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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一个热爱旅行、时常在路上的中国人,你很难不“认识”刘子超。这种“认识”,包括在某个时刻撞上他的书。自从去年夏天在大理读到他的中亚游记《失落的卫星》后,我便找来了他的旅行书。从欧洲到中亚,再到印度和东南亚,刘子超的三本书记录了三个区域的风土人情。他的旅行笔记有种轻盈与流畅感,于不知不觉中将“别的世界”呈现在读者面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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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刘子超《失落的卫星》

而在这三本书中,一再加印、去年底再版的《沿着季风的方向》,或许是最适合中国人在后疫情时代重启出国旅行的一本。泰国,老挝,印尼,菲律宾……那是我们极易抵达的地方,刘子超以他的视角勾勒出这些国家的切面,这里的人们如何生活,以及他们的失落与追寻。

● 刘子超《沿着季风的方向》

缅北山区薪火相传却又脆弱衰微的华文学校,印尼火山口在炼狱中谋生的硫黄工人,印度村子里以很少的钱过简单人生的“嬉皮”……他记录旅途上与人的相遇,和他们千姿百态的人生。那也是旅行应有之义:看见不同的人,也看见人的不同。而所有看见,都会让人的心变得更开阔深远,对自己和他人多了理解与包容。

● 作者刘子超。

撰文 | 祁十一

编辑|97

《我私人的“佐米亚”》是极吸引人的篇章。“佐米亚”,意为“山民之地”,指东南亚在历史上脱离低地政府控制的大片山区,包括缅甸掸邦、老挝、越南北部和泰国北部山区。听上去,它是不是很像中国文化中的“世外桃源”?“不知有汉,无论魏晋”。

尽管如今“缅北”几乎是电信诈骗的代名词,但刘子超在疫情前的好时机去了那儿,看到了古朴与文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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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拉祜族女人。

那里有高山上与世隔离的民族。比如依然过着刀耕火种生活的爱伲人,孩子不上学,部落里也无人识字。他们相信万物有灵,进村之时,同行的本地向导还会念念祈祷,“不要害怕,我们不想惊动灵魂,我们是来做客的。”

在那里,刘子超与古老中文迎面相遇。一句“先生从何而来”的文雅汉语让人吃惊,随后揭开了流落至此繁衍生息的华人生存图景。无论在哪里,华人都顽强地保存着本国文化和生活方式,他们建学校,教中文,执着地把中国文化传承下去。

●拉祜族牧童之二。

今年1月,我在泰缅交界的泰北山区旅行时,也曾去到华人聚集的村子。在那里,普通话和云南话是通用语言,人们吃稀豆粉,孩子们白天上泰文学校、晚上和周末去中文学校。而在整个泰北地区,这样的村子为数不少。泰国清莱省云南同乡会会长说,光是中文学校,泰北地区就有60多所。

在当地的中文学校,听着初中生们跟随老师以唱颂的方式念中国古诗词时,你很难不生出一种感动。“醉眼朦胧万事空,今年痛饮瀼西东。偶呼快马迎新月,却上轻舆御晚风。”陆游的《醉中到白崖而归》响彻泰北深山的校舍,你也意识不到自己究竟身在何处。

●刘子超沿途记录。

当我一边在泰北旅行,一边翻阅《沿着季风的方向》,眼前所见和书中所写互相映照,“远方”和“诗意”成为此刻的境遇和现实,你会有种满足感。就像《我私人的“佐米亚”》开篇所写,毛姆遇到一位旅客,说自己在掸邦的景栋度过了五年时光,他哪儿也不想住,只想住在景栋。“他的脸上有着长期独居偏僻之地的人所特有的落落寡合的神情。毛姆问他,景栋到底给了他什么。这位旅客回答:满足。”

我想,或许很多人都怀有一种隐秘而深层的渴望:去到一个遥远的、充满异域风情的、谁也不认识的地方,过一段与世隔绝又自在舒适的生活。光是那样想想,就能带来疗愈,缓解日常生活的疲惫与乏味。而这,大概就是我们需要旅行的原因。

●刘子超在途中。

印度的村子亨比,提供了另一种关于远方的想像。那里聚集了外国嬉皮,“剃了光头,留着脏辫,穿着皱巴巴的粗麻衣服,打着耳洞或鼻钉,很瘦,眼神直勾勾,表情中带着人畜无害的平静,又似乎暗藏激流。”

“没有人说得清嬉皮是怎么看中亨比的。或许因为这里只有素食,没有酒精,远离任何一座大城市。自打成为废墟,就有了一种与世无争的气氛。加上物价便宜,几乎不费力气就可以一直生活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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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子超沿途记录。

这个世界上总有一些地方,奇妙地具有“乌托邦”气质,成为异乡人、嬉皮士聚集之地。它们往往有些共同特质,比如风景优美,有文艺或宗教气息,最重要的是——物价低。国内的大理,泰国的清迈、拜县,印度的亨比……都是这样的远方之城。

当然,你可以说这里的人懒惰,每天看似冥想、阅读、耕种、写作、晒太阳,实则逃避社会、无所事事。但另一方面,他们又何尝不是提供了另一种生活想像:跳出社会结构,打破朝九晚五的固定生活模式,努力自给自足、独立自主,不被社会评价与惯性所裹挟。

为了实现和维持这样的生活,哪怕过得清贫一点,很多人也甘之如怡。就像刘子超在亨比遇见的一个比利时女人,她说在这里几乎用不到什么钱,“我吃素,这里的蔬菜很便宜。有时我也给亨比的餐厅做做室内设计。如果生活在比利时,钱或许是很重要的东西。但在这里,钱对我来说只是数字。生活中有很多比数字更有意思的事情,不是吗?”

这样的地方自有它强大的引力,吸引着全世界的人奔流而去。就如刘子超所描述的:“唯独在亨比,我仍能感觉到某种根深蒂固的东西存在:每天清晨,家家户户在门前面画上莲花,去河边浣衣,去庙里祭拜,去田里劳作,傍晚洒扫庭除。那种根深蒂固的东西,正是农业时代最后的尊严感。尊严感当然需要一点点金钱维持,但那不是最重要的。最重要的是明白自己想要什么,并且执着坚持下去。”

●景栋中文学校老师朱国华(后排左)。

亨比村和刘子超记录的诸多远方之地,扩展着人的想像和可能。爪哇岛上婆罗浮屠的超然物外,老挝人民的“清心寡欲、朴素清丽”,菲律宾令人着迷的观鲸之旅,孟买金融城与贫民窟的毗邻而居,抑或康拉德的东南亚小说里常常出现的场景——热带丛林、大海、昏黄的酒吧、身处异乡的外国人……无不展示着这个世界的复杂纷繁、层次鲜明。

当一个人日复一日地生活在自己的小天地,日久天长难免陷于窠臼与重复。若无法从这种生活本身汲取营养,更会感受到痛苦和厌倦。此时若抬头看看远方,看看世界的广阔、不同地区和人民生活方式的多样,或许能从中得到力量。

●安族小孩。

一如刘子超在印尼火山口遇见硫黄工人的一段感慨:“有人说这里是炼狱,可对每天采矿的硫黄工人来说,炼狱就是他们的日常生活,如同我们吃饭、散步、朝九晚五地工作一样平常。……为了不忘记这震撼性的场景,我从地上拾起一块金黄色的硫黄晶体,用塑料袋包好带回中国,只是为了深深铭记——在这样的世界,还有这样的人,在这样生活。”

●安族少女之一。

本文作者:祁十一,现居成都,一个晃晃悠悠的写作者,喜欢写作和体力活。

本文配图均来源于出版社提供,版权属于原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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