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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文为小威拉德·罗兰(Willard D. Rowland,Jr.)为《传播的历史:从石器时代的符号到社交媒体(第七版)》一书所作序言

传播史研究正经历着第二次重大变迁。研究当代媒介和文化的学者越来越关注在历史长河中构建出现代传播的人类历史及环境,也正是这种兴趣重新塑造了对传播史的研究。这本文选对这一转变有着至关重要,却也姗姗来迟的贡献。

长久以来,传播的历史只是关于印刷的故事,如伟大的出版人、新闻人的精美传记,或是对其他某些特别的传媒机构及其主要特征的叙述,以及某个网络、传媒人物或电影类型的编年史。这类作品中最优秀的著作已经试图在更广阔的社会背景下进行描述,考察现象之间的联系,例如电子媒介与政治经济模式之间的关系,尽管这样做的还尚属少数。在传播的历史中,第一次重大变迁是对政治、法律、经济和文化等宽泛领域的传播进行更细致的考察,使之更加有规律地、更加紧密地与各种元素结合在一起,从而编织成一幅特殊的新闻业及传播的历史图景。

如果说第一次重大变迁横向地拓展了参考构架,将传播史放置于一个广阔的社会背景中加以思考,那么第二次重大变迁则是纵向地开拓了参考构架,以整个人类历史为背景,以年代为顺序思索传播系统,以此来检验传播在人类及其文明的发展这一更宏大的历史进程中所扮演的角色。

若以此为划分基础,那么这本书主要探讨的是传播史的第二次重大变迁。两位编者从前辈学者,如沃尔特·翁(Walter Ong)、伊丽莎白·爱森斯坦(Elizabeth Eisenstein)和哈罗德·英尼斯(Harold Innis)的研究中获得了本书的线索。这些传播史学家置身于人类文明的背景,提出了他们对几乎所有传播技术范式的敏锐见解,这也加深了对现今迅速变化的人类经历的理解。

这本书也提出了传播史研究中的一些关键原则。首先,传播史研究试图将所有当代的媒介和传播技术都看作人类基本的、与生俱来的传播能力的延伸。本书拒绝将现代传媒的硬件和用途从漫长而复杂的历史长河中割裂出来,而是将电视摄像机、个人电脑和卫星等看作人类历史的一部分;在这个过程中,人类持续地拓展他们某些特别的强项和直觉,以创造出意义和符号互动的系统。从这个角度来看,现代媒介技术只是最新的技术形式而已,虽然非常重要,但是并未超越远古人类的传播技术形式中已经包括的各种类型的言语、手势、戏剧和社会仪式。

其次,在人类历史的不同阶段,不同的“技术专家”有着完全不同的表现,他们对人类的生产能力也因此产生了各不相同的影响。这些影响体现在个体特别的认知结构、人类社会关系的正式模式与控制这些领域的传播形式或传播系统的密切关联上。没有书写、印刷或电子媒介的口头文化看上去更“偏重”某种特别的感觉模式和解释能力,它使得看、听,以及分辨的方式都大大不同于由其他传播形式占主导时的方式。

随着时间的流逝,传播形式的发展也促进和推动了社会组织的重大变革,影响了——即使不是决定了——政治意见的形成,以及法律、宗教和经济的结构。因此,人类全部的经历似乎很大程度上依赖在每个时代占优势地位的某种或某几种传播形式。

最后,如果传播系统与人类主要的思维模式和经历有着如此强烈的联系,那么传播的历史将比其他学科的历史在人类历史中占有更为中心的地位。自19世纪晚期以来,历史研究就开始与社会学和人类学等其他主要的研究领域进行分工,同时不断有新的历史研究领域被“创造”出来。也就是说,我们有多种历史,比如政治史、社会史、经济史,甚至文化史。所有这些历史门类都在竞争,希望获得基础历史的地位,基础历史将是其他历史得以构建的地基。而现在传播史从更深远的人类文明的视角出发,正在超越其他竞争者。现今的传播史通过其表现形式不仅展现了传播模式、系统和技术的高度重要性,也体现了其在人类历史中核心且关键的地位。基于这种认识,历史中的其他分支可能不得不被改写。

总结这几条原则可以看到,对于传播史的研究不仅对历史学本身具有深入而广泛的意义,而且有益于传播学研究和对媒介的探索。至少它强调了传播理论研究的重要性,以及它在全面理解人类行为和社会经历中所占据的中心地位。因此,这本书可以被看作一个广泛课题的一部分,这个课题展示了传播研究为有关文化与技术之间的关系的讨论——一个在今天变得日益重要的话题——所作出的贡献。

这本从历史视野出发的著作作出了以上贡献,但是也很快会有许多重要的新问题和新的关注点由此产生。例如,如果传播的不同形式和媒介体验是人类经验发展的中心,那么它们产生了多少根本性的影响?而这样的论点又与技术决定论有什么本质的区别?新近的传播研究和技术哲学研究都强烈地提醒我们反对技术决定论的观点。

或者,另外的问题可能是,如果我们更深入地回溯传播的历史,将更多的注意力放在人类文明的起源上,那么我们应该向回走多远?我们通常想到传播的“进化”就是一个三部曲的演进过程,从口头文化到印刷文化,再到电子文化。但是,大量当代人类学研究指出了在前口语时代身势语的强大传播能力。这种通过手势、身体姿势、动作和符号进行表意的传播,可能是先于演讲和语言的正规传播模式。那么,我们的古希腊传统和长久以来一直影响西方学术意识的雄辩术,是否强化了口语发展对于思想和文化进化的作用?如果确有强化作用的话,那么前口语文化应该被放置到历史的图景中,加入已被确立的三部曲,至少形成一部四重唱。

然而,方法论在这里是个巨大的难题。描述口语文化的特征已经足够困难,因为对于历史的理解都是围绕着文献记录进行的。在留有文字记载或人类物质遗产之前的人类的历程,都支离破碎成模糊而神秘的史前史。我们如何才能从口语以及前口语文化的迷雾中拨云见日,从而发展出成熟的能力,以对那一时期的传播特性有更为确定的认知和理解呢?

此外,不同传播时代的过渡期又是怎样的呢?无论是三部曲还是四重唱,都假设一种传播文化或传统与另一种之间有明确的界限。而事实是,随着我们对传播文化和形式的转换及过渡的问题研究得越多,我们就越深地陷入英国诗人约翰·多恩(John Donne)的困境——如何找到白天与黑夜的分界线?比如,西方抄写文化到底有多长的历史?口语文化到底是什么样的情形?我们如何看待印刷文化?这些看法如果不是决定性的,那它们在多大程度上引导着印刷文化的发展?这些问题在我们所处的时代里并非微不足道,因为我们目前还正处在我们所认为的“电子文化”的相当早的阶段。

我们对传播历程的理解总是带有一定的西方文化中心主义的色彩,该如何纠正这样的偏差?我们恰好正在不断认识东方的语言和媒介历程的起源,这令一直把欧洲和北美的有记载的历史作为传播编年史主线的我们多有不安。与此同时,我们又刚刚接触南半球的另一种了不起的文明发展史,他们的口语和书写历史将为我们对传播历史的研究带来大量丰富的,也可能是令人困惑的资料。

还有,什么是传播的进步和发展呢?通常,我们将印刷文化看作口语和书写传播模式的进步。但真的如此吗?这样的观点是否有违许多标准呢?在这样的变迁过程中,会失去什么呢?而后,对于当代的变化我们应该做些什么呢?我们对于现代传播技术的特性及其影响力的看法一直在“它是救世主”和“它是恶魔”这两个极端之间游移不定。在传播几乎无处不在的环境中,我们是否能静心思索一下,什么是更好的或是更糟糕的?或者,就在提出该问题的这一刻,我们真的能说清楚某一种传播方式的切实影响力吗?

并不是说阅读了戴维·克劳利(David Crowley)(在前版中)和保罗·海尔(Paul Heyer)编选的读物就能回答这些问题,他们也无须完成这项任务。但是,这本书从传播历史的角度出发,为我们呈现了丰富而且引人入胜的视角。它也使教授给学生更为复杂的媒介和传播技术的历史变得容易,为人们理解相关历史提供了更为冷静和专业的框架。它还有助于加强传播学研究和历史研究的新的学术关联。

编者简介

保罗·海尔(Paul Heyer),加拿大威尔弗里德·劳里埃大学(Wilfrid Laurier University)传播研究系名誉教授。

彼得·厄克特(Peter Urquhart),加拿大威尔弗里德·劳里埃大学传播研究系副教授。

译者简介

董璐,文学博士,现任教于国际关系学院,人文社会科学爱好者;翻译过若干德语及英语著作;出版过学术作品及短篇小说集。

何道宽,深圳大学英语及传播学教授,资深翻译家,曾任中国跨文化交际学会副会长,现任中国传播学会终身荣誉理事、深圳市翻译协会高级顾问。

陈继静,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国际新闻与传播系副教授,已出版《新闻的历史》《笔锋胜剑:新闻媒体如何塑造美国历史》《目击者:这个世界上最杰出的新闻摄影师》等译著。

王树国,英国威斯敏斯特大学传播学硕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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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播的历史:从石器时代的符号到社交媒体(第七版)

〔加〕保罗·海尔 彼得·厄克特 编

董璐 何道宽 陈继静 王树国 译

ISBN 978-7-301-34670-9

2023年11月出版

定价:89.00元

编辑:Yuemin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