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言
1966-1976年“文化大革命”时期，我国农业科学研究工作受到破坏。中国农业科学院在北京的研究所大部分被下放到河南、山东等地，农业科研工作基本处于停顿状态。
1970年，国务院决定撤销中国农业科学院和中国林业科学院的建制，两院合并，成立中国农林科学院。原农林口各部门所属科研单位68个，职工13963人，下放后合并成立中国农林科学院，暂编620人(其中干部603人，工人17人)，组成35个科技服务队，分别到全国学大寨先进社队(红旗点)蹲点，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当时中国农林科学院只设一个行政机构，负责管理在全国各地“红旗点”蹲点的科技干部，其他的研究所都下放到地方。1971年6月，董玉琛随中国农业科学院作物育种栽培研究所下放到北京市。
坚持收录资料 关注小麦品种资源工作
1971年6月-1978年4月，中国农业科学院作物育种栽培研究所、蔬菜研究所和气象研究室下放北京市。其中作物育种栽培研究所整建制下放到北京市以后，与北京市农业科学研究所合并，改为北京市农业科学研究所的作物研究室。这样，中国农业科学院的品种资源研究机构被取消，人员下放，许多作物品种资源丢失，是我国作物种质资源事业的一大损失。
虽然这一时期农业科学研究被迫中断，但董玉琛依然坚持学习业务知识，做读书笔记，将当时能收集到的有关作物品种资源和农业生产资料都记录下来。现存的董玉琛手稿中便有两本读书笔记是在这一时期写成，其中摘抄记录有“有关作物起源中心问题的摘录”“有关'新疆小麦’的资料”、“有关作物进化问题的摘录”“小麦属间杂交的新资料”“小麦群中的进化模式”“小麦的起源”等·，这些读书笔记，表明当时董玉琛已经开始关注小麦起源问题、小麦属间杂交和新疆小麦的研究，这为她以后在小麦起源问题和小麦属间杂交方面的深入研究奠定了基础。董玉琛还非常关注农业生产的情况，在她的读书笔记中摘录有“1970年农业形势(报章摘要 )”、“北京市农业生产情况(1969年)”、“1970 年北京市农业生产情况”等 。1970年12月10日-12月21日，董玉琛先后参加了北京市革委会农业组会议、北京市农业科学研究所座谈会、北京市农业服务站座谈会、密云县粮食生产情况会议、繁殖锈病菌种技术介绍会议，并对这些会议的内容都做了非常详细的记录。1971年4月28日，董玉琛参加了北京市密云县李义才给第二批下点人员介绍情况的会议。4月29日，又参加了北京市密云县河南寨大队(今密云县河南寨村)介绍农业生产情况会议。6月，董玉琛随中国农业科学院作物育种栽培所下放到北京市农业科学研究所。
▲ 董玉琛的手稿(1970年)
▲ 董玉琛的手稿(1976年)
始终不忘小麦品种资源的繁种与保存
1971年6月，董玉琛随作物育种栽培研究所下放到北京市农业科学研究所，但是她依然坚持开展小麦品种资源的科研工作。据当时在北京市农业科学研究所与董玉琛一起工作的方成梁回忆“董玉琛同志工作很认真当时‘文化大革命’都很乱，没有什么人做业务和科研。但她很认真，叫我们认真的做，抓我们研究所的业务工作。她很关心科研，她也坚持做自己的项目。她对待同志也很热情的，有些什么事情找她，她总是给你耐心说，所以我们大家对他很尊重的，她待人处世非常好”。董玉琛带领原品种资源室的成员，对存放在中国农业科学院内的麦类资源库中的小麦种质资源进行繁种、更新、保存和编目，有效地保持小麦种质资源的活力。麦类资源库的种子也成为中国农业科学院历经“文化大革命”唯一保存下来的作物种子。从现存的手稿资料(1971年作物所春麦原始材料保种圃无叶锈留种)可以看出，董玉琛详细记载了这些春麦品种的生长数据及农艺性状。据钱曼懋介绍，原麦类资源库建于1943年，位于今中国农业科学院研究生院所在地。资源库全部由砖、水泥和木板等材料建成，没有钢筋。进入麦类资源库，需要先上一个很高的台阶，存放种子的房间中，左右各摆放有一排木制种子柜。这些装种子用的木柜，是在1953年苏联专家伊万诺夫来华北农业科学研究所讲课后加入的。种子柜一共有21层，需要用梯子上下来取放种子。他们一开始用布制种子袋装种子，一个抽屉装10袋。每个布袋和抽屉都有编号。后来改用铝盒装种子。该麦类资源库一共可存放1万多份种子。正常的成熟种子在该库中保存5年，发芽率仍保持在60%以上为了保持种子的活力，麦类资源库中的小麦种子，一般保存5年就要进行繁殖更新。在“文化大革命”期间，董玉琛带领小麦组的成员，一起下地，将保存5年的小麦品种播种到中国农业科学院的试验地里，用收获的新种子替换到期的陈种子，使小麦种质资源得到更新，从而将这些宝贵的小麦种质资源保存下来。据钱曼懋回忆,“我们后来就到了北京市农业科学研究所，住在北京林学院，但是我们的实验地和小麦品种的种子还在这里(中国农业科学院)，所以我们基本上每天都在这里种地。当时还保留了陶锟同志的工作小屋，叫“陶老小屋”。我们就在那个地方办公。早上有班车过来”。“'文化大革命’期间主要是搞运动。我们的小麦种子没有丢失，不管怎么样，我们该种的就种，该繁种的就繁种，所以我们的小麦种子在文化大革命中一个都没有丢失。”在我们的访谈中，钱曼懋还回忆了“文化大革命”期间，她和董玉琛相互剪头发的趣事。“还有一个小事就是她(董玉琛)对人的宽宏大量吧!我们在'文化大革命’初期，工间操休息时，我们大家就互相帮着理发。你给我理，我给你理，因为那个时候搞运动，不下地。有一次，我给她理发，把她脖子后面理破了一点，我就很紧张。她说:没关系没关系我一点都没感觉疼，不要紧，我这脖子的肉太多。没关系，你接着理吧! 哎哟!我就觉得挺过意不去的。她这个态度，虽然是生活里的事情，我觉得她宽宏大量、气度非凡，给我的印象特别深”。
▲ 作物所春麦原始材料保种圃无叶锈留种手稿(1971年)
1975 年，董玉琛和孙雨珍一起被派往北京市延庆县蹲点，为当地的农业生产服务。她们在帮助当地做杂交玉米和高粱的同时，还带去了一些小麦品种做田间实验。据孙雨珍回忆，“1975-1976年，我和董老师一起到延庆县蹲点，在延庆县的城关公社。当时我们蹲点的任务就是为'两当服务，即为当时的任务和当地的任务去服务。当时延庆在北京是一个比较落后的县，他们做杂交玉米和杂交高粱比较多。所以我们就帮助他们做这个工作。除此以外，我们还做一些小麦的田间实验。我们带去了一些小麦品种，种在那里做了一些实验。所以在 1975-1976 那两年我就一直跟董老师在一起。我们住在一个屋子里。另外我们还有跑面(即试验基点)的任务，因为有些材料还种在别的县，看看在那种植的情况怎么样。所以有时候跟陶锟、岳大华、董老师我们都还去跑，近处的我们骑自行车去跑，远处的坐长途汽车去。其他时间就回到中国农业科学院，参加麦类资源的保种、整理、鉴定工作。这样抓得比较紧。整个'文化大革命’期间唯独小麦资源没有丢失，保存的很完好。”可见，即使董玉琛被派到了北京市延庆县蹲点，她也念念不忘回中国农业科学院开展麦类品种资源的保种工作，正是她这种不懈的努力，才保存了一批珍贵的麦类品种资源，为后来我国小麦育种工作提供了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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