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周恩来漫长的一生中，他与张学良交往的时间，短暂得微乎其微，前后算起来，都加在一起也不过八天九夜。然而，他俩之间却建立起了异常感人的深厚情谊。
1936年，在国难当头的形势下，经被红军俘虏的东北军619团团长高福源的牵线联系，张学良于3月4日从西安亲自驾机飞抵洛川，与中央代表李克农、钱之光、戴镜元进行了联合抗日的谈判。为进一步商谈抗日教国大计，张学良提出：由中共派一位全权代表，最好在毛泽东、周恩来中推出一位，与他再一次商谈，地点定在肤施(延安),时间由中共决定。
3月7日，李克农和戴镜元离开洛川，北经延长，从清涧过黄河，于3月16日到达山西前线的石楼，向毛泽东、周恩来、张闻天等详细汇报了谈判经过和张学良的要求。3月27日，中共中央在石楼附近召开会议，决定派周恩来与张学良谈判。4月5日，周恩来一行回到瓦窑堡。原约定4月初到延安谈判因张学良患喉疾，推迟了几天。
4月9日，周恩来冒雪赶到延安，与张学良作彻夜长谈，两人肝胆相照，开诚相见，共商救国大计。张学良慷慨解囊，拿出自己的二万块光洋，资助红军抗日。之后他又送给我党二十万法币。延安谈判，是周恩来与张学良的首次会面，双方都大有相见恨晚之感。这次谈判，是张学良思想转变的重要开端，对他日后发动西安事变具有决定意义。
由于时代和阶级的局限性，张、杨捉蒋之后即成骑虎之势。事变当天，他们就火急电请周恩来率中共代表团到西安，共同处理捉蒋善后事宜。
12月15日清晨，周恩来一行冒着陕北高原刺骨的寒风，策马从保安出发，16日赶到延安，17日下午乘坐张学良专机飞抵西安，住进金家巷张学良公馆东楼的三层楼上。当晚，张学良为周恩来举行了欢迎晚宴。饭后，两人深谈，对解决西安事变的各项问题，取得了一致看法。此后，周、张、杨为和平解决事变进行了艰苦努力。
12月23日全天和24日上午，周恩来、张学良、杨虎城、宋子文和宋美岭，在张学良公馆西楼的二楼会客室进行了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三轮四方谈判，成功地达成了协议。张学良出于各种考虑，决定亲自陪送蒋介石回南京。张学良放蒋前夕，周恩来主要从张学良的个人安全出发，尽了一切努力坚决劝阻他不要陪送蒋介石去南京，但均未奏效。
1936年12月25日16时许，周恩来正在开会时，张学良突然秘密地陪送蒋介石飞离西安。周恩来闻讯后，带上张学良的中校侍从副官张沛汉立即去追，一路上汽车开得飞快，但周恩来心急如焚，还一个劲地催促司机快开。当赶到机场时，为时已晚。周恩来眼看着直上长空的飞机，眼里含着泪，反复地说：“张副司令、张副司令。”飞机早已飞远了，但他还久久地伫立在那里，仰天长叹：张汉卿就是看连环套看坏了，他现在不但要“摆队送霸”,还要“负荆请罪”啊!
周恩来在西安的日子里，与张学良感情融洽，配合默契，合作共事，朝夕相处了八天八夜，建立了非同寻常的珍贵友谊。正因为如此，多少年来，周恩来始终对张学良怀有一种特殊的感情，对这位中国共产党的忠实朋友到南京以后的悲惨遭遇一直念念不忘，寄予了深深的同情和无限的怀念。
1937年1月10日，周恩来亲笔写信给张学良，指出：“自见伴送蒋先生入京后，此间一切安然，静候蒋先生实践诺言，由兄归来主持大计。及撤兵令下，特赦呈文发表，愈是使大家认识蒋先生信义和宽宏，乃事未及周，蒋先生休假归里，中央大军竟重复压境，特赦令转为扣留，致群情惶惑愤懑不可终日。……临颖神驰马，伫候明教，并希为国珍摄万岁!”
发出此信的第二天，周恩来又致信蒋介石，严正指出：“现先生虽假中，但战机危迫，先生以一系全国安危，待先生力排众议，坚持前令，尽撤入陕甘之兵，立释汉卿先生回西北主持，则内战可弭，和平可坚……来承召谈，只以大兵未撤，汉卿先生未返，暂难抽身。一侯大局定，当即入都应约。如先生认为事宜速决，请先生以手书见示，保证撤兵释张，则来为促进和平、赞助统一，赴汤蹈火亦所不辞。”
张学良被囚禁以后，在杭州、庐山、南京、重庆等地的多次国共谈判中，周恩来曾代表我党无数次地严正要求和极力敦促蒋介石、孔祥熙、宋子文、宋美龄等担保过张学良安全的国民党大员们，不要背信弃义，立即释放张学良。但毫无结果，张良学仍被年复一年地无限期地囚禁着。
1937年春，周恩来指示：在形势已经发生变化的情况下，要迅速将在平津一带的东北抗日救亡团体联合起来，组成一个在党领导下的范围更加广泛、联系更加紧密的统一组织，努力争取张学良将军恢复自由，推动东北军继续抗日，发动各阶层民众促蒋抗日。同年6月20日，东北抗日救亡总会在北平成立。“八·一三”事变后，东北抗日救亡总会由南京撤退到武汉，周恩米通过刘澜波等东北抗日救亡总会领导人，与东北军一些将领和东北各界人士一直保持着紧密的联系，代表党中央继续积极努力营救张学良。
1944年12月24日，周恩来代表我党复电美国总统罗斯福的私人特使赫尔利，正式提出恢复国共会谈的四项先决条件：(一)释放张学良、杨虎城、叶挺、廖承志及其他爱国被囚之人士。(其余三项略)此四项政府宜先自动实施，方能证出其存商谈之诚意。
1945年4月30日，周恩来在党的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作《论统一战线》的报告时指出：“但是张学良送他到南京以后，他就把张学良扣起来。”对蒋介石的倒行逆施表示了极大的义愤。
1946年1月10日，蒋介石国民党为缓和国内外的压力，在重庆召开“政治协商会议”。国民党、共产党、青年党、民主同盟以及无党无派的社会贤达代表共三十八人参加会议。1月14日下午，讨论团结问题时，中共首席代表周恩来起立发言，他刚说了几句，降旗的时间到了，响起“达一达一的”的“立正”号音，全场循声起立，一片寂静。接着是降落国旗的礼号声。礼毕坐下，周恩来继续说下去，他在发言前先感慨万千地长叹一声，然后以动人的感情说：“在刚才-刹那的沉默中，我想起了一个人。这个人是我的朋友，也是在做各位的朋友。今天我们讨论团结问题，这个人在促成团结方面贡献最大，却因为促成团结而失去了自由。这个人就是张汉卿先生……”周思来说这段话时，声色俱厉，理直气壮，以炯炯的目光逼视着在场的国民党代表孙科、吴铁成、陈布雷、陈立夫等人。面对此情此景，国民党代表一个个闭目合睛，噤若寒蝉，全场一片死寂。
政治协商会议期间，曾任东北大学秘书的周鲸文和一些关心张的东北人士，发动援助张学良恢复自由的活动，并谤中共代表周恩来、董必武予以协助，但也无结果。
同年4月28日，周恩来在重庆曾家岩五十号举行的与重庆文化界话别茶会上，报告了东北谈判的经过，他说：“谈判耗去了我现有的生命五分之一，我已经谈老了!”这时，曾与张学良有深厚历史关系的东北人士王卓然对周的感慨致了一番安慰，他说：
“周先生十年谈判生涯虽然太辛苦了，但将来的历史自有崇高的评价。只可怜那一个远在息烽钓了十年鱼的人，他这十年钓鱼的日子不是容易过的呀……。”这番话引起了大家欲哭不能的难过，而在周恩来那严肃的脸上却闪过一种悲凉的泪光。
当年9月，周恩来对美国记者孛勃曼谈个人与革命的历史，他不无遗憾地回忆说：
“12月25日，蒋夫人坚持要在这一天送蒋回京，张学良自己答应了亲自送蒋返京，事前大家都不知道。张自己也未料到去南京后会从此被囚。”
12月12日，周恩来又在延安各界纪念“双十二”十周年大会上指出：“历史应该公断：西安事变是蒋介石逼成的；蒋介石抗战是张、杨两将军顺应人民公意逼成的。张、杨两将军从此就获得人民的谅解与拥护，不是偶然的。现在抗战已经胜利一年多了，然而张、杨两将军却被蒋介石囚禁了十年。这段公案，人民会起来给以正当的裁判。也只有人民，才会真正坚持释放张、杨。那些担保张、杨无事的大人先生和太太们，却早已忘恩负义，食言而肥。”“在纪念‘双十二’十周年的今天，我们要求立即释放张、杨两将军。他们是有大功于抗战事业的。”
1949年4月20日，南京政府顽固拒绝了我党提出、双方代表团所同意的《国内和平协定最后修正案》,同时派出专机并电令其和谈代表团从北平立即撤回去。到底是走还是留?该代表闭首席代表张治中将军和其他成员内心都充满矛盾，张治中认为自己是首席代表，理应回去复命，可是又怕回去不会有好结果。这时，周恩来到东郊民巷六国饭店看望张治中，语重心长地说：随着形势的转变，仍有恢复和谈的可能，你们回到上海或广州，特务分子是会干不利于你们的事的还是留下来吧。最后，周恩来诚挚地说：在西安事变时，我们没有尽到劝阻之责，已经对不起一位姓张的(指张学良)朋友。今天，我们不能再让你这位姓张的朋友回去了!情真意挚，态度温和而又坚定，使张治中深受感动。过了两天，张治中的家属由上海来了，张治中于是决意留下来。
我百万雄师过大江后，上海《文汇报》总编辑徐铸成和几位新闻界的朋友准备南下，等待上海解放。行前，周恩来在中南海款宴他们。谈到统战政策，周恩来说：我们总是为朋友们设身处地的，决不强人所难。比如张汉卿，当时我们劝他释蒋，又一再劝他不要随蒋赴宁，曾给他详细分析利害。接着，周恩来沉思地说：大概汉卿是中了旧戏的毒吧，他要学窦尔敦“摆队送天霸”,结果，这位“黄天霸”连一点江湖义气也没有，反把放他的人关了起来，直到现在。真是惨痛的教训啊!
1956年11月16日，在北京召开的纪念西安事变二十周年座谈会上，周恩来详细论述了西安事变的有关问题，对张学良、杨虎城两将军的历史功绩给予极高评价。他指出：
“西安事变是值得纪念的。”“由于西安事变，张、杨两将军是千古功臣，这点是肯定的。即使当时一枪打死蒋介石，也是千古功臣。”“张汉卿亲自送蒋走是个遗憾，我那时听说张送蒋走了，赶紧追到了飞机场，想再劝阻不要去送，但我到飞机场时，飞机已起飞了。……张汉卿是个英雄人物，很豪爽。他这个英雄主义，是个人英雄主义，但用在抗日上就用对了。张汉卿在被扣后还给过我两封信，多年来表现很好，始终如一，是值得人怀念和尊敬的。张汉卿先生将来能援救出来最好，但无论如何，他是千古不朽的人物了，他是名垂千古的了。”“因为既捉了蒋，又在蒋的统治下，张、杨两将军要牺牲是不能避免的。为了抗日就要付代价，这是值得怀念的。他们是千古功臣，永垂不朽和特别使人怀念也就在此了。”
五年以后的1961年12月12日晚上，周恩来在北京饭店一楼大厅举行了纪念西安事变二十五周年招待会。他说，本来要请叶帅参加，可他因事去了延安，不能来了。席间，周恩来首先讲话，回顾了西安事变，对张学良、杨虎城两位爱国将领表达了深深的怀念之情。他说：“双十二事变本身的意义，是在于它成为当时停止内战的一个历史转变关键。从此建立了两党合作重要的前提，这是中国历史上的一件大事。”“张、杨两将军为挽救中华民族的危亡，个人都作出了重大牺牲，成为千古不朽的功臣。是值得我们永远怀念的。”张学良的四弟、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参谋长张学思将军因当时台湾发表了经人篡改的所谓《张学良西安忏悔录》,感情不可自抑，异常激动，在给周恩来敬酒时泣不成声，顿然使整个会场气氛十分沉重。周恩来也流下了热泪，他深情地说：“我的眼泪是代表党的，不是我个人的。二十五年了，杨先生牺牲了一家四口，张先生还囚禁在台湾，没有自由，怎能不使人想起他们就落泪呢?”
回忆往事，这一幕幕感人的场景，不能不使人触景生情，分外感慨：连周恩来这样最坚强的革命者在这场张学良悲剧面前，都无法抑制自己的感情；他在二十五年间，曾先后三次流泪，可见他们之间的友情之深。
西安事变以后的数十年间，周恩来除一直惦念张学良外，对其亲朋故旧，也始终给予了无微不至的关怀和帮助。1952年，周恩来为解决京津两地张学良家属的生计问题，特指定由张学良当年的部下于学忠亲自经手办理，由全国政协将北京西城张家所有的顺承王府作价购买下来。卖房款按张学良的家属人数平均分劈，每人分得一万元(唯有张学思夫妇表示放弃)。对海外的，也把应劈份额存在银行里，以待随时支取。“文化大革命”中，张学思被迫害致死，最后还是周恩来亲自主持，代表党和人民为他平反昭雪。
西安事变至今已五十多年了，敬爱的周恩来也谢世整整十二个年头。但是祖国人民永远不会忘记过去，不会忘记在祖国危难的时候，曾经挺身而出，为中华民族的生存和解放作出巨大牺牲和杰出贡献的张学良将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