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北朝时，北魏有个县城，叫做寿春。
这个地方，在今天的安徽淮南。
寿春县里有个百姓，叫做荀泰，他还有个三岁大的儿子，有天这荀泰带着儿子到城外溜达，突然遇到了强盗，结果这孩子当时就被强盗给掳走了。
寿春这个地方，它处在江淮间北部，自古来就是兵家必争之地，而且在当时南北对峙的情况下，显得格外重要，南人得寿春，中原则失其屏障，北人得寿春，江南则失其咽喉。
寿春四通八达，人口密度大，所以这孩子一旦要是丢了，你想要再找回来，那可就有点困难。
但是咱们无巧不成书，这孩子如果没找到，那也就算了，也就不会有这个故事了，万幸，父亲荀泰找了一段时间之后，还真就在寿春县里把孩子给找到了。
他丢失的这个孩子，被养在同县人赵奉伯的家里，没往外走，没带出去。
古代县乡一级的单位，本地的老百姓，那出门是需要路引的。
一般来说，你生于哪里，长于哪里，你就只能老老实实的待在哪里，没事，你是不能乱窜的。
你想要从这个村到那个村，想要从这个县到那个县，想要进行短途或者长途活动，都需要提前去官府申办路引。
到了官府，姓什么叫什么家哪里从事什么工作都要老实交代，来何所去何地办什么事儿几天回也要提前说明，官府调查清楚，认为没有问题，就会给你签发一张路引当做凭证，有了这路引到各州府关隘的时候你才能通行，假使你没有这路引，不好意思，那您就老实在家里待着吧。
而且，路引这个东西，它的效力也十分有限，基本上就给你签发个三天五天，而且只允许你在路引上规定的两地之间奔走，在这样的制度下，天下农民百姓们被按部就班的固定在了自己的土地上，就不会有演变为流民的可能。
历朝历代对流民都是高度敏感的，流民没有户籍，无从查证，他们四处流窜，惹是生非，一不小心就会聚起来造反。
所以，历朝历代对路引的核查都相当严厉，这帮强盗们就算是抢了孩子，他办不出来路引，他也出不去。
那有读者可能问了，说那不能啊，我记得明朝有个著名旅行家徐霞客，一天到晚四处走动，也没见有人拦着他啊。
的确，徐霞客游历天下没办过路引，但是问题是，徐霞客所处的时代，是明朝末年，那个时候明朝的制度体系基本上已经瘫痪了，别说徐霞客都不用办路引了，就连快递员李自成也失业了。
荀泰丢孩子这个事情，史书没有记载具体时间，但是大概发生在公元455年到公元525年之间。
公元455年，是北魏兴光二年，公元525年，是北魏正光六年，中间有文成帝拓拔濬，献文帝拓跋弘，孝文帝拓跋宏，宣武帝元恪，孝明帝元诩五位皇帝。
这七十年的时间，正好是北魏王朝从发展强盛到崩溃衰败的一个缩影。
北魏历史上最优秀的皇帝，当属孝文帝拓跋宏，也就是元宏，他平生素有仰光七庙，伏济苍生的志向，施行汉化改革，毕生宵衣旰食是殚精竭虑，但他不知道，在他死后短短不过三十余年，空前强大的北魏王朝就走向了分崩离析。
学界一般认为，孝明帝元诩的死，视为北魏王朝崩溃的开端，但是525年的时候，皇帝还没死，可见那个时候的王朝还是勉强可以支撑的。
朝廷有礼仪，社会有制度，民间有法理，所以荀泰找到了自己的孩子之后，立刻就把赵奉伯给告到了官府。
但是，孩子只有三岁，还没有什么记忆力，他跟着荀泰就认为荀泰是他爸爸，跟着赵奉伯一段时间之后，他就把荀泰给忘记了，认为赵奉伯是他爸爸，所以赵奉伯虽然被告上了衙门，但却一口咬定，荀泰认错孩子了，这个孩子就是自己亲生的。
古代条件毕竟有限，他验了不DNA，案件闹到县里，县令解决不了，又报到上一级的郡守，郡守也无计可施，于是只好再往上报，直接就申报到了朝廷里。
皇帝日理万机，当然没有时间处理这种事儿，所以这个案件，就被临时指派到了北魏大臣李崇的身上。
李崇，字继长，黎阳郡顿丘县人，他是北魏文成帝拓拔濬的皇后元氏的侄子，勉强来说，也算是个皇亲国戚。
李崇这个人，他头脑灵活，以前就办过不少案子，而且做人做事，很有想法。
比如，他负责治理兖州（古黄河到济水之间的一大片区域）的时候，兖州盗匪非常频繁，而且行动迅速，是抢了就没，偷了就走，特别难抓。
兖州，它不是特指一个地方，而是指一个地理范围，包括了山东西部，河北东南，以及河南东部，这么一大片土地，盗匪流窜作案，你要说抓，其实也不好抓，因为涉及的地方太多，监管和捕捉，那也是需要成本的。
北魏朝廷战事吃紧，他要和南朝政权争夺土地，所以兵力空虚，这兵力一空虚，人力也紧跟着匮乏，官府没有那么多衙役来缉盗，那么就需要兖州各地的官员们自己来想办法。
当然后来，这个办法，是李崇想出来的。
首先，李崇让兖州各地以村为单位，每一个村里都要建一座可以登高眺望，视野开阔，且可以方便观察的鼓楼，这鼓楼上呢，每天都留两个人值班，他们在鼓楼上就专门负责观察，哪儿有盗贼，鼓楼上的人就敲击提前放好的铜锣，村里的人听到锣响，立刻守卫村中要道，对贼人进行围追堵截，周边村里的人听到锣响，也跟着敲锣，周边村的周边村听到了，也跟着敲，所以往往只要一个村发现一个匪盗，敲锣声就能传遍百里，这就起到了一个预警和联动的作用，尤其适用于兖州这种广袤的区域，采用这个办法之后，兖州的匪患很快就消失了。
李崇治理过兖州，还治理过扬州，而扬州的治所，正是寿春，所以说丢孩子的这个案件，也算是他的本职工作。
李崇他还不是纯粹的文臣，而是那种能文能武类型的，他上过战场打过仗，尤其和南朝南梁打过很多次的硬仗，战功彪炳，突出一个擅长防守，下盘很稳，往往让敌军无从下手，因此还有了“卧虎”的称号。
上马能打仗，下马能治府，所以他这种能力出众，全面发展的人才，在看待问题的时候，往往和别人的角度不一样。
县令接手这个案子的时候，主要是从这个三岁孩子的身上来断定是谁是父亲。
但是问题是，三岁的小孩他童言无忌，他说话没有逻辑可言，所以想要理清案情很困难。
而郡守呢，则从当事人荀泰和赵奉伯的身上找突破口，可是问题是，俩人都是各执一词，而且还有邻居家人等作证，俩人都是言之凿凿，所以也无法下定论。
案子落到李崇的手里的时候，李崇的动作十分奇怪，一来，他不审问荀泰和赵奉伯，二来呢，他也不派衙役到下到民间去调查，而只是把这个三岁的孩子单独养在官府十多天，并且特别强调，不允许荀泰和赵奉伯与这个孩子见面，甚至不允许这俩人在这十多天之内知道有关于这个孩子的任何消息。
十多天过去之后，李崇突然假装十分隐秘的放出了一个消息，那就是：这孩子在官府里养育不周，出了恶疾无法医治，已经夭折了。
而在放出这个消息之前，李崇早就已经在荀泰和赵奉伯的身边布好了眼线，观察他们的一举一动。
荀泰听说孩子夭折，那当时感觉就是天都塌了，跌倒在地上就开哭，哭的是肝胆俱裂，寸断心肠，那伤心的劲头儿，那就别说了。
作者本人没结婚，当然也就没有孩子，所以作者其实不能理解丧子之痛的心情。
但是作者曾经有一个表叔，他降生不久的儿子刚会叫爸爸就患上了白血病，几经医治，最终还是离他而去。
我这个表叔以前一百八十多斤，丧子之后体重骤降，半年之后再见他，竟然只剩下一百斤。
情感当然不能量化，但是这消失的八十斤，是真正的，思念儿子的情感。
反观这个赵奉伯，他听说孩子病逝之后，虽然也表现出了伤心的样子，但是他情感不充沛，不真实，只是长久一言不发，然后哀伤的叹了几口气之后就没有什么太大的动作了。
是啊，那本来就不是他的孩子，那样的情感，是无从作伪，是装不出来的。
最后，赵奉伯承认，孩子是自己拐带的，而荀泰终于要回了自己的孩子，欢欢喜喜的回到了家。
公元525年，故事中的这个李崇病逝了。
李崇其人，总体来看，为人温厚，长于刑案，这辈子也算是出将入相不枉此生了。
李崇死后三年，北魏孝明帝元诩也驾崩了，同年北魏爆发河阴之变，王朝辉煌不再，幸而，有关李崇所审理这一桩案件的过程，被如实的记载到了《魏书》之中，如沧海遗珠，更待讲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