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爆发后，红军改编为八路军开赴前线抗日。按照国共协议，八路军不能设置政治委员，虽然中央安排部队副职开展政委工作，但毕竟没有公开身份，工作中存在许多不便。
早在三湾改编时便确立了“党指挥枪”的原则，红军时期的政委可以说是部队的灵魂，难以想象一支部队失去了灵魂会变成怎样。
果然，部队离开延安后，各种问题逐渐显现。战士们思想开始松懈，甚至发生动摇，随之而来的是纪律和战斗力下降。
八路军总政治部组织部部长黄克诚在前线调研时发现了问题的严重性，他与115师副师长聂荣臻讨论后，立即赶回总部向上级详细汇报，建议恢复政委制度。
很快中央便批准了黄克诚的建议，并派他到115师344旅担任政治委员，与徐海东搭档。
黄克诚
344旅不欢迎外来干部
344旅是八路军中一支比较特殊的部队，其前身可以追溯到鄂豫皖苏区的红25军，也就是红四方面军的一部分。
1932年10月，鄂豫皖苏区在第四次反“围剿”作战中失利，主力被迫向西转移，而留在根据地牵制敌人的部分红军编成了红25军。
在吴焕先、徐海东等人领导下，这支部队在逆境中发展壮大，巅峰时期兵力达到12000余人。直到1934年底，在面临敌军重兵“围剿”的情况下，红25军才决定向平汉铁路以西转移。
他们以不足3000人的兵力，粉碎了20倍之敌的围追堵截，纵横1800余里进入陕西。但接下来又遭到敌军30多个团的兵力围堵，他们不断与敌人周旋，取得了不少胜仗。
后为迎接中央红军主力北上，他们向西北前进，抵达陕北，是长征中第一支到达陕北的红军，后改编成红15军团。抗战爆发后，红15军团改编为八路军第115师344旅。
一路战斗下来，344旅形成了三大特点：
一是长期远离中央作战，甚至远离鄂豫皖苏区主力作战，培养出独立应对危机的能力。这让部队自主性非常强，而且异常团结，但也不可避免地会产生“山头主义”思想。
二是这支部队非常年轻。还在鄂豫皖苏区时，部队中年纪最大的徐海东才34岁，军长程子华只有29岁，政委吴焕先才27岁。营团级干部大多20出头，连排级干部则不到20，一般战士多在13-18岁。年轻的队伍有朝气，冲劲十足，但个性强，服从性稍弱。
三是武器装备非常好。红25军独立作战时，打了很多胜仗，还端了敌人仓库。到长征出发时，有200多挺机枪，平均算下来每个连有9挺，而国军平均每个连只有6挺。到了陕北后，徐海东不仅借给中央5000大洋，还下令从每个连拨出3挺机枪给中央红军。
这三个特点也决定了红25军的作战风格，就是猛打猛冲，所以徐海东被称为徐老虎。
火力很强
事物往往具有双重性，在特定环境下，优点有可能转化成劣势。在面对国军队伍时，红25军利用装备优势猛打猛冲，一下就杀到敌方阵地前，国军往往选择举手投降。
但打日军完全不是这么回事。抗战初期的日军非常凶猛，而且火力要远远强过八路军，如果依然用猛打猛冲的运动战法，跟敌人拼消耗，无疑要吃亏。
黄克诚一来就发现了这个问题，他指出部队应该改变战术，学习打游击战。
黄克诚资历非常老，中央苏区时期就担任过红三军团政治部代主任，在部队中很有威信。而且他为人正派耿直，原则性很强，要求严格，对于平级甚至上级都敢于据理力争。
但正如前文所说，344旅有一些奇怪，黄克诚形容是“水泼不进”。他们不太欢迎外来干部，不愿听黄克诚的，甚至“平时在生活上也有些故意为难的地方”。即便黄克诚是中央来的，说话他们也未必会听。
黄克诚这个人有个特点，他性格倔强敢跟上级顶牛，但对待下级却很包容，有耐心。344旅不听他的，他并没有发火，而是诚恳待人，耐心劝大家研究新战法。
在接下来的作战中，344旅果然因为猛打猛冲吃了亏。
在孟县牛村的战斗中，张绍东指挥687团跟日军打了一仗。红军时期张绍东是徐海东手下的一员猛将，是一个善于动脑子的指挥员，在此前的平行关战斗中，他指挥的687团也打得很出色。
但这次是独立作战，他仍采取运动战的战法，与日军硬拼，却没能继续上演好戏。在战斗中歼灭了部分日军，自身也付出了较大的代价。
接着在平山县温汤又与日军打了一仗，由于旅长徐海东生病，由黄克诚指挥。原本计划将引入温汤的500日本全歼，但在战斗中各部配合不够紧密，导致战斗拖延。
日军派出五六百援兵携带重炮赶来，轰击八路军阵地。而八路军战士打得太猛，缺乏躲炮弹的意识，出现较大伤亡。688团团长陈锦秀及一名营长不幸牺牲，最终被迫撤出战斗。
重病中的徐海东，听说爱将陈锦秀牺牲，悲痛到吐血。344旅吃了大亏，开始总结反思。旅长徐海东也意识到日军与过去的国军大不相同：
日军往往采取三五人一组的散兵群，在炮火掩护下进攻，即便战败也能各自为战，哪怕剩下最后几个人也不会轻易缴械。而且他们通信设备健全，联络灵活，能做到进退协同，行动非常敏捷。
但身处最前线，经常行军作战，344旅并没有太多时间停下来研究问题、解决问题。
徐海东
团长叛逃，344旅陷入困境
为了牵制日军向黄河防线发动进攻，344旅接到八路军总部命令，开始向太行山地区进军。
徐海东和黄克诚率领688、689两个团走在前面，当他们从河北越过正太路到达山西平定、昔阳一带时传来消息，殿后的687团团长张绍东和参谋长兰国清想拉着部队去投敌。
张绍东也是参加过长征的老战士，而且是一把打仗的好手，深得徐海东喜欢。那么艰苦的日子都熬过来了，为什么突然就跑了呢？
张绍东的参谋长兰国清是旧军人出身，加入革命后并没有认真改造自己的思想。早在部队打下平山县城时，他便逐渐腐化，与当地一些地主勾搭，染上了坏习惯，甚至还加入了一个叫“三蕃子”的门道。
正是受了兰国清的侵蚀，张绍东也逐渐腐化。当然，苍蝇不叮无缝的洞，张绍东这个人也有一些毛病，早在延安时期就卷入过桃色纠纷，造成了不良影响。
部队离开延安抗日后，他的思想进一步松懈。据该团供给处长伍瑞卿（开国少将）回忆，张绍东和兰国清以战士生活较苦为借口，要求多拨给养，甚至通过一些不正当手段“捞好处”。另外他还和一个地主的女儿往来。
张绍东的种种举动，徐海东已有耳闻，一直想对其进行教育。但部队常常打仗，一直找不到合适的机会。
张绍东做贼心虚，加上恢复政委制度后新调来的黄克诚又比较严厉。他时常通过熟人打听，上级是不是要进行整顿，终于有一天得到了肯定的答案，他内心更慌了，决定叛逃。
实际上，当时正是用人之际，对于干部以教育为主。比如国军方面的名将张灵甫，杀了妻子被判刑，抗战爆发后还不是被重新启用了。张绍东尚未铸成大错，最多免职送回延安学习，将来有机会打几个胜仗，又会升上来。
真实的八路军
张绍东决定跑，深层次的原因还是思想问题。抗战初期未设政委，部队进入前线放松了头上的紧箍咒。另外在国共合作的大背景下，部队中有一种论调认为，改编后都是国军，一切要向国军看齐，抛开了自己的纪律，甚至认为到哪边抗日都一样。
总之，张绍东是习惯了散漫的生活，由奢入俭难，再去延安过紧张、艰苦的生活恐怕也很难适应。
于是张绍东以看地形为名，拉了一批部队出去，走到半路便胁迫他们说要去投靠国军。他原本以为，以自己在部队中的威信和当时的大背景，应该是一呼百应。
让他万万没想到的是，政委吴信全、副团长田守尧等干部纷纷表示反对。在这些干部的劝说下，稳住了部队，张绍东和兰国清只拉了一个营长和几个排长跑了。
在前方听到张绍东叛逃的消息后，徐海东非常恼怒、痛心，气到再次吐血。徐海东在戎马生涯中多次负伤，身体一直不好，患病时情绪激动就容易吐血。
徐海东让黄克诚去687团处理善后事宜，并让吴信泉带一个营去追赶，但哪里还赶得上。张绍东叛逃事件产生了非常恶劣的影响。
真是屋漏偏逢连夜雨。344旅进入太行山地区后作战仍不顺利，他们先后与日军进行了两次较大的作战。这两次虽然都是以游击战的战术布置，但战士们猛打猛冲的习惯一时间还是未能扭转。在杀伤敌人的同时，自身也受了较大的伤亡。
再到接下来的町店战斗表现得就更加明显。日军第108师团主力由晋城西犯，其先头部队数十辆汽车满载步兵，到达町店开始休息。有的在树荫下睡觉，有的甚至下河洗澡。
奉命前往阻击的344旅早已经占据了附近的制高点，如果能利用炮火先对日军进行杀伤，再发起冲锋，很可能将其全歼。
战斗打响后，日军被打个措手不及，出现较多伤亡。但他们很快便稳住了部队，躲在汽车下和芦苇里还记。这时战士们按捺不住，便发起了冲锋，结果被杀伤不少。
但在战士们的勇猛冲锋下，日军也扛不住，边打便撤想要突围。而八路军战士则紧紧咬住不放，使其无法突围。战斗从中午打到傍晚，也未能将残敌消灭，最后日军增援部队赶来，344旅无奈撤出战斗。
此战歼灭日军500多人，还摧毁了20多辆汽车，但344旅自身也有两三百人伤亡。总体上看有一定战果，但没打好。如果能在日军增援赶来前，将残敌全歼，不仅能缴获大量战利品，还能起到很大的震撼作用。
日军
朱老总怒批
344旅的种种不顺，惊动了朱德总司令，他亲自来到前线检查工作。
344旅的主要领导自然不希望部队出现问题，但问题已经出现，他们自然也难辞其咎。朱老总对徐海东和黄克诚都进行了非常严厉的批评。
徐海东本来身体就不好，此时就更难支撑了，他请求去延安学习治病。旅长要走，新的问题又产生了，由谁来接替旅长？
朱老总倾向与由687团团长田守尧代理旅长，黄克诚也表示赞成。于是朱老总便找田守尧谈话，让他做好准备，等待八路军总部和延安任命。朱老总选田守尧有两个原因：
其一、正如前文所说，344旅不太喜欢外来干部。黄克诚作为外来干部，相处了这么久，仍然很难纠正他们的缺点。如果再从外部调干部来，还要经过一段时间磨合，可能对部队更不利。
其二、如果从344旅内部提拔，田守尧也是红15军的老同志，论资历和能力，由他代理旅长都很合适。
但报告到八路军总部和延安后，彭老总和毛主席都表示反对。毛主席决定从343旅调杨得志到344旅代理旅长，他选杨得志的原因主要有三点：
其一、344旅存在“山头主义”，不欢迎外来干部，目前的困局就与此有关。如果再从内部提拔，很难彻底打破这种思想，将来就有可能犯新毛病。既然黄克诚来了还不够，那就再添一把火。
其二、相比起田守尧，杨得志资历更深，而且年长4岁，不仅性格更加沉稳，能力也更全面。长征时，杨得志率部突破乌江、强渡大渡河，立下大功。而田守尧才23岁，能否让部队中的“老”同志服气还是个问题。
其三、杨得志本来就充当过“救火队长”的角色。抗战初期343旅685团团长与政训处长邓华不合被调离，正是杨得志去接任团长，随后他率队参加了平型关战役。
其实杨得志与朱老总也很熟悉，当年朱老总和陈毅率领南昌起义余部发动湘南起义后，杨得志便跟随他一起上了井冈山。后来杨得志一步步成长，朱老总也看在眼里。
抗战时期的朱老总
朱老总仔细考虑后，也认为毛主席的决定思考得更加全面，他让黄克诚去做田守尧的思想工作。但年轻人，思想一下转不过弯来，心里还是有怨气。就连为徐海东送行的聚餐，他也不参加。
朱老总得知情况后非常恼火，要344旅召开党委会，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会上，黄克诚考虑到自己是外来户，发言比较婉转。
朱老总并不满意，当场就发火了，对田守尧进行了严厉的批评。最后还说：“戏点到谁谁就唱，没点到你就不能出台。共产党员嘛！我们都要听中央的，不能闹情绪！”
经过朱老总的严厉批评和耐心指导，田守尧解开了内心的疙瘩，344旅上下也认真总结抗战以来的经验教训，在战术思想上有了很大转变。可惜的是1943年，担任新四军3师8旅旅长的田守尧在战斗中牺牲。
杨得志到任后不负众望，指挥部队以团、营为单位深入敌后开展游击斗争。
在随后的漳南战役，344旅歼灭了以扈全禄为首的伪军，俘虏1400多人（包括两个旅长和一个团长），缴获了大批武器，堪称当时当地最大的胜利。
杨得志
在与兄弟部队联合作战一个多月后，基本上肃清了平汉路东、漳河以南、卫河两岸近百里地内的伪军。不仅壮大了自己，还开辟了一大片根据地。
此后杨得志还单独带队，到平汉路东开辟新区，建立了冀鲁豫支队，整个支队兵力达4000多人。
原本陷入困局的344旅，经过朱老总的指导，以及毛主席合理的调动，被彻底盘活。一个旅长的任用，对于中央来说看似无足轻重，但在特定的环境下又显得极为关键，关系到整支部队的命运。
杨得志和黄克诚带领344旅走出困局，发展壮大，毛主席的用人眼光不得不让人叹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