剥削这个词最早是从教科书上看到的，万恶的资本家通过剥削这种方式，占有了大量的财富，无产阶级要联合起来，推翻他们。这也导致我们骨子里很反感这个词，也秉持着“哪里有剥削，哪里就有反抗”的原则，在网上当了很多年的键盘侠。
不知道有没有和我有相同症状的，很害怕自己的认知失调，骨子里认知的东西，和现实相冲突的时候，都会像孔乙己一样，穿着长衫站在柜台外喝酒，无所适从。
2000年那会儿，高中毕业之后，来到东莞打工，先是应聘纺织厂，老板让我在纺织机上来回拉几次，说我手脚不麻利就让我走了。后来又去应聘保安，问我会不会打篮球，我说不会，又让我走了。
所以后来理发店有个打杂的工作，我义无反顾就答应了，按照那时候的惯例，走的时候老板没给结工钱，我还是很感激那一个多月的免费吃住，直到现在我还怀念那店里的四菜一汤，让我的伙食水准上了一个大台阶，要知道在老家上学的时候，一坛咸菜都能凑合一个月。
那时候想，如果这就是剥削，我想来双份的。
后来毕业之后，和老板一起请客户吃饭，对于喝胡辣汤都要犹豫要不要加片牛肉月光族来说，能吃上北京烤鸭、松鼠鳜鱼、镇江肴肉，感觉幸福顶格了。
如果这也算剥削，那我还想要双份的。
这种认知的失调也带到之后的生活当中，2020年的时候，网上流行窃格瓦拉的经典语录：“打工是不可能打工的，这辈子都不可能打工”，一时很让人血脉喷张。
去年各大厂都像病毒蔓延一样，比着互相裁员，看着那些被裁员工写的心路历程，犹如坠入了深不见底的深渊，陷入自我怀疑的巨大恐惧当中。那些挂着厂牌，脸上写满骄傲的年轻人，不会觉得仅仅是一份薪水那么简单，更像是生活的支柱，是自信的本源。
我父母生活在农村，对于“剥削”更没有概念，如果哪天不下地干活，他们就觉得这是一种“懒汉”行为。而对于一个月100多元的养老金，他们也没有像互联网上那样“怨声载道”，更没有翻旧账讲过去自己交了多少公粮，所以也够不着知乎上的认知，自然也不会产生认知失调。
过去我们认为考个大学，找份好工作，让人剥削是理所当然的事情，可是最近看了齐格蒙特·鲍曼《工作、消费主义和新穷人》，却有些迷茫。
他认为在人类社会的早期没人愿意被雇佣，也拒绝被剥削。在传统生活当中，人们一旦吃饱穿暖就会丧失工作的动力，可是资本家不答应，不工作就很麻烦，有原料、有机器、有贷款、但是却没有源源不断的劳动力，于是就不断鼓吹工作是一种美德，如果闲散在家，就是不思上进，是一种病态危险的恶习，要像烂掉的阑尾一样给割掉。
鲍曼说：人们熟练地忙碌着，不停地进行目标设定和执行，就好像跑轮上欲罢不能的仓鼠。仓鼠以为世界因它们而转，实际上世界没了它们的奔忙一样在转。工厂作为一项人类的重大发明，是现代社会最主要的“圆形监狱”。
举个大家都懂的例子，外卖员起早贪黑风雨无阻送外卖，然后在空余时间不断为直播小姐姐们刷礼物，之后直播的小姐姐又不断点外卖，这样老鼠笼就转起来了。如果过程中平台提高了抽成比例，那么外卖员就需要送更多外卖，小姐姐就需要播更多的时长，笼子就会越来越快。
有没有可能跳出笼子呢？鲍曼认为社会就是大笼子，每个社会都有“体面生活”的标准，比如有栋大房子，如果你租房子，就会被排挤出“幸福生活”之外，如果离开笼子，就会被社会降级，被抛弃、被贬低、被排挤出正常人共同享用的社会盛宴之外。
糟老头子坏的很，我有很长一段时间都走不出鲍曼“老鼠笼”的思维逻辑。难道只有像“讲师”一样彻底躺平，依靠在街头要饭，才能逃离这该死的“老鼠笼”吗？
十一的时候回了趟老家，我妈就问你咋回来了？我说都放假了，咋还在割稻子呢？我妈说你有老板，我没有老板，谁给放假？在她的世界里，有了老板才可能放假，没有了老板当然谈不上什么假期了。你看，读书人的病，还是需要回老家治。
如果真的把老板裁了，躺平，时间久了也会莫名的空虚，内心肯定会慢慢长出新的愿望，也许不是“老鼠笼”的欲望，而是植根于内心深处不安现状的本能。
之前有很长一段时间没去找工作，没有原因，就是不想工作。百无聊赖之际写了公众号，从早上5点一直到晚上11点，如果仅凭打赏的收入，中午饭钱都不够，但是公众号却让我进入忘我的心流当中。那么此时此刻谁在剥削我呢？不安分是我们的常态，和剥削没有关系。
人不是按照外在的尺度生活，而是应该有属于自己生命的成长尺度。在我们的这个世界上没有荒芜的土地，只有荒芜的人。你怎样活成一个跟别人不一样的人，这才是最根本的。老板与剥削，就像小时候摔倒，母亲抽打地面一样，给我们找的替罪羊。
还记得《禅和摩托车维修艺术》当中的描述，一份工作给我们带来的不仅是收入，它更像载我们向前的摩托车，或许飙过车，也抛过锚，走过国道，也穿过乡间小路，工作本身比目的地更重要。
人与工作的关系，不取决于工作，而是取决于你的心境；你的心是安定的，工作与剥削就无法干扰到你。或许我们在工作的过程中有被卡壳的状态，不用像妈妈一样拍打地面，找一个替罪羊，打坐、调整呼吸，让心灵腾空杂念，也许就摆脱了骄傲、焦虑、枯燥和烦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