盟军中国战区参谋长史迪威在离任返回美国前，直言不讳地向蒋介石建议：
“国民政府必须迅速进行励志改革，革除官吏腐败行为。而出现在国民党军队中的败象、恶象和乱象，只有你想不到的，没有他不敢干的，这也是中国历史上任何一个王朝崩溃前都曾经出现过的征兆！”
1945年11月1日，《大公报》上海版复刊第一天，就针对国民党军政接收大员们在上海、南京、武汉等地接收日伪资产的贪污腐败行为发文怒斥：
“人民都曾为胜利狂欢过，而今却如水益深。大众不得聊生，他们痛苦极了，比未胜利时还痛苦。在南京、上海和武汉，国民政府只用了短短20天就失去了民心！”
赴武汉接收日伪资产的国民党大员们，因其贪腐之嚣张，甚至还收到了一封“恐吓信”，信上还画了两枚手榴弹，上书“紧急警告”四个字。
一个建立不过30年、执掌全国领导权不过10年的政权就能沦丧至此，一个刚刚打赢外敌入侵，在国内外获得了无上声望的政权竟然可以比战争时更加腐败混乱，而这个政权还自称是一个革命政权。
即使是和那些崩溃的封建王朝相比，国民政府的恶和乱也是独树一帜的，为了贪腐，其手段令人眼花缭乱，往往还为了争权夺利而发生内讧。
1947年“上海金都大戏院宪警火并案”
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投降。9月，国民政府的各路接收大员们就迫不及待地从大后方涌入上海，争先恐后地去接收所谓的日伪资产。
这其中以军队系统和警察系统的接收单位最为不择手段，他们不光接收日伪资产，甚至对上海的众多大企业、大资本家敲起了竹杠，稍不如愿就任意罗织罪名，以“汉奸嫌疑”、“通敌嫌疑”等等手段扣押其资产，甚至抓捕下狱，逼其就范。
国民政府为了挽回形象，也为了弹压各系统，特别是军队和警察系统在接收日伪资产时发生的“抢房子、抢车子、抢票子、抢地盘”等等乱象，1945年10月，宪兵第23团被派驻上海。
上面的长官们忙着发“接收”财，而下面的喽啰们又岂会甘于人后。于是，尽皆争相利用手中的一点点小权力，不遗余力地尽可能多的对辖区内的“油水单位”进行盘剥。
坐落于福煦路（今延安中路572号）与同孚路转角处的金都大戏院属于上海警察局新城分局的辖区，过去一直是新城分局的警员们休闲娱乐的固定场所。
警员们下班没事就爱来看看电影，开场前、结束后在大堂休息厅喝喝汽水聊聊天。
那些喜欢闹事的地痞流氓见警察们经常在此聚会，也就从来不敢在这里惹事。
而金都大戏院也乐见于此，不仅让警察们看电影不用买票，就连喝汽水吃瓜子也不需要花钱，时不时还给几个小红包，彼此关系一直都很融洽。
可自从宪兵23团8连在福煦路设了个纠察点以后，宪兵们发现了警察们在戏院里竟然还有这种福利，于是就眼红了。
宪兵排长李豫泰也想让自己排里的兵们占占这点小便宜，就以“整饬警纪”为由将警察们赶走了。
新城分局的警察们对宪兵是恨得牙痒痒的，但终归胳膊拧不过大腿，只得咽下这口气，默认了这个事实。此后，金都大戏院的座上宾就换成了宪兵23团8连。
1947年7月27日晚，由当时风靡上海滩，有着“小鸟”之称的摩登女郎陈燕燕主演的电影《龙凤花烛》在金都大戏院首映。
由于首映典礼现场制片方发放小礼品，使得该场电影一票难求。
当晚9时半，观众开始排队验票入场，上海工务局第四区工务管理处科长刘君复和朋友夫妇也在排队的人群里，由于刘君复一行三人只有两张票，与金都大戏院负责验票的职员张荣根起了冲突。
正在大堂休息厅嗑瓜子的宪兵排长李豫泰看见戏院门口吵闹起来，带着两个兵就从戏院里出来平事，扇了刘君复一个大耳光。
不料人群里一名才从警训所毕业，刚刚入职新城分局的新巡警卢运衡见宪兵逞凶打人，于是站出来为刘君复打抱不平。
也是初生牛犊不怕虎，卢运衡以“吵架打架该警察管”为由，想伸手揽下此事，杀杀宪兵们的威风。
结果可想而知，宪兵们一拥而上，把卢运衡一顿胖揍。
消息传回新城分局，警察们群情激愤，不管当值不当值的警察不一会就在金都大戏院门口汇聚了一百多号人。
随着消息扩散，整个上海的警察系统都知道了这件事情，纷纷声援新都分局。
由于宪兵23团驻扎上海的这两年，警察始终都被宪兵压了一头，被宪兵们欺负已经不是一次两次了。而卢运衡这次被打事件，就成为了一根导火索，瞬间点燃了警察们的愤怒。
至电影散场前，金都大戏院门口已经聚集了六七百名警察。
不仅新城分局的警察全来了，黄埔分局的警察、老闸分局的警察、嵩山分局的警察也来了，就连淞沪警备司令部直辖的交警大队和水警大队的警察也都来了。
而宪兵排长李豫泰此时也不敢嚣张了，带着和他一起惹祸的两个兵躲进了金都大戏院顶楼的财务室，给宪兵8连连长王廷鋆上尉、9连连长任亚夫上尉打去了求援电话。
宪兵9连最先赶到，连长任亚夫上尉一看竟然有那么多警察围住了戏院，马上命令士兵们下车设置路障。
全副武装的100多个宪兵跳下车，两个排的兵列队挡在戏院门口，剩下一个排的兵分为两拨，把卡车作为路障，在福煦路两头把路给堵死了。
不一会，宪兵8连的人也到了。
8连的兵一看戏院门口黑压压一大片都是警察，担心打起来吃亏，两个排依托卡车作为掩体马上进入战位，一个排冲进戏院，迅速从顶楼的各个窗口把枪架了出来，居高临下对着下面的警察。
宪兵虽然人数少，比起警察来可要专业多了，都是正儿八经上过战场的人，不像警察人数虽多，却是一帮乌合之众。
而此刻还在陆续赶来的警察已经被宪兵设置的路障堵在了街口，无法靠近金都大戏院。
警察们不敢用血肉之躯去冲击全副武装的宪兵们把守的路卡，于是拦了一辆满载西瓜的民用卡车准备冲卡。
卡车司机张年发在持枪警察的威逼下驾车强行冲向路障，随着一声枪响，金都大戏院楼上楼下的宪兵和警察展开了对射。
警察们虽然人数占优，但携枪者并不多，而且多是手枪。而宪兵们却是一水的“司登式”冲锋枪，又是自上而下的射击，自然占尽了便宜。
虽然对射不到一分钟便被长官制止，但这场枪战却让警察们吃了大亏，当场死了3人，送去医院里又有4人伤重不治，另外还有4人受伤。
坐在西瓜车上的搬运工死4人，伤2人，而宪兵这边仅仅一人受伤。
“宪警持械火并案”引发了上海全市警察大罢工，并于次日上街游行请愿，继而对金都大戏院及附近商铺实施打砸，造成一名无辜市民丧生。
事件发生后，国府高层震怒，以宪兵司令张镇、警察总署署长唐纵、淞沪警备司令宣铁吾组成三方联合调查组进驻上海，彻查此案。
案件发生3天后，淞沪警备司令部将涉案主要人员抓捕，共捕获：
宪兵23团3营少校营长钮玉坤、8连上尉连长王廷鋆、9连上尉连长任亚夫、中尉排长李豫泰、下士杨燮开、上等兵吴伯良、上等兵罗国新、上等兵彭光浩、上等兵鲍开良、上等兵顾明辉等10人关押候审。
另将新城分局刑事科长顾启骝等7人也一并执行逮捕，拘押在淞沪警备司令部的军事监狱内。
但该案在人证、物证全部齐备的情况下，却因各方势力的介入而一直没有进行审判。
一直拖到1947年12月15日，各方利益集团经过长达4个半月的紧张博弈之后，国民政府国防部南京军事法庭经过最高当局批准后，才正式开庭宣判。
以判处开第一枪者，上等兵罗国新死刑，而草草了结此案。
在这场冲突中，近千名警察围堵金都大戏院向宪兵讨要说法，表面上看，是为了卢运衡被打一事。
更深层的原因是宪警之间长期的利益冲突所种下的不可调和的矛盾。从中更折射出国民政府的腐败以及各派系争权夺利的丑恶嘴脸！
1948年“赵益民、周琦征兵贪腐案”
1948年9月，驻扎在湖北省南漳、宜城的第79军第98师，师部少校参谋赵益民奉命率师部特务连，前往贵州省贵阳市师管区接收新征兵员。
赵益民抵达贵阳点验壮丁时，该批壮丁员额为1083名，与贵阳师管区交接完毕后，赵益民少校次日便即率部返程，一刻也未作停留。
但是，赵益民如此“殚精竭力，废寝忘食”的背后，却有着不可告人的另一番心思。
部队才出黔境，赵益民便命令将壮丁们的一日三餐改为一日一餐，更下令“对逃跑者只鸣枪，不追捕。”
由于该批壮丁大多都是被贵州师管区强征硬掳，当兵并非情出自愿，又逢接兵部队“看管不严”，还未行至湖南，便已脱逃了300余人。
再行数日进入湘境时，赵益民又以“形同饿莩，瘦弱不堪”为由，清退了其中200余名“不合格者”。
此时，该批壮丁已不足500人。
对此，负责协助赵益民执行接兵任务的特务连连长周琦上尉很是不安，担心回到湖北无法向上峰交差。
但是，赵益民却一点不慌，反倒安抚周琦“你只须配合我，自然少不了你的好处！”
又行数日，部队行至洞庭之滨的岳阳县，眼见即将入鄂，赵益民令周琦率部在此地强掳壮丁，补足人数。
仅仅四五天，周琦率特务连在岳阳市强掳壮丁500余人补足了人数，却也搞得整个岳阳县境乌烟瘴气，民怨沸腾。
人数是够了，但姓名、岁数、籍贯却与在贵阳接兵时的花名册对不上了，怎么办？
这也难不倒“天资聪慧”的赵益民，，赵益民临时给这500余人改了姓名，把花名册上所缺员额的姓名，按图索骥，强行套在了在岳阳强掳的这500余名壮丁身上。
尽管籍贯改不了，但战争年代到处都是流民，在岳阳所抓的这500多人也是来自五湖四海，各省都有。于是，在这1083人的新征壮丁花名册上，也大体上能够应付过去了。
最后一环，是如何让众人都能够熟记“自己的名字”？
在洞庭湖畔的岳阳县城厢镇，赵益民令周琦搞了一个为期3日的“岗前集训”，将这1083人编为90个班，每个班一半是从贵州带来的壮丁，另一半是从岳阳强掳的新丁。
3日的“岗前集训”，科目全是“队列点名”。
叫到谁的名字，如不马上答“到”，站在一旁的特务连老兵立马上前一记耳光……
如此3日下来，新丁们全都形成条件反射，个个都记熟了“自己的名字”。
赵益民这一番“良苦用心”，虽不算十全十美，却也确实“殚精竭力”。
新丁们大都目不识丁，当名字成为了代号，那一声哄亮有力的答“到”，只为了不挨老兵们那一记清脆的耳光。
如此一来，从贵州到湖北3000余里，为期一个半月的返程途中，花名册上所谓“1083名”壮丁们的伙食费不仅省出了一半，而且另一半伙食费也因为从一日三餐变为一日一餐，又省出了三分之二。
简单点说，1083名壮丁们45天的伙食费，超过70%的款项被赵益民少校和周琦上尉中饱私囊。
这样的事情，赵益民少校这么些年就从来没少干。早在抗战胜利之初，当时还是上尉连长的他，就已经被其上司裹挟，数不清多少次参与过这样的事情了。
若论吃空饷而自肥，国军军官可谓无与伦比，其手段令人眼花缭乱。赵益民不过是有样学样，依葫芦画瓢罢了。
但是，赵益民这一次的“惯常操作”却不再幸运了。由于该部在岳阳大肆强掳壮丁搞得民怨沸腾，长沙师管区将此事汇报给了湖南绥靖公署主任兼省主席程潜上将。
程潜与华中“剿总”总司令白崇禧向来不睦，听闻白崇禧辖下的部队竟然在湖南境内如此胡作非为，程潜一纸电报将白崇禧直接告到了蒋介石面前。
案件转回华中“剿总”，白崇禧委华中“剿总”副总司令兼武汉警备司令陈明仁彻查此案。
同为湖南人的陈明仁一刻也不耽搁，立马派员督办。案件并不复杂，特务连长周琦为“减轻罪责，自首从宽”，对赵益民“反戈一击”，武汉警备司令部据此很快便查明了真相。
1948年12月31日，新年前的最后一天，以贪污军饷为由，第79军第98师少校参谋赵益民、特务连上尉连长周琦被枪决于湖北武汉。
“倒卖”100吨军粮，一起冤案牵出的案中案
在国民党军队中，上至一方大员，下至虾兵蟹将，都早已把“吃空饷，喝兵血”视为最为行之有效的一种贪污手段。
上文提及的“赵益民、周琦征兵贪腐案”，两个低级军官都能够借接兵之便而从中中饱私囊，那么高高在上的长官们又是如何贪腐呢？
下面，我们来看看这起，由一起冤案而引发的案中案——
1942年4月，第三次长沙会战刚刚结束不久，第9战区司令官薛岳接到了军统局副局长戴笠转来的军统湖南站站长金远询，对第9战区暂编第5师师长郭汝瑰的一封举报信。
军统湖南站站长金远询举报暂编第5师师长郭汝瑰倒卖军粮100吨，所获之资用于开办农场和纺织厂牟利，并动用军队之车辆和人员为其从事运输，获利颇丰。
薛岳是心细之人，他知道郭汝瑰于第三次长沙会战时才刚刚到任，怎么可能在这么短的时间内就干出这么大的事？
何况，郭汝瑰在国军将领中声名一向很好，为人廉洁奉公，是出了名的“穷将”，岂会如此这般？
薛岳不动声色，暗地里派人彻查此事。不料，一查之下，郭汝瑰竟真的在洞庭湖边办起了一个农场和一个织布厂，而且如举报信中所说，郭汝瑰不仅动用军队之车辆和人员为其从事运输，而且还获利颇丰。
于是，郭汝瑰被“请”进了薛岳的司令部，一番问询下来，却又牵出了一起案中案。
原来，1941年12月，原暂编第5师师长戴季韬升任第9战区桂郴师管区司令官，师长一职由郭汝瑰接任。
郭汝瑰接任前按例核查该师账目，点验部队装备及人数时，原师长戴季韬悄悄央求郭汝瑰，说人数上缺了一些，请郭汝瑰高抬贵手，求放过。
国民党军队吃空饷早已形成惯例，郭汝瑰起初也不在意，问戴季韬差多少人？
戴季韬说不多不多，但神色极为尴尬。
郭汝瑰追问，你到底差多少人？
戴季韬说不多不多，只差3000多人。
郭汝瑰大吃一惊，不多不多竟然是3000多，还只差？
郭汝瑰拉着戴季韬一起点验部队员额，发现暂编第5师在册员额7000余人，而实际人数仅有3000余人，差了整整4000人。
郭汝瑰心中暗道，这戴季韬的胆子也真是够大的。
但郭汝瑰也明白，这么大的空饷，不是戴季韬一个人就能吞得下去的，若是严究，暂编第5师的中高级军官里，也许人人有份。
而此时正值第三次长沙会战激战正酣之时，郭汝瑰担心一旦举报戴季韬贪污，可能会在暂编第5师里引发兵变，甚至发生投敌事件，故而没有向第9战区司令官薛岳举报此事。
戴季韬感激之余，便将尚未变现还存在民间商号里的一百多吨大米全部送与郭汝瑰，以此表示感谢。
直到郭汝瑰正式上任后，这才发现戴季韬不仅吃空饷和侵吞军粮，他甚至还把多出来的军装、被盖等等军用物资全部拿去变卖，所得赃款全部被其与几个手下中饱私囊。
第三次长沙会战结束后，这一百多吨大米让郭汝瑰犯了难。他召集暂编第5师里旅以上军官开会，研究怎样处置这些大米。
旅长副旅长们一致认为，大米现存储在民间商号，既不能运回部队，更不能上交战区。否则，前任师长戴季韬以及涉案的军官必将受到军法处置。而一旦这样，势必寒了刚刚打了胜仗的暂编第5师军官群体的心。
郭汝瑰也明白此节，何况在座的旅长副旅长们恐怕人人都参与其中，如把他们全都抓了，自己也就在暂编第5师呆不下去了。
但郭汝瑰却也不敢像他的前任戴季韬那样，把这批军粮倒卖，那可是杀头的重罪啊！
踌躇之间，一名副旅长给郭汝瑰出了个主意，这一仗打下来，师里官兵死的死，伤的伤，咱们正好把这批粮卖了，用这些钱给罹难者抚恤，就算将来事情败露，咱们自己可也没贪一文钱，用不着害怕。
郭汝瑰觉得有理，说干就干，将戴季韬送与的这一百吨大米套现后，以暂编第5师的名义在洞庭湖边买了五百亩淤沙地，办起了一个农场和一个织布厂，用来安置在这次战役中阵亡官兵的家属，以及解决伤残官兵的就业问题。
此举受到了全师官兵的热烈拥护，不久后生意越做越大，越做越好。为此，郭汝瑰专门委任这名副旅长担任农场场长兼织布厂厂长，专职负责经营事项。
郭汝瑰向薛岳讲明了此事的来龙去脉后，薛岳也觉得不便深究。如果要对前任师长戴季韬追责，不仅会牵连大批军官连坐，还会让暂编第5师的伤亡官兵以及家属的利益受到损害。
为了追究一个人的过错，而损害了一群人的利益，实在是得不偿失。
因此，此案也就不了了之了，戴季韬幸运地逃过了一劫，在第9战区桂郴师管区司令官任上一直干到了抗战胜利。
1946年9月，戴季韬主动申请退役后，利用这些年从部队弄来的钱财投身商界，创办实业，之后成为了富甲一方的大贾。
1976年2月，戴季韬因病在长沙逝世，享年85岁，不仅善终，而且高寿。
盟军将领评价国民党军队
盟军中国战区参谋长史迪威将军在离任返回美国前，曾直言不讳地向蒋介石建议：
“国民政府必须迅速进行励志改革，革除官吏腐败行为。而出现在国民党军队中的败象、恶象和乱象，只有你想不到的，没有他不敢干的，这也是中国历史上任何一个王朝崩溃前都曾经出现过的征兆！”
而史迪威将军的继任者，盟军中国战区第二任参谋长魏德迈将军，也曾这样评价国民党及国民党军队：
“任何一个对国民党政府及其军队稍微了解一些的人，如果他是一位正直的人，面对国民党及其军队的全面腐败，他都会站到蒋先生的对立面去！”
本文资料引自——
1、凤凰大视野《1947年上海金都血案》
2、郭汝瑰、黄玉章主编《中国抗日战争正面战场作战记》
3、1946年，魏德迈呈送美国国务院的考察报告《魏德迈报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