组织部门是权力体系中核心部门之一，掌管着官员的考核、升迁、调任。除此之外，组织部还有党员的原始档案，知道党员的“黑历史”，也就是通常说的“百官行述”。在建国前三十年，有这样一位组织部长，他自愿投靠康生的门下，甘当康生的打手，迫害过许多开国元勋。这个人身上充满着无数的争议，也有许多未解的谜团，他就是郭玉峰。
郭玉峰，1919年10月出生于河北海兴，和轰轰烈烈的“五四运动”同龄。少年时的郭玉峰应该接受过新式教育，因为郭玉峰19岁就参加了革命，并且担任的是晋察冀三分区二团连队指导员。主管一个连队的思想工作，如果不懂得基本的马列理论，不能识文断字，组织肯定不会将重任交托给郭玉峰。
抗日战争爆发后，全国统一战线的形成是大势所趋，国共两党关系渐渐好转，郭玉峰所在的连队获得了发展壮大的机会。然而这并不意味着郭玉峰没有经过战火的考验，1940年，日军突然进攻晋察冀，在强大的炮火下，郭玉峰不得不下令转移部队。在撤退的过程中，郭玉峰圆满完成了任务，保护了许多乡亲。
随后，郭玉峰的职务也不断晋升，从一个连队指导员到三支队七团政治处主任。解放战争时期，人民武装迅速扩大，水涨船高的郭玉峰也享受了红利，当上了六十四军政治委员。1964年解放军授衔时，郭玉峰因政治工作出色，被授予少将军衔。
1967年，中央发生了巨变，郭玉峰的命运也发生了转折。8月13日这天，郭玉峰正和刘德才军长带领部队在太子和搞夏训，突然一个电话将郭玉峰叫到了作战值班室，让郭玉峰用保密机接军区电话。沈阳军区干部说：“中央调你去中央工作，限你明天就到。”
当时，郭玉峰如五雷轰顶，瞬间不知所措，心想：“这么急吗？明天就到，让我去干啥呢？”郭玉峰作为一个党员，深知下级服从上级，就连夜出发，住到了京西宾馆，休息了一晚。第三天一早，郭玉峰来到了总政治部报到。
10月25日，康生召开了中组部、中监委会议。会上，康生说：“郭玉峰同志是64军政委，是个难得的好政委，在战争年代能打仗，组织能力强，他来中组部工作，一定会把工作搞好。”在郭玉峰到来之前，中组部被安子文掌控，是个针插不穿，水泼不进独立王国。显然，康生的用意是用换人来打开新局面。
康生给了郭玉峰三个任务，一是清理部门内部的阶级队伍，二是保护、管理好档案和学习马列著作，三是严控干部的升迁。对于第一项任务，郭玉峰知道，这是核心任务，也就十分热心。可惜的是，郭玉峰采取的措施过了火，迫害了许多开国元勋，包括刘少奇、胡风、邓小平等许多响当当的人物。
在闲暇之余，郭玉峰还主办了徐特立的后事。1968年11月，徐特立因病逝世，享年94岁。徐特立是党内的老同志，晚年徐老的生活也都由中组部负责。起初，郭玉峰并无经验，尤其是写悼词，他更是不懂。遇到问题找领导，康生得知后说：“这事很简单，你先找一些老同志了解一番徐老的过去，然后写个草稿，交给中央，自然会有人审批的。”
郭玉峰同干部组的同志查阅了徐老的档案，又找了徐老的家属了解情况、听取意见。悼词写好后，上缴中央。陈伯达改了几个字，将徐老在苏区工作，改为“红区”，说苏区是从苏联搬过来的，现在两国关系不好，还是用红区比较恰当。在中央的老人中，徐特立是第一感病故的，也是郭玉峰独自办理的最高规格的丧事。总体上还是比较顺利的，没出现大的查错。
改革开放后，中组部的人事有了调动，郭玉峰也在1977年被撤销了职务。1980年，郭玉峰坚持不悔改，在5月14日下午，被调走接受隔离审查。那一天，是郭玉峰最为难忘的一天，也是他一生中最不理解的一天。更悲惨的是，郭玉峰还在秦城监狱待过一段时间。出狱后，时间已经来到了1983年，给他的最后处理是强制专业，并开除了党籍。换句话说，郭玉峰此时已经是平民百姓的一员，再也不是先锋队的一员了。另外，官方将郭玉峰送到了河北省邢台市，给了他两居室，每月发给他150元的生活费。
2000年1月20日，郭玉峰闭上了双眼，享年81岁。从第三视角看，郭玉峰算是一个不撞南墙不回头的硬汉子，不过谁让他年轻时选择了错误的道路，以至于郁郁而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