会一天，大家好好考虑之后次日再议。
可是，就在休会的这一天里，陈士榘却擅自给中央发去电报，请求中央支持自己的意见。
陈士榘越级请示中央的这一举动激怒了陈毅司令员，但粟裕却为了班子团结而顾全大局，主动找到陈毅，愿意改变自己的战役计划，配合陈士榘的战役部署，并建议该役就由陈士榘全权指挥。
最终，陈毅批准了陈士榘的战役计划，却仍然命令由粟裕全权指挥该次战役。
此役，在粟裕的指挥下，歼灭国民党军7.4万余人，可惜跑掉了张灵甫的整编第74师。
1947年5月的孟良崮战役中，华野9纵司令员许世友先后两次与粟裕发生冲突。
5月10日，粟裕根据敌人援军的当前位置，命令两个纵队的阻援兵力赶往沂水，阻击敌第7军和整编第48师。
5月11日晚，侦察得知，由于敌第7军和整编第48师对增援张灵甫犹豫不决，行进速度十分缓慢，已对华野阻援部队构不成威胁。
粟裕急令参加阻援的9纵回师孟良崮，参与围歼整编第74师。
此时，9纵司令员许世友率部经一天一夜急行军就快抵达沂水了，突然接到粟裕回师孟良崮的命令，许世友当即大发雷霆，说道：
“你只晓得用巴掌在地图上一卡一卡的，我们却是用两条腿在地上来回跑！”
虽然许世友最终还是执行了这一命令，但这句话却在后来传遍了全军，严重影响到了粟裕的威信。
华东野战军原本制定的作战计划是5月14日当晚缩小包围圈，15日凌晨3时发起总攻，15日上午结束战斗。
然而这个计划却没有实现，战斗一直持续到5月15号晚上，整编第74师仍然不露败相，仍然在据险死守。
此时，让华东野战军司令员陈毅、副司令员粟裕最为担心的是两个问题：
一是能不能在最短的时间里吃掉74师，解决战斗之后迅速撤离战场？
二是担负阻援任务的华野4个纵队，能否挡得住黄百韬的整编第25师，以及跟在后面的敌人20万援军？
原粟裕机要秘书鞠开回忆道：
“那时候，战场上敌我双方几万把刺刀，那是把把见红。我们仰攻，敌人居高临下，我们那个伤亡实在太大了。
我们有的连，两三个小时，连长都换了六七个人了。”
身处“磨心”的整编第74师，硬是挺住了华东野战军5个纵队，近50个团的轮番攻击，攻守双方都伤亡惨重。
叶飞之子叶小琦回忆父亲的讲述：
“这时候，9纵司令员把电话打给了粟裕，说，形势对我们太不利了，周围敌军太多了，而且逼得又特别近，如果吃不掉74师，国民党那些增援部队又围拢上来，你怎么办？
关键时刻，陈毅司令员从粟裕手中抢过电话，第一句话就讲，粟司令的意见就是我的意见，我们是经过研究的，你不要讲什么价钱，你不想打，你就下来，我换别人，我换别的部队上去。谁再要说撤，我就杀谁的头。
陈毅还宣布了追究失职者责任的撤职、查办、杀头三大战场纪律。
在华野啊，关键时刻，陈毅司令员力挺粟裕，一句话就镇住这位顶撞粟裕的纵队司令员。”
1947年8月，粟裕命华野10纵司令员宋时轮率部在梁山为刘邓大军打阻击，战役目的是配合晋冀鲁豫野战军顺利挺进大别山。
由于敌第5军在邱清泉的指挥下对10纵侧后发起突击，为了避免陷入腹背受敌的险境，宋时轮在未得到粟裕批准的情况下，率领10纵退出阻击阵地，其后更是擅自率部北渡黄河。
此举，不仅让晋冀鲁豫野战军在敌人的围追堵截下遭受巨大损失。更为严重的是，10纵的北渡黄河，严重破坏了华野“牵制敌军，保障刘邓侧后安全”的战略部署。
且10纵在转移途中，自身损失也颇为严重，4000余名支前老百姓和1500多名伤病员被迫留在了对岸，遭到了国民党军惨绝人寰的残酷屠戮。
中央获悉此事后雷霆震怒，主席怒批宋时轮“私自北渡，是一次极大错误。”
一年后的济南战役，华野部队分为攻击兵团和阻击兵团两大块，粟裕再次命令宋时轮的10纵担负阻击任务。
宋时轮一听就毛了，在战役部署会上当着诸多将领的面顶撞粟裕，并怒拍桌子声称“老子不干了！”
主席知道了这件事情后，指示饶漱石免去宋时轮10纵司令员的职务。但高风亮节的粟裕却在此时主动站出来为宋时轮说话，保下了宋时轮。
华野1纵司令员叶飞，红军时期担任闽东独立师师长。
1935年10月5日，粟裕、刘英率领的中国工农红军挺进师进入福建，和叶飞所率领的中国工农红军闽东独立师在闽东北寿宁县会师。
在随后成立的闽浙临时省委，在省委书记刘英领导之下，还组建了闽浙军区，粟裕任司令员，刘英任政治委员。叶飞的闽东独立师接受闽浙省委和闽浙军区的指挥。
当时的闽东，叶飞已耕耘数年，根据地较为成熟。由于敌后斗争环境严峻，刘英、粟裕、叶飞三人又是经常分开活动，高风亮节的叶飞从不争权，粟裕也同样如此。
于是，闽浙临时省委的工作，实际上是由刘英一个人在主持。
刘英书记是一位“左倾冒险主义”极为严重的同志，屡次不切实际地命令叶飞所部配合闽浙军区的其他部队攻打国统区敌人重兵驻防的要地。
由于敌众我寡，这一命令极不现实，叶飞多次断然拒绝执行。
于是，刘英以闽浙临时省委书记的名义，给活动于闽浙边境的粟裕带去了一封盖着闽浙临时省委红色大印的信件——
粟裕同志：
兹以临时省委的名义命令你，近日内必须邀请叶飞到你的驻地与你会面，并在会面时将其扣押，解送到省委。如拖延或用其他方式影响此命令的执行，都将被看作是对抗和分裂省委，必须承担由此而产生的一切后果。以何种名义召叶飞前来，由你自行决定。
为防止粟裕拒不执行这一命令，刘英还派出一队武装人员前来监督粟裕执行。
而粟裕被迫执行这一命令时，导致了叶飞身中一枪，其警卫员身死的严重后果。
这便是党史军史上著名的“南阳事件”。
这一事件，对当时的闽东革命根据地造成了巨大的伤害，闽浙临时省委因此宣告分裂！
而刘英本人也在后来被敌人俘获，于1942年5月18日在浙江省金华永康方岩监狱英勇就义，年仅37岁。
虽然在后来的新四军成立，以及新四军整风期间，粟裕两度把这件事情向组织上作了如实汇报：
“奉命抓捕叶飞，我是执行者，也是受害者。”
因为没有完成抓捕任务，粟裕回到闽浙临时省委，马上就被刘英下令逮捕。列出的“罪名”一共有17条，最终，粟裕被关押了很长一段时间后，才被刘英释放。
“南阳事件”，使得粟裕、叶飞在后半生的合作期间，始终成为两人间的一个疮疤，不能提，不能碰。
后来在陈毅军长的大力融合下，二人的关系才慢慢地恢复过来。
上世纪八十年代末，已离职休养的叶飞将军开始撰写回忆录。
要不要把与自己多年的上级粟裕有关的“南阳事件”写进书里去，他有些犹豫，便找到老战友王必成商量。
王必成没有正面回答叶飞，却对叶飞讲了一段往事：
“1962年粟总在上海治病。大病初愈，陶勇建议出去活动一下，就安排了韩先楚、王建安陪粟总一起去打野兔。一到目的地，果然有一群野兔，韩先楚眼疾手快，举枪就射，打中一只。
其余的野兔，四处惊逃。粟总随手一枪，把逃得最快的一只大公兔打死了。
而其他人，包括我、陶勇、王建安以及自己赶来参加活动的许世友，都没有击中目标。”
王必成说完看了看叶飞，意味深长地说道：
“当年，粟总真要想打你，凭他的枪法，你逃得了吗？
我和陶勇一起问过粟总这件事，粟总说：我是受害者又是执行者。问题是刘英同志已经英勇牺牲了，再要把这件事拿出来说他，难免有诿过于故人之嫌啊，不说了吧！”
叶飞将军写的《叶飞回忆录》成书后，书中这样写道：
“我和粟裕同志长期战斗在一起，从新四军1师、华东野战军，一直到解放后，我都在粟裕同志的领导下工作，多次当他的副手，相互间配合得很好，没有因为个人意气而影响工作。
对于已经英勇献身的烈士刘英，他对敌斗争非常坚决，令人钦佩，但在党内的工作作风却很左！”
多年后，陈毅的儿子陈小鲁娶了粟裕的女儿粟惠宁，直到这时，作为女婿的陈小鲁这才向岳父提起父亲陈毅多年前对粟裕的评价：
“在我结识和共事过的军队高级干部中，粟裕是委屈受得最多，升官升得最慢的一个！”
——作为粟裕的老上级，陈毅对粟裕的评价，在一定程度上真实反映了粟裕当年在华东野战军中的处境，意味深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