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维明，是中国当代著名学者，现代新儒家学派的代表人物，一生致力于研究和传播儒家文化。在深入考察了中国士人的特质后，他指出：“在儒家传统中，关心政治、参与社会及对文化的关注，是读书人最鲜明的特征。中国的“士大夫”……不仅仅致力于自身的修养，而且担负着齐家、治国乃至平天下的重任。一句话，他们身处其位，就具有凭其权力与声望维护社会秩序的责任。他们都具有这样一个信念，即要改善人类的生活条件并且更有效地实现天下繁庶的大同理想。”
传统中国的儒家式社会，与知识分子积极参与社会自治有密切关系。在儒家思想的熏陶下，中国传统知识分子把齐家、治国、平天下当作自己的使命。正如徐复观先生指出的那样：“传统的、很严正的中国知识分子，在人生上总是采取忧以天下，乐以天下的态度。齐家、治国、平天下，在中国知识分子的人生观中，认为这是修身所要达到的目的；亦即是认为家、国、天下与自己之一身，有不可分的关系，因而对之负有连带的责任感。”
中国传统的知识分子，在家、国、天下一体的责任意识下，积极参与政治与社会治理的实践，他们有的通过科举等方式进入文官政府，直接参政，亲身处理国家日常事务。积极向统治者建言，推进改善民生、维护百姓利益的政策实施。他们有的虽身处民间乡野，却始终将化民成俗作为责任使命，传播儒学思想，参与社会建设。正如荀子所说：“儒者在本朝则美政，在下位则美俗。”
宋代以后，许多地方鸿儒怀抱化民成俗的社会理想，以“己立立人，己达达人”的情怀，积极组织订立一些乡邻共同遵守的约定，称为“乡约”。其内容多为敬老恤孤、患难相恤、温恭礼让、友爱互助等等。“乡约”，是民间社会为对抗灾荒、帮扶弱势群体而制定的一种自发救助制度，体现着儒家的济世情怀。
乡约一般由地方上推举出来的德高望重者主持订立，通过自愿加入的原则将乡民组织起来，并按照约定进行集会、赏罚、管理等活动。最早的乡约是北宋神宗时，由吕氏家族订立的《吕氏乡约》，其内容主要有德业相劝、过失相规、礼俗相交、患难相恤四项。其中，患难相恤是典型的民间自发的相互救助，包括水火、盗贼、疾病、死丧、孤弱、诬枉和贫乏七项。《吕氏乡约》是一种颇为有效的组织形式，它对民众进行教育和约束，起到了扬善抑恶、移风易俗的作用，促进了当地民间社会的和谐稳定。
除乡约外，我国传统社会各行业也自发形成了商会、帮会等民间团体，并制定相应的规章制度。正是这一个个稳定、自治的小团体，将中国社会化整为零，实现了政府官治与民间自治的无缝衔接，保障了社会的稳定与和谐。儒家提出士大夫与君王共治天下的主张，不仅是指士大夫当朝作官，也包括在民间担当教化之责，化民成俗。
中国是一个礼制社会，在儒家思想的熏陶下，在长期耳濡目染的影响下，中国人早已将礼内化为一种习惯。知礼、行礼是每个人的责任。不懂礼、不行礼是没有规矩、不讲道德的表现。人人知礼、行礼，这样的社会一定是民风淳朴、和谐稳定的。 我们乡村宗法社会绵延千年，繁荣稳定，与儒家士大夫强烈的社会责任感与担当意识相关。儒士立己立人，，积极入世，为匡正国家社稷、维护百姓利益、维护社会稳定作出了巨大努力。
宋儒张载将儒家士人的理想概括为：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