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8年3月8日傍晚，我正在蛟河城郊采访，报社的小公务员急匆匆地跑来说：“哎呀，可找着你了，萧社长让你马上回去。”
我们立即赶回城里。见了社长萧林，他说：“快收拾东西，立刻出发。吉林的国民党军队跑了”。
我只拣了几个笔记本，带上牙具，背着一个挎包，便与萧林一起上了火车。
这是一列临时的专车。车上，三个一群，五个一伙，都在兴高采烈地议论着：两年来的艰苦奋斗，终于迎来了胜利的喜悦。
枕着挎包，躺在座席上，想睡也睡不着，我心潮翻滚浮想联翩。1946年5月底撤出吉林市后，曾听到谣传，说我们在半路上都被国民党飞机炸死了。当时为了消除在敌区的父母兄弟的思念，我曾托一位扮作商人的交通员，秘密捎去一张在延吉拍摄的笑倚栏杆的照片，以示我不但活着，而且活得十分健康、愉快。1947年，国民党头子陈诚来到东北，曾叫嚣说:“半年之内消灭共产党！”“把共产党赶到兴安岭以北去！”声犹在耳，结果如何呢？他们输定了，输得那么快，那么狼狈！他们的失败是注定的，因为他们腐败、反动不得人心。
一路上火车时开时停，到达天岗天还没亮。这是最后一站，前面不通车了。据通知，早饭还没做好，让大家好好休息。可是谁还能坐得稳呢？萧林说：“干脆，咱们走吧，到江密峰再吃饭。”这个提议，正中我下怀。轻装简从，连同两位警卫员，我们一行四人披着朝霞上路了。
中午到了江密峰，原打算饱餐一顿再赶路，可是走了一家又一家，却不见一个人影。好不容易在一间茅屋里寻着一位老大爷，他说江密峰山好水好，林茂粮丰，百姓富足，可是这两年被“平推”推光了。原来这一带有帮土匪，匪首报号“平推”被国民党收编，就在这游击区的边缘，杀人放火，强奸妇女，勒捐索款，抢夺民财……
显然，在这里是找不到吃的了。只好对老大爷安慰一番，空着肚子继续赶路。
这一年的春天似乎来得早些，虽是三月初旬，但到了中午，冰雪融化，南淌北流，几乎没有一段干爽的路。肚子咕噜噜地响，棉鞋也湿透了，但归心似箭步如飞，我们翻山越岭，穿溪过河，终于望见了山峰矗立的龙潭山。
撤退时，经过龙潭山前，我曾回顾那烟霭迷离的江城，心里默念着，有朝一日还要回来的。现在，又来到这莽莽苍苍的山前了。
转过山嘴，危崖上的碉堡，张着黑森森的炮眼。国民党军队修筑这些碉堡，不知耗费了多少人民的血汗，但也挽救不了他们失败的命运。
由龙潭山前的铁路便桥进入省城吉林，太阳已经落山。大部队向前追击逃敌，市内留有纠察队。萧林要来了当晚的口令。可是在这茫茫黑夜，到哪儿落脚呢？好在我熟悉街道，经过商量，我们奔向江边的省政府。
我们估计在那里或许会遇见人民政府的“先锋队”，以便与他们一起过夜。不料，进了省政府大楼，空无一人，漆黑一片，满地是乱扔的文书纸片。我们不能再走，只好在这里轮班放哨，轮流休息。
第二天一早，走过河南街，只见各商店紧闭门窗。据说国民党部队逃窜时，将几家金店洗劫一空。各商店余悸未消，还在观望。
接着，我们来到广播电台。令人高兴的是，许多编播机务人员，都来上班了。在混乱之中，他们坚守岗位，护卫了电台设备。我们勉励大家照常工作，早日恢复人民的广播。
然后，我们去接收报社，那里的印刷工人在热烈地欢迎我们。随即着手筹备《吉林日报》临时版的出刊。
第三天，前往中央社吉林分社。这个分社设在东关一幢洋房里，原是伪满吉林省长金名世的住宅。这里只剩下一位汽车司机，其余的人或已逃走，或者没有露面。司机领着我们各处巡看。楼上的大房间里有钢丝床、沙发、地毯，还有阳台，十分阔气。司机介绍说，前几天这里还是中央社记者花天酒地的安乐窝。今日，树倒猢孙散，这里将成为人民记者为人民服务的理想场所。
3月11日，吉林市政府、吉林市警备区司令部发布第一号布告，宣称：安定社会秩序，保护私人工商业，保护一切公共企业及各种公共建筑。要求国民党军散兵、警宪等人员向民主政府声报，敌特分子向军政机关坦白悔过。这张布告安定了人民，震慑了敌人。3月18日，丰满发电厂抢修工程完成，开始送电。市内电灯、电话、电报全部恢复。晚间，吉林新华广播电台开始播音。市内秩序日趋平稳。
3月25日《吉林日报》社迁到吉林市，出两开两版日报。这时需要采访报道的事情很多，于是我们又忙碌起来了。诸如：张文海副市长为救济贫民日夜奔忙；人民政府着手恢复教育；组织群众生产自救；国民党统治时期杀害许多无辜青年，弃尸炮台山下；国民党吉林省主席梁华盛遗留的“政绩”为他自己修建的室内游泳池；国民党军队败逃后，又派飞机轰炸，一对新婚夫妇血肉横飞，等等。
吉林市是当时最先解放的较大城市，党中央和东北局非常重视。1948年3月23日吉林市人民政府成立，市长沈越。4月6日中共吉林市委成立，书记石磊。从此，吉林市进入一个恢复建设的新时期。
本文选自2013年11月中共吉林市委党史研究室编印的《红色记忆——中国共产党吉林口述历史资料汇编（二）》，原题目为《胜利归来——吉林市“3·9”解放见闻》，口述人:徐秉洁，曾任吉林人民出版社编审。转载请注明出处及原作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