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泠印株式会社，其实是没有这个名字的。
之所以这么说，那是因为中国百年文化社团——西泠印社在最近的新一届换届过程中，选举产生了一个以日本人占多数的名誉领导机构：12名名誉社长、副社长、理事领导层中，7名为日本人，其中名誉理事一项合共6人，全部为日本人，一个中国人都没有。由此引发轩然大波，形成重大公共文化热搜话题。
然而，西泠印社仅以简单粗暴地关闭相关评论方式对待，龟缩躲藏，充耳不闻关心、爱护、期待的澎湃舆情。
所以有人就将之调侃为，西泠印社是否应该修改名称为株式会社？毕竟在日本人占额名誉领导层58.3％的绝对控股情况下，是有理由选一个符合他人习惯称呼的。
中国最悠久的文人社团
西泠印社于清光绪三十年（1904年），由浙派篆刻家丁仁、王禔、吴隐、叶铭等人发起创立。李叔同、黄宾虹、马一浮、丰子恺、吴湖帆、潘天寿、傅抱石、王个簃、唐云等名家先后加入其中，发扬光大。自1913年吴昌硕出任首任社长开始，西泠印社的历任社长马衡、张宗祥、沙孟海、赵朴初、启功、饶宗颐，均为近代中国备受推崇的文化符号人物和艺坛巨擘。每一个名字，都如雷贯耳。
历史以来，西泠印社拥“天下第一社”的崇高赞誉，成为天下印人翕然向风的文化高峰。截至2023年5月，西泠印社全社社员仅仅516人，其中名誉社员仅为44人。在成千数万名金石篆刻艺术家和从业群体中，有人以终身追求加入西泠印社，成为一名普通的社员而不得。
西泠印社之于金石篆刻，就是少林寺之于中国武林
同为著名组织，少林寺和西泠印社有许多共同之处。
首先，他们都是中国符号式的文化存在，其次都是国宝级的文物保护单位。同时，西泠印社还有一些非同凡响的特殊身份。比如西泠印社既是文化社团，也是出版社；既是专业的印学图书馆，也是博物馆；既是长期专业赛事的组织者，也是相关国际峰会的举办方。这些在世界范围内产生广泛影响的专业分支和专业行动，毫无疑问均是脱胎于中华文化的根脉和西泠印社的百年传承。
所以很难想象，某一天少林寺会出一个类似名誉理事会的领导组织，并且领导层会由日本人占绝大多数？其中某级领导层居然没有任何一个中国人符合资格？
说到资格，这里必须提到一个历史文化公案
这也可能成为今天西泠印社某些人员，对自我资格审查的要求。说的是日本人曾经觊觎西泠印社镇社之宝——“汉三老讳字忌日碑”的故事。
“汉三老碑”是迄今为止浙江发现最早的石碑，现存最古老的汉文石质碑刻。汉代成碑后，于清咸丰二年（1852年）在浙江余姚客星山出土，因为具有巨大的历史和文字考古研究价值，誉为“浙江第一石”。
1921年秋天，听说有日本人以重金购买“汉三老碑”，并已装船待发运往国外的消息，吴昌硕等人焦急奔走，以西泠印社名义发布募捐公告，呼吁内外同仁积极捐助，共同发力阻止国宝流失。最后，以吴昌硕等60余人捐献书画印谱义卖所得8000银元，重价赎回。第二年，再次募资修筑专门石屋存放保护石碑至今。对此过程，吴昌硕亲撰《汉三老石室记》一文记录了该次行动的前后事由。
现在，石屋仍在西泠印社
石屋楹联，“竞传炎汉一片石，永共明湖万斯年”。犹言在耳，振聋发聩。
正是西泠印社同仁当年与日本商人针锋相对，不遗余力奔走呼吁，连同募捐赎购的爱国义举，这才让国宝文物长存故土，成就今天西泠印社的镇社之宝。
不仅如此，抗日战争爆发之后，西泠印人同仇敌忾，秉持高风亮节的文人风骨，坚决不与日伪合流，停止印社所有活动。众多社员辗转流徙，仅依刻章、售卖字画的微薄收入维持生计，但仍然省吃俭用按时寄钱给留守人员发放工资，印社因此才在动荡浩劫中得以幸存。
曾经，在备受煎熬的民族灾难时刻，西泠印人以文人墨客特有的方式，以诗书画印言志救国，冒生命危险抢救保护文化遗存，以崇高的爱国热情和民族气节，在西泠印社社史和中国近代史上，谱写了一部波澜壮阔的创业史和文化史，成就了百年社团的文化精神和民族风骨。
前事不忘，后事之师。
历史虽已远去，风骨应该还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