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总理之所以深受人民群众的拥护，是因为周总理有着高尚的品德、睿智的才华、忠贞不渝的党性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精神。然而，在中共高层曾有一个人深受毛主席赏识，他鲜为人知，却被毛主席尊称为“柯老”，差点取代了周总理，这位重要人物是谁呢？
1958年1月11日至22日，中央领导和部分省市负责人在南宁市召开了一场会议，会议由毛主席主持。会议期间，毛主席针对党内部分领导“反冒进”进行了批评。尤其是1月16日，毛主席看到柯庆施《乘风破浪，加速建设社会主义的新上海》的报告后，再次发表了讲话。毛主席讲到“这一篇文章把我们都压下去了。上海的工业产值占全国的五分之一，有一百万无产阶级，又是资产阶级最集中的地方。资本主义首先在上海产生，历史最久，阶级斗争最尖锐，这样的地方才能产生一篇这样的文章，这样的文章北京不是没有，是不多”。
毛主席随后用这篇文章进行举例，直接问周总理，你能写出这样的文章吗？众所周知，周总理和毛主席有着长期的革命友谊，是并肩作战的亲密战友，相互之间也很是信任，周总理的工作能力也是有目共睹的。但是毛主席在公开场合如此直截了当地发问，一时让周总理感到自愧不如，只能回答道：“我写不出来”。毛主席继续说道：“你不是反冒进吗？我是反“反冒进”的”。在这样的会议风向下，最终周恩来和刘少奇分别为“反冒进”承担了责任。由于柯庆施的报告与毛主席的态度高度一致，因此柯庆施在这次会议上大放异彩，成为了这场会议的标兵，毛主席在会议上称柯庆施为“柯老”。其实并不是柯庆施的年纪比毛主席大，恰恰相反，当时毛主席65岁，柯庆施56岁，如此称呼，是对柯庆施的高度认可。自此，“柯老”这一称呼伴随着柯庆施一生，直至生命尽头。
柯庆施的成长与工作经历
柯庆施1902年出生，他的父亲是李鸿章的管家，因此柯庆施从小就接受了良好的家庭教育。18岁那年，他考上了上海外国语社，成为最早接触进步思想的一批青年。1922年他作为信仰共产主义的青年代表，到共产国际参加会议，见到了列宁，和列宁握了手，这也是为何他被称为“唯一和列宁握过手的中共领导人”的由来。
然而柯庆施的仕途并不是一帆风顺的，延安整风时期被康生诬陷，曾被关押“抢救”，他的妻子跳井自尽。1947年解放军攻占石家庄，柯庆施任石家庄第一任市长，1948年3月，党中央决定将晋察冀和晋冀豫鲁两大中央局合并，成立新的华北局，由刘少奇同志主持推动这个工作。在此期间发生了一件耐人寻味的事情：进入新的华北局的成员清一色都是中央委员，然后这时已经内定实际主持华北局工作的华北局第二书记薄一波却坚持将柯庆施纳入华北局领导班子，华北局第一书记刘少奇对此持坚决反对的意见。由于刘少奇曾任北方局的书记，柯庆施曾任北方局组织部长，刘少奇对柯庆施有着长期的观察和了解。
然而，薄一波坚持自己的这个提议，认为将柯庆施纳入华北局领导班子是合适的。最后刘少奇做出了妥协，说道：“那好，但是后果会是严重的，你可要负责”。这一点在薄一波晚年的回忆录中得到了印证，并在回忆录中对这件事情作了说明：“后来事实证明，少奇同志是经过长期观察得出的结论，是完全正确的。我的看法是依据一时一事的判断，是完全错误的”。
1949年5月，柯庆施的工作由石家庄调动至南京。1950年7月19日，华东局收到了一封来自党中央的电报，毛泽东、朱德、刘少奇、周恩来、聂荣臻、薄一波共同在电报上署名，电报上明确指出“柯庆施同志在团结同志上和履行工作任务方面是有缺点的，要随时注意加以帮助”。
1954年9月陈毅被任命为国务院副总理，并内定为外交部长人选。此时上海市委书记的职位出现空缺，而刚从南京调动至上海工作的柯庆施成为了事实上的上海一把手。1956年中共八大上，柯庆施当选为中央委员。
推波助澜“大跃进”
1958年毛泽东策划并发动了“大跃进”运动，这场波及全国的政治运动之所以能够顺利地发起，与地方党政领导人的支持是密不可分的。而柯庆施作为上海市委书记，是地方坚决支持毛泽东并树立对其个人崇拜的最典型人物。1958年南宁会议期间，柯庆施提交的报告《乘风破浪，加速建设社会主义的新上海》为毛泽东批判“反冒进”提供了支持，发起“大跃进”运动柯庆施也亦步亦趋。他不仅为“大跃进”运动摇旗呐喊，还在华东地区积极推动“大跃进”运动。
1958年，柯庆施的表现非常抢眼，这年6月刚刚成立的大协作区先后召开农业会议，柯庆施成为了农业生产领域第一个“放卫星”的人。柯庆施作为华东协作区主任首先在会议上宣传华东5省市（不含山东）去年粮食总产量为308亿公斤，相较去年而言今年夏季就收了101亿公斤，加上秋季的收成将达到600亿公斤。这把参加华东协作区会议的谭震林吓了一跳，他说：“按一般规律， 农业增长4％～5％已经相当好了，如果是“跳跃”，可能达10％，甚至20％，而华东的指标将达到年增长70％。按华东的指标，原来估计全年产粮500亿公斤的计划，就小得不成样子了”。
其他协作区也以华东区的方式对本协作区的粮食产量进行了测算，导致1958年8月北戴河会议定下了不切实际的高指标，即：1959年粮食产量指标4000亿～5000亿公斤，棉 花产量9000万～10000万担。这样脱离实际的指标当年是根本完成不了的，但是弄虚作假的风气在“大跃进”中一发不可收拾，“卫星”越放越高，实际造成了对老百姓的高征收，上交完公粮的农村严重缺粮，使大饥荒迅速蔓延。恰逢1959年至1961年三年自然灾害，天灾加上人祸，饿死了很多人。
不仅如此，柯庆施和“全民大练钢铁”的运动也脱不了关系。当年柯庆施规定华东地区（不含山东）钢铁产量800万吨。对于煤、铁资源稀缺的华东地区年钢产量就可以达到800万吨，那么其他煤、铁资源丰富的地区年钢铁产量定为多少合适呢？1958年11月30日在武汉召开的政治局常委会和协作区主任会议上，柯庆施的钢铁“大跃进”得到了毛主席的赞赏，称其“干劲冲天”。1959年7月23日，庐山会议上毛泽东在会上发言，说1070万吨高指标钢的问题首要责任是自己，柯庆施也有责任。直言：“我没有你的那个气魄，我全国只搞1070万吨，你一个协作区就有800万吨”。上述记录来源于薄一波的回忆录，他在回忆录中明确指出：“毛主席这些话清楚地表明，是柯庆施同志促使他闯下这个乱子”。
柯庆施与“阶级斗争为纲”
1959年7月至8月召开的庐山会议上，毛主席将彭德怀写给他的信批转与会者。柯庆施嗅到了一丝风向气息，连夜派人回上海取“批右”的材料。柯庆施向毛主席进言，认为彭德怀的信是反对总路线、反对毛主席的。7月24日在小组讨论的会议上，柯庆施指责张闻天的发言，认为是“不实事求是的态度”，在张闻天发言的时候也多次不礼貌地打断，强迫张闻天、周小舟违心承认错误，并公开表示对张闻天“恰如其分的帽子还是要戴的，否则就是是非不分了”。
1962年7月22日，邓子恢到北戴河参加中央工作会议。在同毛主席的谈话中，邓子恢向毛主席汇报了“责任田”的好处，建议毛主席同意搞“包产到户”的地方再试验几年。这个建议遭到了毛主席的批评，毛主席向邓子恢讲到“包产到户搞了几千年了，还要试验吗？”。这时柯庆施刚好进来，柯庆施支持毛主席的观点，认为责任田是瓦解集体经济，是走资本主义道路。邓子恢听了顿时预感不妙。果然，这件事持续发酵，引发了一场政治风波，会议的风向变为对责任田、包产到户的批判。邓子恢作为“包产到户”的总代表，遭到严厉批判，并被迫作了检讨。
柯庆施的另一面
柯庆施在政治上紧跟毛主席的指示，无论对错，赤着脚也要跟随。柯庆施在领导工作中，推行“左”的错误路线，但是其个人的思想和工作作风上也有值得肯定的地方。柯庆施虽然身处高位，但并非政客、官僚型的人物，也并非是溜须拍马、不学无术的人物，而是有着清醒的政治头脑，面对大事，善于分析。虽然在一些场合要跟着毛主席的指挥棒吹喇叭，但是静下来之后也会认真做调查分析。1961年柯庆施预感到上海经济运行中存在一些问题，也认为自己盲目鼓吹高指标有失偏颇。这时薄一波送来一份关于上海第一钢铁厂的报告，报告里列举了一大堆的问题，结论也很悲观。
由于报告中缺乏问题产生的原因分析和相应的整改对策，柯庆施安排了一个工作组到钢铁厂蹲点两个多月进行调查，交代这次调查“情况要摸实，原因要找准”。调查期间，柯庆施要求调查组向他进行了三次详细的汇报。调查完成后，柯庆施和办公厅的同志一起分析讨论，共同写了一篇《不断致力于提高劳动生产率》的长篇理论文章。这次调查，从发现问题到解决问题的过程，柯庆施是费了一番心思的。
据上海市委副秘书长马达回忆，他负责起草上海市委的文字材料，包含向中央的汇报材料。一般情况下，这样的材料有些主要领导对情况不了解，热衷于打听中央的新精神，以投领导之喜好，因为稿件会东改改西改改，使起草者无从下笔。然而，柯庆施却不是这样的一位领导，在文章起草之初，他就有自己的总体思路和大致方向，不会出现文稿反复推倒重来的情况。
柯庆施的生活也比较简朴，除了香烟不离手，没有其他什么爱好。他按照规定享受一些烟、酒、肉等特殊供应，他的生活是廉洁的。有一次市政府分管行政的一位干部晚上拎着一条金华大火腿到柯庆施家，被柯庆施严厉呵斥，声色俱厉地说“给我拿回去，不然我打断你的腿”，吓得送礼的干部拔腿就跑。到柯庆施家串门的人很少，或许和他不搞拉拉扯扯、请客送礼的事有很大关系。
柯庆施的逝世
1964年初，柯庆施被诊断患有肺癌，在上海华东医院接受肺叶切除手术后，于1965年3月到成都疗养。4月5日，廖志高、李大章、李井泉设宴招待来到成都的朱德、贺龙一行，柯庆施也参加了，当天还喝了酒。宴会从晚上六点持续到九点，宴会结束后，柯庆施回到房间又吃了一些油炸食品，最终引起急性的出血性胰腺炎。虽然医生对其进行了抢救，中央也从北京、上海抽调了两名著名医生牵头的医疗组到成都参与治疗，但回天乏术。柯庆施于4月9日下午在成都逝世，终年63岁。
当时新华社连日报道了为柯庆施举行的隆重追悼仪式；11日中午，骨灰由成都送抵北京，13日上午在首都劳动人民文化宫举行柯庆施追悼大会，国家主席刘少奇主祭；讣告中称他是“毛泽东同志的亲密战友”，系当时中央政治局委员一级的规格。1988年时他的骨灰又移出了八宝山，原来他的遗愿是想把自己的骨灰葬在家乡，时隔二十多年后，他的女儿上交了骨灰移出八宝山的申请，经过中央批准后才同意了这个要求。
在“打倒一切”的“文革”中，中共党史上早有定论的革命家几乎无一幸免，李大钊、瞿秋白、王若飞等老一辈革命家不是被诬为“叛徒”，就是被斥为“机会主义分子”，但是有一个例外，就是被称为毛泽东“亲密战友”的柯庆，“文革”中江青曾于1967年两次赞扬已经去世的柯庆施。
柯庆施在人们的心目中，似是一个盖棺而未论定的重要人物。有人说他德高望重，律己清廉，虽没有什么十分重大的贡献，但勤勤恳恳奉献了一生；另有人说：不，他搞极“左”，专门整人，还勾结“四人帮”，如果不早病逝，肯定会是“五人帮”了。对人的评价，往往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但作为历史中的人物，他是客观存在的，不是任由评者可以随意抹红或抹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