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年作家范墩子从自身写作经验出发，以“状态”“故事”“现实”“阅书”“梦境”五章心经为我们完整勾勒出了小说写作的况味。其间不乏深刻的追问与剖析，从小说文体外部到内部展开一场丰富的自我心灵的辨识，既关于小说本文，亦关乎小说写作主体。一个走向成熟或者说有意识走向成熟的小说写作者经过漫卷烟火后，在烟霞里肯定会形成自己的看法。如是，《小说便条》作为范墩子之于小说的理解或看法，裹挟了野心勃勃的自我努力和远大前程，就像达尼埃尔·普雷沃于福楼拜的《庸见词典》序言说，“为书中隐约可见的琐碎的法国历史而感动，它告诉我们，先人在他们短暂的一生中曾有过的困扰、癖好和‘固定’观念。”小说是一个民族的秘史，《小说便条》作为理解“秘史”的一把钥匙或者说索引，让我们得以返回写作这场伟大的实践活动中体味生与死、酸与甜的生生不息。
冯骥才的“俗世奇人”系列短篇小说围绕清末民初天津市井生活这片土壤生长出一群乡土异士和市井奇人，这个故事空间从1994年迄今蔚为壮观，既与天津地道的本土文化相关联，也与这片文化土壤中生成的人物性格共生共长。这与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兴起的文化热潮莫无关系，如冯骥才先生如是说“地域性格乃最深刻的地域文化，我对将它挖掘和呈现出来十分着迷。”《俗世奇人》新增本在原“俗世奇人”五十四篇（人物）基础上又新增了十八篇，不断拓展着“天津卫”俗世奇人的文学空间。冯骥才先生的“俗世奇人”系列小说继承了古典世情小说传统特别是三言二拍的幽默语言风格，古朴简洁，生动诙谐，寥寥数笔便将人物形象和性格勾勒纸上，新增本中的十八篇与原全本一样诙谐古朴，各有各的活法，各有各的性格，却道出世间“洋相”。
2013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爱丽丝·门罗的《公开的秘密》收录了八个短篇小说，作者一如既往的为我们展现女性于日常生活中的种种遭遇，她并不依赖生活日常所构建的表象秩序去写故事。相反，她往往是撕开或者说剥离日常生活的看似稳定结构的表象，转入破碎和即将撕裂的生活暗流中为我们刻画出女人于日常生活与社会关系结构中的不幸。尽管八个故事中人物相互帮闲和穿针引线，这种写法似乎在现实主义文学大师巴尔扎克的“人间喜剧”中运用得炉火纯青，“人物再现法”这种叙事犹如腾笼换鸟，不断叠加着人物的多维度性格，陕西作家陈彦的“舞台三部曲”亦复如是。爱丽丝·门罗的笔下“公开的秘密”，恰恰是未公开的秘密——这是故事本身应有的“魔法”。
同样，身在学院的马聪敏教授与裴亚莉教授在阅读意趣和求学经历上有些相似性，她们花费时间阅读、研究杜拉斯，读博皆在北师大文学院，但在裴亚莉教授“犹如在镜中”的细节辨识场域她们两人却千差万别。《兜转歇》散文集中，马聪敏教授以“兜兜”为主题道出“属我性”的生命经验，它不仅事关“我”的起源之事，更是扑朔迷离的生命结构关系网，亦表现出生命的迂回迁转；以“转转”为主题道出了目光朝向“他者”再次发现世事、人事、物事之趣美；以“歇歇’为主题展现了丰盈生命的阅读与观影之事。或兜、或转、或歇皆是生命的一种精神状态，写作情感与意志背后的叙事线团中总有一种渴望的眼睛，在不自觉中发现“生命的河流”里的永续不断的“寂灭”与“疼痛”。赫塔·米勒言之“对多数人而言，词语和事物之间没有缝隙，无法将其穿越望向虚无，正如我们无法从皮肤滑出落进空洞。”每一句话语都坐着别的眼睛，生活一如既往地汇入天宽地广，来来往往，晃晃荡荡的盛大人间烟火。
一如过往拥抱的热烈与浓郁的爱，裴亚莉的散文集《穿越麦地》以一个“乡村女儿”的形象站在日常生活的大地上，完成了对乡土、旅程、滋味及光影的个人回望。个人微观的历史视域里，那长长的走廊透过光亮和灰尘构成了一道生命垂直于大地的身影，她贴着大地的温度向四周弥散和触摸过往的纹理，那些生命的想象在文字书写的行间尽情的舒展自然的天性，它们自生自长，无边无尽，像一场没有开端和结束的电影通向过去，也敞向未来的天地。纪实又“虚构”中物状和情理拓展着“赋形”与“伦理”之间的深渊，也丰富着“我”的维度。诚如萌萌所言，情绪才直接关联着作品的生成性空白。裴亚莉的散文集《穿越麦地》“情绪”是那样的风姿摇曳，不仅指向自我，亦勾连其与他者之间的关系。如是所闻，不如一起穿越麦地，看那金黄的烈日、金黄的麦子和金黄的乡村。
我们的父母如牛如马，更如蝼蚁般匍匐于乡土中国最底层的村子里，为了谋生饱受风霜雪和劳作之苦，他们没有选择更无从选择，不情愿也得情愿地背负着生儿育女和生活的大山，没黑没明地外出打工或劳作田间，我无法正面去面对他们，面对他们那不堪回首的过往和辛酸泪。我不知道如何去讲述我们的父母，但我却有正视他们的想法和书写他们的愿望，在宏阔的历史车轮下他们是那样伟大与不朽，他们是泥土的偶像，他们是生命史上最美的诗篇。青年作家张小满的非虚构作品《我的母亲做保洁》为我们提供了正视父母卑微形象的勇气，她以纪实的笔触为我们展现了母亲进入深圳在超级商场、政府大楼及高级写字楼等城市空间做保洁的日常劳作形象，这庞大的群里在城市空间“见不得光”的地方承受着高强度的劳动，他们丰富的经历里包含着一代代底层人的血泪史。他们在城市的生活边缘，却以沉默的勇气与隐忍照亮了一座城市空间。是时候，书写他们的不朽与伟大。
回望1999年的秋冬之际，北师大教授赵勇笔下的那个“小师姐”博士毕业了，她痴迷于卡尔维诺的小说，将自己人生最美好的青春永远地留在了北京。北京的地理空间意味着回不去的时间与空间，近乎十年的求学生涯里，或许北京已成为了她进入“外省”教书生涯开启的“精神故乡”。这浩大的漫卷烟尘里，泥土永续更新，她持久地保持着对于日常生活与书写生活的深爱。如谷海慧教授言之“文字背后始终站着一个乡村女儿的形象”，这一形象充满了对泥土与生活的感激，泥土与生活也恩赐她于日常书写的激情。《长安城南种牡丹》作为裴亚莉教授的一部散文集，贯穿了裴亚莉教授“外省”教书的时光，她所写如所见，皆属日常生活的人事、物事及世事。这是生命温暖与百感交的时间旅程，它属于一个人的心灵史，留下了繁冗生活的索引。她在日常生活中感性，始终保持着“好奇”之心随时追问；她在教书生活中理性，始终以“月亮”的形象照亮学生们俗世的想象；她在书写生活中神秘，始终敏锐地触及和发现日常中的“有情”。过往的“长安二十年”里，裴亚莉教授以“心明眼亮”方式为我们呈现了大时代中“我”的日常形象，也为我们索引了日常生活书写的种种可能与想象——“这才知道我的全部努力，不过完成了普通的生活。”
写小说如同劳作种庄稼，既有外在的自然因素，也有主体的自我努力。刘汀的小说《水落石出》将故事的主要地理空间放在了故乡“赤峰”和异乡“北京”，这是一条往返的精神地图。小说表象上为我们虚构了梁为民和梁为国命运错位的蛛丝马迹，其实质精神却为我们展现了人到中年不上不下的心酸与挣扎的无奈。梁为民和梁为国兄弟二人的成长史，尽显八〇后一代人“逃离”故乡的种种努力，但却又在命运的驱使中神不知鬼不觉地“返回”故乡。乡土上一切坚固的事物烟消云散，随着时间的流逝，儿时的传奇与魔幻都在故乡的土地上消解了，以“水帘洞”为代表，人们不再守候洞口，石板上孩子们“水滴石穿”的涂鸦成为了过去的象征，剩下的只是存在记忆里的故乡。小说中，梁为民从进入卫校到医疗事故发生后去往东北，再到落脚北京的漫长脚印，与弟弟梁为国中考前外出南下打工，再到返回故乡的短暂逗留相比更加曲折。几十年后的返乡，一切原本的结构关系也在时间的治愈中达成和解。父亲的去世，自己婚姻的不幸以及弟媳妇的出逃，一切都好像群山一般压覆了生活的渴望。“刚刚好”成为他以及周边中年男人的心态和与精神，也成为了鲁迅笔下阿Q在当代社会生存的真实写照。
本文转自：文学西安微信公众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