话说彭德怀得知高福源见了张学良后大吃一惊，更让他吃惊的是张学良表示愿意谈判，等自己心跳稳定以后，彭老总让通信员把此事电告瓦窑堡。毛泽东等人轮流读着前线发来的这封电报，窑洞里立刻充满了轻松的气息，这封电报让众人产生了柳暗花明的愉悦，因为就眼下的处境，如果和东北军停了战，那生存问题和出路问题都有眉目了，说是“绝处逢生”一点也不夸张。众人一商量，立刻给彭德怀回电，告诉他要抓紧跟张学良谈，我方的条件主要是希望张学良同意两军各守原防互不动手，互派代表商量停战细则，交换电报密码保持沟通等等，还提到将派周桓同志前去负责谈判。
周桓是红一军团的政治部秘书长，他去谈判问题似乎不大，但是彭德怀觉得不妥，毕竟周桓是个文职人员，他担心谈判中涉及的军事问题他不熟，再说张学良走南闯北见多识广，周桓怕是不太合适，彭德怀把自己的忧虑反馈给中央。毛泽东等人也觉得有道理，先后又提出叶剑英或孝敬光，彭德怀依然觉得不合适。就在彭德怀为谈判人选焦虑的时候，中央联络局局长李克农因公到彭德怀司令部出差，彭德怀眼前一亮，当时就决定把李克农留下来，让高福源领着去洛川见张学良。
派人跟王以哲提前打好招呼后，李克农、高福源和几名警卫于1936年1月18日出发，前往洛川王以哲军部，1月19日一行人抵达后被秘密安置在一个高墙大院里。王以哲前一天发电告诉张学良说红军那边派高级代表来了，请副司令前来参与谈判。结果张学良19号没赶到，当天晚上李克农就跟王以哲先通了通气，算是一个试探性的初步会谈，气氛是相当融洽。聊完后李克农用王以哲的电台给毛泽东和彭德怀发电汇报情况，说王以哲是愿意联合抗日的，但是最终决定权在张学良那里，张学良估计20号才到洛川，到时候谈了再跟你们说。
（李克农）
李克农这封电报又是好消息，想想我方要员即将跟张学良这个“西北剿总”的实际统帅会谈，大家都挺兴奋，为了表示诚意，毛泽东给彭德怀发电让他赶在20号解除对甘泉城的围困，并把这个消息通知李克农，让他作为正式会谈时给张学良的见面礼。彭德怀立刻下令撤兵转移部队，并给李克农发了电，大意是说甘泉城已经解围，红军向北撤离，城内欠缺的柴草物资已经动员群众前去送卖，请转告王军长放心。王以哲听完后笑逐颜开，自己的这支队伍被困了4个多月成了自己的心病，这次总算要归队了。
1月20号张学良亲自架机到了洛川，当天晚上跟李克农会谈，选在晚上主要是为了避人耳目。张学良健谈、爱开玩笑，两人一聊就是3个多小时，气氛友好融洽、干货满满。张学良对李克农说，南京方面反对内战想抗日的人有不少，张某人可以去奔走联络一下，本人同意两军各守原防互不进攻，而且也将在可能的情况下恢复通商和经济，但是让他反蒋那是不行的，而且真抗日少不了蒋介石的国军参与，更多的细则咱们下次继续在洛川或者延安再谈。
第二天21号李克农匆匆赶回了彭德怀司令部，一五一十把会谈情况向彭老总汇报，完事后他总结说感觉王以哲这人诚恳，张学良就比较滑头，我们的某些主张他赞同、某些不赞同，尤其是他同意抗日但不同意反蒋，毕竟他跟蒋介石的关系不一般，让他反蒋从个人感情上做不到。彭德怀听完很不以为然，他觉得张学良和蒋介石还是那种军阀之间的拜把子关系，个人感情和政治事业没有分开，这思想太老旧了；不过彭老总对张学良去各地斡旋联系抗日同情人士的建议很欣慰，他知道张学良有这个能力和人脉。
彭德怀把李克农整理的会谈结果发给瓦窑堡，中央方面看了也是很诧异，他们原以为张学良背着蒋介石跟他们谈判，心里肯定是反蒋的，没想到他居然不反，他张学良可是被蒋介石逼着打内战的，怎么能做到反战不反蒋呢？都跟对手谈判了，却又不反对给他设置对手的长官，大家一时想不明白这个事。于是在复电中开出了更有想象力的条件，说红军愿意协助张学良在整个西北地区建立抗日联军，并让张学良担任联军总司令，红军愿意用自己跟苏联的关系争取武器弹药，但前提条件是张学良要反蒋，如果对这个条件感兴趣，双方可以在洛川或延安举行下一步会谈。
（王以哲）
当时陕北红军总数1万1千多人，拿得出手的武器和马匹还是从东北军那里抢来的，提出成立抗日联军并让张学良坐第一把交椅，这是红军能开出的最高条件了，彼此不过才有第一次接触，红军就完全向对方交了底，这在政治博弈中确实不明智。但是不明智也是没有办法，自己的本金就那么点，而张学良则是大土豪，不如干脆一把全压下去交了底，反而显得诚意满满，理论上能以最直接的速度推动谈判向前发展。
第一次洛川会谈后彭德怀跟王以哲建立了电台联络，双方的沟通效率得到了质的提升，不像以前靠传令兵来回跑。之后彭德怀就经常拿电台当电话用，隔三差五跟王以哲谈心，俩人很快就混熟了。1936年1月26日这天，彭德怀发电给王以哲说，希望兄弟尽快安排第二次会谈。彭德怀之所以着急，是因为他得到情报说，王以哲已经在东北军中发表抗日言论，他对官兵说过这样的话：兄弟们再坚持坚持，3个月后我们与红军的战斗就结束了，之后大家将前往抗日战场；而且他还跟河北地区的义勇军头领取得了联系。一切迹象表明，趁热打铁从王以哲身上突破是很有希望的。
彭德怀着急还有另一个原因，红军接下来的计划是东渡黄河进攻山西打阎锡山，扩大苏区地盘的同时解决兵源和粮食问题，不然蜗居在陕北迟早要挨饿。一旦这个计划开始实施，彭德怀也得领兵去山西，那他跟王以哲谈判的事情就不好弄了。但是王以哲那边不知道彭德怀的情况，不紧不慢地回复说，你的提议已经转达给副司令了，他那边一直不回消息我也不好催，这第二次谈判我做不了主啊。
有关东征的政治局常委会议早在1月17日就已经开过了，会上讨论后认为要东征进攻山西，就得把对苏区南部威胁最大的东北军问题解决，南面没了安全风险才能集中兵力。怎么解决东北军带来的安全风险？那就是抓紧时间谈判停战，这个任务自然又压到了彭老总身上。事实上1月26日彭德怀催王以哲那天，毛泽东已经率领先锋军离开瓦窑堡出发去山西了。时间到了2月份，彭德怀实在等不了，他分别在1936年的2月3日和2月6日两次给王以哲发电，直接自己就安排上了，说不管你们那边情况如何，近期我要派李克农来洛川了，就共同抗日救国的问题举行二次谈判。
（彭德怀）
王以哲也很痛苦，回复说张副司令人不在西安，至少得等他回来才能安排。2月9日王以哲终于辗转联系上了张学良，张学良说手头有事暂时回不了西安，等回去再说，彭老总只能继续等。2月15日张学良终于返回了西安，当然也看到了王以哲接二连三的电文，尽管他有停战谈判保存实力的诉求，但是瞒着南京政府这么做到底是对还是错？万一某个环节出了错走漏了风声，自己将面临什么后果？一向我行我素的张学良心里也有点发怵，到底去不去洛川他开始犹豫了，因为这次跟上次不一样，对方已经交了底，自己一下子骑虎难下了，去还是不去？这是个问题。张学良陷入了焦虑，等待他回信的王以哲、彭德怀以及中央高层更是焦虑的睡不着，好事在最后时刻黄掉的例子可实在太多了。
说来也巧，就在他犹豫烦闷的时候，西北禁烟督办钟可托通过谭副官递来帖子，说要引荐一位名叫董健吾的西北经济专员求见，求张副司令帮个忙。见了面后才知道董健吾从上海来，希望张副司令行个方便让他去红区。这个请求让张学良很惊讶，那年头贸然进入苏区被怀疑和红军有染，下场不是死也得残，经过深入交流和一番调查后，张学良得知原来南京方面也在偷偷跟红军谈判，而且董健吾就是带着蒋介石的口信去苏区。得知这个情况后张学良彻底释然了：既然政府都在谈，那我还有什么好顾虑的呢？2月18日张学良立刻发电给王以哲：立刻在洛川安排第二次会谈。
我们的男主角和剧情原本走到了死胡同，董健吾的从天而降推倒了眼前那堵墙，这条路突然就通了，董健吾的出场太过戏剧性，像是作者的刻意安排那样不真实，那么董健吾是何许人？他又怎么会出现在西安城呢？
如果用现在的网络用语来描述，当时的董健吾属于社交界的“达人”外加情报界的”大神“，局势君在翻阅有关他的资料时，数次为他的传奇经历惊叹，当意识到这个人将在我们的故事里现身时，内心满怀着敬畏与激动。董健吾的真实经历比任何谍战片都要精彩，我们能汲取的只是他丰富经历里很有限的一部分，这也不免让局势君感到遗憾。
（董健吾）
1891年董健吾出生于上海青浦一个大户人家，比较一下年龄，他比张学良大了9岁，比他的大学同学宋子文大了3岁，比蒋介石又小了4岁。董健吾的奶奶董沈氏非常厉害，属于典型的女强人，为董家创下了丰厚的家业，而且她本人信仰基督教，也带着一家人全部信教，所以董健吾出生于基督教世家。更为传奇的是，董健吾9岁那年，两名美国传教士到上海后面临生活困难，祖母大方邀请他们吃住在董家。由于相处愉快，祖母认了其中一位女传教士鲍小姐为干女儿，那么董健吾就意外有了一位“干妈”。
祖母不收鲍小姐的伙食费和住宿费，但是三年五载白吃白住也不是个事，老太太有自己的想法，她希望鲍小姐教孙子董健吾西方的文化知识，鲍小姐表示那一点问题都没有，很乐意做董健吾的家教老师。几年相处下来，董健吾不但学了东西长了见识，还意外掌握了地道的美式英语，这在1900年那个时候就太稀奇了。小学毕业后鲍小姐写了推荐信，董健吾拿着信去了教会创办的苏州桃花坞中学读书，中学毕业后顺利考入上海圣约翰大学。
这个圣约翰大学可就厉害了，1881年就采用全英文授课，是国内有记载最早的一家，号称“东方哈佛”，当时美国多所名牌大学认可该校的学历，本科毕业直升它们的研究生，这个神奇的现象现在是不存在的，该校毕业生有顾维钧、林语堂、贝律名，还有跟董健吾同一届的宋子文。如今上海叫得上名字的重点大学多多少少都吸收过圣约翰大学的某个院系，该校的原校址是现在的华东政法大学。董健吾本来学的理科想振兴中国的工业，但是大学校长卜舫济非常赏识他，毕业后又强烈建议他读了神学这个第二学位，所以董健吾持有圣约翰大学的双学位。
董健吾大学毕业后的第一份工作，来自圣约翰大学校长卜舫济的推荐：到扬州圣公会工作，教会创办了友基小学和美汉中学，董健吾担任小学校长，同时在中学当老师。3年后的1920年，校长告诉董健吾陕西教会办学人才紧缺，于是派董健吾去西安中学做校长，董健吾就去了西安。连他自己也没想到在西安当中学校长期间，居然为国家的高等教育做出了巨大贡献。董健吾会来事，不但把西安中学办的很红火，还结实了大量达官显贵和外国人，包括著名的美国记者司徒雷登。司徒雷登当时想扩大燕京大学的校园，求董健吾从中斡旋让陕西督军陈树藩把他买给他爹养老的勺园卖给他，钱不是问题。经过董健吾的疏通，陈树藩父子居然直接把勺园送给了司徒雷登。如今的燕京大学是北京大学的校园，勺园也还在北大校园内。
（华东政法校园内的圣约翰大学教学楼）
4年后校长卜舫济又把董健吾召回上海，让他做了校长助理兼大学讲师，把他朝着圣约翰大学华人校长的方向培养。结果1925年上海爆发了反对日本的“五卅运动”，董健吾支持学生们罢课、祭奠伤亡同胞的活动，而校长卜舫济坚决不同意并带人破坏现场，导致董健吾和卜舫济面对面大吵一架后决裂，553名学生和教授宣布离校，并在上海重新成立了“光华大学”，一直开办到1951年，也就是现在上海华东师范大学的前身。董健吾并未在光华大学就职，而是到圣彼得教堂找了份跟他第二专业对口的工作：牧师。
圣彼得教堂就是现在上海市静安区的怀恩堂，董健吾到这里做牧师更是专业对口，牧师的主要工作是主持各种活动仪式。从职能角度说，牧师是教堂内主持教务并管理教徒的工作人员；往高尚了说，牧师是带着教徒走向宗教世界的引路人。董健吾不是一个普通牧师，因为过硬的业务能力和良好的口碑以及人脉资源，他常常服务上海滩的社会名流，比如宋美龄的母亲倪桂珍，就经常邀请董健吾布道，换其他人她不乐意。在主持宗教工作以外，董健吾广交社会上层人士，还加入过青帮，与杜月笙、蒋介石等人都有交情，黑白两道都混得很开。
1927年6月份，在大学同学浦化人的盛邀下，董健吾向教会请了一年的长假，离开圣彼得教堂去了洛阳，做了一名随军牧师。中国的军队还有随军牧师？这个稀奇事恐怕也就那个年代才有，董健吾去的那支军队是西北军，西北军创始人冯玉祥被称作是“基督将军”，原因是他早年兵败后很颓废，每天在附近的教堂里散心，意外被感化于是入了教，之后他干脆以基督教治军，他娶的第二个夫人李德全家里3代人都是基督徒，对牧师有很高的需求，于是通过董健吾的老同学把董健吾请过来，做了国民革命军第二集团军随军牧师，同时兼任冯玉祥一家人的英语老师。后来蒋介石发动清党行动，冯玉祥也跟着参与这事，不过冯玉祥并没有迫害共产党员，故意把他们装上卡车押往南京，半路制造了一起“集体逃跑”事件。在这一时期加入共产党的董健吾，则被冯玉祥保护到了1928年10月份，并在迫不得已的时候派人护送他返回上海。
（原圣彼得教堂已被拆除）
回上海后董健吾继续回圣彼得教堂担任牧师，期间负责保卫工作的陈赓看中了董健吾的社会关系和能力，经过他的说服和引荐以及周恩来的批准，董健吾便加入我党最神秘的组织：中共特科。中共特科极具神秘性，直到今天依然有很多人没听说过，在那个年代除了极少数高层领导外，其他人均不许过问。中共特科的任务主要是收集情报、保护高层、暗杀叛徒，其最核心的团队是情报组和行动组，情报组里是董健吾这样的人精，行动组里是视死如归百步穿杨的高手。成为特科成员后，董健吾上班的教堂便成了我党的“安全屋”之一，他还在陈赓的指示下开了一间名为“松柏斋”的古董店，也是特科人员的碰头地点。
我们在谍战片上看到过的最经典情节，说不定就来自董健吾的发明。比如董健吾曾创造性地在教堂2楼的阳台上摆着一盆花，暗示今天安全可以进来开会或避难；如果哪天没摆那盆花，说明教堂里有外人不安全，自己人就假装路过不会进教堂。再比如周恩来有一次紧急撤离，住处被军警封锁等待搜查，一份重要文件藏在屋内需要特科取回，董健吾约了几十个收古董的摊贩在大门口跟军警吵作一团，声称房屋主人把家具卖给他们要进去搬走，混乱中特科队员溜进大门上到二楼取走了文件。还有一位高级别党员叛变造成很多人被捕，特科接到命令将他除掉，第一次暗杀子弹击中其脖子后住院治疗，住院大楼和病房被严防死守，董健吾说服医院牧师并收买了护士，让特科队员假扮医生混进大楼，制服门口的24小时守卫，将病床上的叛徒杀死，引发了巨大的轰动和恐慌。
“四一二”清党运动后，大量革命党人东躲西藏自身难保，他们的子女就委托亲戚朋友代养，有的甚至流落街头，董健吾接到党组织的任务，以教会的名义成立了“大同幼稚园”，特意托关系找国民党元老于右任题写了校名，让普通人不敢打幼稚园的主意。1930年幼稚园成立后，专门收留革命同志的子女，园内工作人员也是革命家属。大同幼稚园收养的儿童中，最知名的莫过于是毛岸英、毛岸青和毛岸龙三兄弟，毛岸龙4岁那年染病在幼稚园意外去世。后来国民党发现大同幼稚园有问题，反复施压和破坏下，幼稚园于1932年被迫关闭，毛岸青和毛岸英俩兄弟此后几年一直在董健吾家里生活，直到1936年6月份由李杜将军将两个娃送往苏联，这一段我们暂且不表。
根据国内学者的考证，蒋介石在1935年的下半年真正确定了抗日想法，因为他开始在经济上筹措物资，并在各大城市建立防御工事。而那个时期舆论的抗日诉求及其强烈，蒋介石压力很大，于是打算通过“招安”快速解决红军问题，他的想法很简单：将红军拆散编入国军，然后送上抗日战场消耗掉。为此先后找了4个人从不同途径接触党中央最高领导层，其中有一个人便是董健吾，最后董建吾也完成了这个任务。蒋介石最初是把自己的想法告诉了大舅子宋子文，宋子文又找到二姐宋庆龄帮忙物色合适的人，宋庆龄告诉他：你的大学同学董健吾就是最佳人选。
（董健吾子女写自己的父亲）
我们跳过他们沟通协商和做准备的过程，临行前宋庆龄给了董健吾一封密信，以及一大包自费购买的云南白药，还有一份名为“国民政府财政部西北经济特派专员”的委任状，也就是宋庆龄提到的“护身符”，必要的时候可以拿出来当通行证用。直到接过这份委任状，董健吾这才意识到这次的任务是蒋介石的意思，果然在出发前老蒋专门召见他，当面口述了5条意见让他传达给红军高层。这5条意见大意是说，希望红军归顺南京国民政府，国军就立即停止围剿，双方可以联合起来一同抗日。
当年从上海去陕北的路有两条，一条是向北先后经过江苏、山东、河北、山西等省份进入苏区，走这条路是为了绕开国民党的封锁，但是这条路意味着选择了艰难模式，不但遥远而且要穿过大量荒无人烟的地方，土匪路霸半路打劫是常有的；另一条路是直接坐火车到西安，然后从西安一路向北抵达苏区，这条路行程短也好走，但是要设法通过封锁的重重关卡。假如从保密的角度，走第一条路当然好，但是能不能活着到达瓦窑堡都说不准。考虑到自己在西安有朋友，董健吾决定先坐火车到西安，然后另想办法。
董健吾走出西安火车站大概是1936年1月15日，天下大雪城墙上白茫茫一片。为了不惊动西安的国民党情报机关和张学良、杨虎城俩人，董健吾连旅馆都没有去住，直接敲开了圣约翰大学同学钟可托的门，住在老同学家里慢慢找去陕北的门路。钟可托当时担任西安禁烟督办，算是既有地位又有社会关系。经过他的多方打听，所有进入苏区的道路全部设卡封闭，原则上任何非军事人员都无法进入，除非得到“西北剿总”最高负责人张学良签发的通行证。董健吾不信这个邪，继续奔走疏通想办法，忙活了一个月人还待在西安城内赏雪。
张学良的大名董健吾当然知道，但奇怪的是纵使他这个社交达人居然跟张学良却素未平生，尽管宋庆龄临别时告诉他有需要可以找张学良帮忙，但他毕竟跟对方不熟，多一个人知道就多一重风险。当他把想找张学良帮忙的想法告诉钟可托后，老同学告诉他张副司令同情共产党，东北军反战情绪也严重，找他应该没问题。于是通过钟可托的疏通，董健吾以西北经济特派员的身份到张公馆拜访，事情一个月没有进展，这个效率有损他的声誉。
（张学良）
刚见张学良时董健吾本不想说实话，他亮出委任状称因为经济工作的需要得进一趟苏区，请张副司令帮忙。张学良听完很惊讶，因为那年头进苏区涉嫌通敌，提出这种要求就可以关起来拷打了。为了迫使董健吾说实话，张学良提高声音说：就凭你刚才那句话，我就可以让卫队在花园里将你枪毙。经历过风雨的董健吾倒也不怕，他知道不说实话过不了张学良这一关，于是支开左右后告诉张学良，自己去陕北瓦窑堡给毛泽东等人送信，这个任务是受宋夫人和宋子文之托，自己跟共产党方面也有关系，如果张副司令有需要，也可以从中斡旋。
这个理由确实像那么回事，但是张学良心里还是有疑问，既然是南京方面派来的，而且要通过自己这一关进入苏区，为何不提前跟自己打招呼呢？当天他并没有答应董健吾，只是告诉他需要办手续，第二天给机要室下令，向宋子文和南京方面发电求证，同时让王以哲给红军方面发电求证。很快南京方面给了肯定的答复，红军方面的答复更为热诚，说非常欢迎此人前来，将派人到红白边界迎接。张学良手握电文心里明白了，董健吾不但跟南京方面关系密切，跟红军那边的关系更密切，自己帮这个忙算是两头都有人情。既然南京方面都在派人跟红军谈，那我有什么好犹豫的呢！
1959年11月，被软禁在台北深山里渴望自由的张学良奉命写了《西安事变忏悔录》，其中有这么一段话：“返回西安，在当时之先后，有一人（良忘其姓名）持有财政部公函见良，要求进入匪区，良亲为谈询，彼不吐实，良告以若不露真实任务，难获通过，被迫无奈，告良负有接洽任务。良云匪区危险，共匪素不讲情面，以当年在鄂招贺龙之人被杀相告，于是彼吐露系共党同路人。遂以王以哲将该人送入匪区，俟其返回，告良接洽经过，并同良约，迩后互通消息”，23年后张学良忘了董健吾的名字，但是没有忘记这件重要的事。
张学良没有签通行证让董健吾自己去陕北，而是让副官安排自己的私人飞机载着董健吾直飞延安。1936年2月21日，美国飞行员伦纳德把张学良的波音飞机降在延安机场，董健吾钻出飞机，但见一队骑兵在机场接机，为首的军官敬完礼告诉他，张副司令有令，让兄弟们护送董先生前往苏区，然后两个兵过来把董健吾扶上马背，出北门就往陕北方向去了，山舞银蛇原驰蜡象别有一番风味。到了红白边界后，前来迎接的红军骑兵队伍已经等候多时，董健吾换了一匹马深一脚浅一脚继续一路向北，足足走了一个礼拜，在2月27日抵达瓦窑堡，站在了特科一把手周恩来的面前，自从上海一别，腥风血雨的好几年已经过去了。
【本文参考资料】
1、王光远 ：《红色牧师董健吾》，中央文献出版社，2000年
2、董霞飞、董云飞：《神秘的红色牧师：董健吾》，北京出版社，2001年
3、杨奎松：《革命四—西安事变新探》，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2-7，第42—54页
4、张学良：《西安事变忏悔录》，1959年
5、吴福章：《西安事变亲历记》，中国文史出版社，1986年12月，第1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