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读：
1997年3月，女儿钱瑗因脊椎癌去世，享年60岁。1998年12月，丈夫钱锺书去世，享年88岁。四年后，92岁高龄的杨绛重温往事，深情回忆与丈夫、女儿共同度过的时光，写下散文《我们仨》，并于2003年7月首度出版，感动了无数中国人。十几年来，《我们仨》不断再版，销量早已超过百万。
一段相守相助、相聚相失的家庭往事
《我们仨》这本书由三个部分组成：第一部“我们俩老了”只有短短一页，几百个字，记的是杨绛常做的一个梦，梦中钱锺书走失，杨绛独自留在荒野上，大声呼喊、焦急寻找，却找不到钱锺书的踪影；
第二部“我们仨失散了”，用半梦半真的手法，叙述了钱锺书生病住院，杨绛到医院陪护，然后钱瑗生病住院，杨绛两头奔波，最后钱瑗和钱锺书相继去世，杨绛独留人间的全过程；
第三部“我一个人思念我们仨”，用的是写实的手法，回忆了和钱锺书、钱瑗相守相助的六十年时光。
有文学阅读习惯的朋友，应该已经懂了，杨绛在散文中用到了倒叙和象征的手法。第一部的梦，象征的是钱锺书去世之后，杨绛孤独无依的生活。半梦半真的第二部，象征着三个人的离别。第三部最真实，篇幅也最长，超过全书一半，是整本书的光源，既温暖，又明亮。
那么，在杨绛的笔下，她和钱锺书和钱瑗，是怎样的一家人呢？
杨绛的记忆，从1935年7月的英国牛津展开，那是新婚的杨绛和钱锺书第一次出国，开始独立生活。钱锺书初到牛津，就脸朝大地摔了一跤，磕掉了大半个门牙，当他用沾满了鲜血的大手绢捂着嘴巴跑回来的时候，杨绛才意识到，自己的丈夫不仅是个智商超群的高材生，也是个笨手笨脚、完全不会照顾自己的傻男孩。从那个时候起，杨绛就知道了，在举目无亲的异国他乡，不仅钱锺书是她的依靠，她也要成为钱锺书的依靠。
杨绛和钱锺书原本都是十指不沾阳春水、一心只读圣贤书的学生，为了生活，他们开始学做饭。想吃红烧肉，他们就买了肉，用大剪子剪成一块一块的，放在电灶里使劲儿煮，结果，红烧肉居然被研发出来了，钱锺书吃得很快活。想吃火锅，两个人又买来嫩羊肉，剪成一股一股细丝，站在电灶旁边涮着吃，羊肉吃完了，再把蔬菜放进汤里煮着吃。学着做饭的两个人，玩得开心，吃得也开心。
就这样，在牛津住了近两年之后，钱锺书和杨绛迎来了他们的女儿钱瑗。生完孩子，杨绛在医院住了近一个月，钱锺书也一个人过了近一个月，他每天到医院探望，总要苦着脸说自己做了坏事，不是打翻墨水瓶，就是砸坏了台灯，要不就是把门轴弄坏了。杨绛听了，总是安慰他说：“不要紧，我会修。”于是，钱锺书放心地回去了。
到杨绛母女出院那天，钱锺书叫了汽车，接妻子和孩子回家，到了家里，又给杨绛端上自己亲手炖的蚕豆鸡汤。而杨绛呢，也不负他所望，真的修好了他弄坏的那些东西。这是杨绛笔下的自己，一位能洗桌布、会修台灯但不太擅长做饭的新时代知识女性，钱锺书的坚强后盾。她和钱锺书的婚姻里，既有志趣相投的爱情，也有互相扶持的温情。
女儿钱瑗出生不久，钱锺书拿到了牛津大学的学士学位，之后，他和杨绛带着女儿去了法国，在巴黎大学做了一年的研究，再之后，受战争影响，三个人于1938年8月乘船回国。
在他们结婚这几年，俩人只发生过一次争执。
那还是在新婚期，出国的轮船上，杨绛说钱锺书的一个法语发音不标准，钱锺书不服，两个人互不相让，都说了很多伤感情的话。最后，他们请了同船一位法国女士做公断，结果证明杨绛是对的，钱锺书错了。但是，争赢了的杨绛并不开心，输了的钱锺书也很不开心，于是，两个人当场讲定，以后遇到分歧，不妨各持各的意见，不必强求对方认同。之后三年留学生活，两人再也没有吵过架。
但是到了1939年，也就是钱锺书回国的第二年，俩人差点发生了第二次争执。
当时钱锺书是清华大学的教授，在昆明西南联大教书，暑假回上海，他收到父亲一封信，命他到新成立的蓝田师范学院去做英文系主任。钱锺书不想放弃清华的教职，但又觉得父亲的命令不能违抗，一时左右为难。杨绛呢，她当然不希望钱锺书舍弃老牌的清华大学，去一所新成立的、不知名的师范学院了，她觉得事关钱锺书的前途，兹事体大，应该跟他争执一番，但想到夫妻俩早先的约定，最终还是保留了自己的意见，没有勉强钱锺书。
于是，钱锺书便从清华跳槽到蓝田师院，他从上海出发，千辛万苦走了三十四天，才抵达蓝田。两年之后，钱锺书想回清华，从蓝田辞了职，但清华的老师和朋友都被他的跳槽所得罪，对他的回头并不热心，于是钱锺书失业了，一失就是八年。这八年里，像我们前面说的，杨绛作为风俗喜剧作家声名鹊起，钱锺书虽然写出了《围城》，但反响不大，人们对他的认识，还停留在“杨绛丈夫”的层面上。
杨绛一家三口
不过，钱锺书失业，有一个人是高兴的，那就是他和杨绛的女儿钱瑗。圆圆那时候四岁，原本是一个聪明懂事、乖得出奇的小女孩，钱锺书一回来，父女俩成了哥儿们，圆圆就像变了一个人，整天和爸爸一起玩笑，一起淘气，一起吵闹。
杨绛说，钱锺书最喜欢跟女儿玩的一个游戏叫“埋地雷”，每天临睡前他都要把大大小小的玩具、刷子、梳子甚至砚台毛笔之类的，都埋进圆圆的被窝，等圆圆发现惊叫，再从被窝里一样一样掏出来的时候，钱锺书就得意地大笑。这个游戏，他乐此不疲地玩了几十年，有时候恨不得把扫帚、簸箕都埋到女儿的被窝里。
等圆圆长大了一点，父女俩到馆子吃饭，又有别人意想不到的娱乐。圆圆耳聪目明，钱锺书虽然近视但是听力特别好，等待上菜的时候，他们就观察其他桌上的食客，留心别人谈话，猜测谁是主人，谁是主客，谁和谁是什么关系，谁又专爱说废话，这边是夫妻在吵架，那边是请亲戚吃饭，他们一边吃饭一边看别人的热闹，从中得到无限的兴味和乐趣。钱锺书和钱瑗做了一辈子的好哥儿们，这种在饭馆里看戏的爱好也保持了一辈子。
1949年新中国成立，钱锺书和杨绛受邀回清华。钱锺书的事业好像出现了转机，但接下来就是三十年动荡，和当时几乎所有的知识分子一样，钱锺书和杨绛作为作家、学者，他们一生最富创造力的时光，都蹉跎在了无止尽的斗争中，钱锺书还差点儿送命。
那是1973年冬天，钱锺书和杨绛因为无法忍受恶邻欺压，逃到了钱瑗的单位北京师范大学，借住在她同事的宿舍里。宿舍暖气停了，电也停了，六十多岁的钱锺书顶不住寒冷的侵袭，哮喘复发，幸亏杨绛和钱瑗发现及时，将他送进医院保住了性命，但之后杨绛发现，钱锺书走路开始东倒西歪，摇摇欲倒，读书做笔记的时候，手不听使唤，写的字都歪歪斜斜地飞出了格子，再后来，他的舌头也大了，话说不清楚了。
杨绛怕是肿瘤，托亲友在医院里挂了号，检查后才发现是哮喘后遗症，钱锺书的大脑皮层因为缺氧硬化了，无法医治，只能静养一段时间，看能不能恢复。幸运的是，经过休养，钱锺书慢慢恢复过来了，不然，我们现在的读者就不可能读到他的《管锥编》了。
文革结束之后，钱锺书的《管锥编》出版，《围城》重印，杨绛相继写出散文《干校六记》、小说《洗澡》，他们的文学事业，才迎来了迟到的春天。
我们现在回望20世纪，总是会忍不住感叹时代大而个人小，命运轻易就淹没在了历史的洪流里。但杨绛总结自己的人生，说了这样一句话：“我觉得我这一生并不空虚；我活得很充实，也很有意思，因为有我们仨。也可说：我们仨都没有虚度此生，因为是我们仨。”
这或许就是家庭最积极的意义，同舟共济。
特约撰稿人：句芒，文学硕士，自由撰稿人
编辑：莉莉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