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党争小说是顺承古代党争小说发展演变的。所谓古代党争小说，是“叙述党争内容的古代小说和即使无关乎党争内容却因古代党争而产生的小说”[1]，它包括两种类型：
一种是书写党争内容的古代党争小说；另一种是虽不写党争内容却“假小说以施诬蔑”以达到党争目的和效果的古代党争小说，二者都是古代党争的产物。
前者以明末《梼杌闲评》和清初《樵史通俗演义》为代表，后者以唐代《周秦行纪》和《李娃传》为代表。近代党争小说也包含了这两种类型。
在中国政治史上，“党”，特指政治派别、政治派系或政治集团、政治势力，在古代社会，统称为“朋党”，近现代则多称为“政党”，当然民间的“会党”等也属于其列。
政党与朋党的区别主要在于：政党有鲜明的政治纲领和权力秩序，组织严密，如中国同盟会等；而朋党的组织较为松散，为了某种政治目的或利益而声气相求，主要包括官僚士大夫朋党（如钩党、李党、牛党、新党、旧党、伪学党等）和非官僚士大夫朋党（如阉党、戚党、后党、帝党、逆党等）[2]。
“党争”，在古代一般指朋党之争，指不同的朋党（政治力量）之间的政治角逐[3]，著名的有东汉党锢之祸、唐代牛李党争、宋代新旧党争、明代东林党与阉党的党争、清末帝后党争等，到了近代，随着政党登上了历史舞台，朋党之争演变为政党之争，如中国同盟会与立宪派的党争等。
党争贯穿了中国古代至近现代的历史进程，对中国政治和历史影响甚大。其影响之一，就是在小说创作领域产生了古代党争小说。
在近代，有属于朋党之争的帝后党争，也有属于政党之争的中国同盟会与立宪派的党争。这些党争（或政治事件），影响、反映到小说创作中，就产生了近代党争小说。
纵观近代党争小说演变史，有三部小说占据标志性地位，它们分别是：《绣像捉拿康梁二逆演义》《新中国未来记》和《大马扁》。《绣像捉拿康梁二逆演义》是近代书写朋党之争的党争小说殿军；《新中国未来记》是近代书写政党之争的党争小说开端；《大马扁》是近代“假小说以施诬蔑”以达到党争目的和效果的巅峰之作。这三部小说鲜明地反映了近代党争小说的发展演变过程。
一、《绣像捉拿康梁二逆演义》：书写近代朋党之争的党争小说殿军
《绣像捉拿康梁二逆演义》，古润野道人撰，又名《绣像康梁乱国始末演义》《绣像康梁演义》，撰于1899年，即戊戌变法失败后的第二年。
该小说迅速反映时事，被视为时事小说；又因其内容叙及清末帝后党争，亦可被视为党争小说。清末帝后党争是古代党争（朋党之争）的绝唱，书写清末帝后党争的《绣像捉拿康梁二逆演义》则是近代书写朋党之争的党争小说殿军。
《绣像捉拿康梁二逆演义》的主要内容是写戊戌政变，揭露康、梁借变法之名行阴谋之实，以及康梁“奸党”祸国乱政的罪恶行径。
近代学者叶恭绰在《矩园余墨》中说，《绣像捉拿康梁二逆演义》“假托三教同源，诋康、梁为乱臣贼子，不少事实有所依傍，而推尊太后和当时诸权臣，当系有计画的作品，不可以坊间投机性的小书视之。或即戊戌案的后党为平息反动、争取同情而作”[4]，即指出该小说关涉到帝后党争的内容。
小说刻画康有为是一个奸险狡诈的乱国贼子，将康有为夤缘、蒙骗或推荐、提拔的官员，明确地称为“朋党”“逆党”“奸党”，生动地写出了康、梁“朋党”沦为“奸党”“逆党”的过程，直接揭露了康有为、梁启超结党营私的罪恶行径。
小说共四十回（未完），有八回回目明确指出他们为“党”，如：第十七回“结朋党会参守旧人”、第十九回“锢私党任意保门生”、第二十四回“恃党恶羞恼激堂官”、第二十七回“逆党奸媒假传圣旨”、第二十八回“崇提督奉旨拿奸党”、第三十一回“送信音党人谈近事”、第三十三回“逆党潜逃查抄私室”和第三十五回“逆党株连市曹伙法”。全书中“朋党”“逆党”“奸党”等词比比皆是。
小说写戊戌政变发生后，朝廷四处捉拿康、梁，处决了“戊戌六君子”，皇帝颁布了硃批圣旨（实际是慈禧太后的懿旨），给康有为等人定性为“乱党”：
主事康有为首倡邪说，惑世诬民，而宵小之徒，群相附和，乘变法之际，隐行其乱法之谋，包藏祸心，潜谋不轨，前日纠约乱党，谋围颐和园，劫制皇太后及朕躬之事，幸经觉察，立破奸谋。又闻乱党私立保国会，言保中国不保大清。其悖谬情形，实堪发指。……康有为学术乖僻，其平日著作，无非离经畔道，非圣无法之言。前因其素讲时务，令在总理各国时务衙门章京行走。旋令赴上海办理官报局，乃竟逗留辇下，构煽阴谋。……
康有实为叛逆之首，现已在逃，著各直省督抚一体严密查拿，极刑惩治。举人梁启超，与康有为狼狈为奸，所著文字，语多狂悖，一体严拿惩治。康有为之弟康广仁及御史杨深秀、军机章京谭嗣同、刘光第、杨锐、林旭等，实与康有为结党，隐图煽惑。……附私奸党，均已明正典刑。……至被其诱甘心附从者，党类尚繁，朝廷亦皆察悉。……概不深究株连。
小说把康有为等人明显地写成“朋党”“乱党”。康梁“乱党”，实际上就是历史学家所说的受光绪皇帝支持的改良派集团，即“帝党”。
历史上，戊戌变法遭到以慈禧太后为代表的守旧派即“后党”的反对、镇压而失败了。要求维新变法的帝党与反对维新变法的后党，产生了尖锐的冲突，即帝后党争，党争血雨腥风。
《绣像捉拿康梁二逆演义》叙写康有为、梁启超、宋伯鲁、王照等改良派在光绪皇帝的支持下变法自强，同时描写徐应骙、文悌、荣禄、袁世凯等守旧派在慈禧太后的支持下反对维新变法、镇压改良派。小说没有做到“事俱按实”，虽然写及帝后党争，但是对两党针锋相对的斗争写得极少，往往写得粗率，过于简单化，即使写到了冲突也不曲折、激烈，并不交代结果，从而有头无尾。
例如，写康有为与徐应骙的冲突是全书重点刻画的一场党争，第十五回“邀异数主事喜迁升，立私会尚书严教训”，第十六回“康主事忍心筹度支，许尚书痛哭陈利弊”，第十七回“恃君恩逞说维新法，结朋党会参守旧人”，第十八回“许尚书回奏揭参，刘主事因函进谒”，集中较多笔墨叙述两人、两派的斗争。
康有为组织保国会，徐应骙对他严加训斥；康有为上条陈，为国库筹款，要求减少对各地方官的扣留款项，许应骙认为他的条陈利少害多，视之为加税剥削民脂，奏请皇帝罢行；康有为支持朋党中人弹劾徐应骙，皇帝让徐应骙上书辩白。
小说在引录徐应骙的回奏全文后写道：“此疏奏呈以后，一概并未深究。暂且不表。”小说写康有为与徐应骙的党争，到此就为止了。由于写皇上对此事并未深究，于是小说对党争的描写不了了之，从而未能将党争的结果或成效写得完整。
根据写作题材和思想内容，帝后党争本应是小说《绣像捉拿康梁二逆演义》书写的重点内容，但是，作者将小说的创作意图设定为揭露康、梁为奸诈的乱国贼子，又依据题目“捉拿康、梁”的应有之义，而使用大量篇幅去经营有关的情节，虚构出儒释道三教捉拿康、梁等荒诞不经的内容，从而冲淡或掩盖了其本应有的党争书写。
《绣像捉拿康梁二逆演义》作为一部“戊戌案的后党为平息反动、争取同情而作”的时事小说，虽然写及党争，但是未能将帝后党争全面深入地写出来，因此写得并不成功[5]。
在古代，书写朋党之争的党争小说不绝如缕。唐代出现了较多书写朋党之争的小说，古代党争小说逐渐成熟[6]，例如：有描述姚崇、张说以及以两人为首的朋党相互斗争（包括斗智）的小说，如传奇小说《开元升平源》、笔记小说李濬的《松窗杂录》、郑处诲的《明皇杂录》等；有反映刘晏、杨炎两权臣及其朋党之间相互倾轧的小说，如沈既济的传奇小说《枕中记》。
“宋代笔记小说中记录新旧党争的小说数量众多，据统计，有55部之多。”[7]诸如《涑水记闻》《东斋记事》《孙公谈圃》《孔氏谈苑》《后山谈丛》《邵氏闻见前录》《邵氏闻见后录》《珍席放谈》《清波杂志》《挥塵录》《东轩笔录》《道山清话》《青箱要录》《画墁录》《侯鲭录》等笔记小说集，书写新旧党争是其重要内容之一。南宋话本小说《拗相公》标志着古代党争小说开始由文言进入白话领域，书写党争的小说走向了更为广阔的舞台。
明末清初涌现出一批书写东林党与阉党党争的章回小说，如明末的《警世阴阳梦》《魏忠贤小说斥奸书》《皇明中兴圣烈传》《梼杌闲评》和清初的《樵史通俗演义》等。“从总体上看，《樵史通俗演义》在反映晚明党争方面堪称是一部集大成的作品，无论是在深度还是在广度上，都达到了较高的水准。”[8]
近代小说《绣像捉拿康梁二逆演义》是写及帝后党争较突出的一部作品，它延续了古代党争小说在题材选择、情节经营、主题设置、语言表达等方面的特点，成了近代书写朋党之争的党争小说殿军。
二、《新中国未来记》：近代书写政党之争的党争小说开端
梁启超在1902年日本横滨创刊的《新小说》杂志上发表了他创作的小说《新中国未来记》，在《新小说》第1、第2、第3、第7号上先后发表了五回（包括楔子），未完。作为“晚清新小说的开山之作”[9]的《新中国未来记》，也标志着近代书写政党之争的党争小说的开端，宣示了近代党争小说开启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
《新中国未来记》从西历二千零六十二年（实为1962年）中国人民举行维新五十年庆典开篇，倒叙自1902年壬寅以来六十年间“中国存亡绝续的大关头，龙拏虎掷的大活剧”的历史。
小说将这部六十年“近世史”分为六个时代：
第一、预备时代：从联军破北京时起，至广东自治时止。
第二、分治时代：从南方各省自治时起，至全国国会开设时止。
第三、统一时代：从第一次大统领罗在田君就任时起，至第二次大统领黄克强群满任时止。
第四、殖产时代：从第三次黄克强君复任统领时起，至第五次大统领陈法尧君满任时止。
第五、外竞时代：从中俄战争时起，至亚洲各国同盟会成立时止。
第六、雄飞时代：从匈牙利会议以迄今日。小说中，演说这部“近世史”的现任全国教育会会长、大博士孔觉民总结道，奠定“新中国”基础的是创立了“立宪期成同盟党”（简称为“宪政党”）。这突出了政党在国家命运、前途中的重要作用。
小说第二回较详细地摘录了宪政党的章程和办事条略，介绍其宗旨和作用，并且写道：
一国的政治改革，非藉党会之力不能，这宪政党为前此一切民会之结束，又为此后一切政党之先河，若没有这党，恐怕中国万不能成分治统一之大业，何况其他呢。原来我当光绪壬寅以前，民间志士所在多有，纷纷立会救国，北京有“强学会”、“保国会”，湖南有“南学会”等，皆以强中国为宗旨。但实力未充，朝贵忌刻，不久即被禁解散。
此后有‘保皇会’兴于海外，响应者百余埠，声势最大，而各处革命之会，亦纷纷倡起。复有自明末以来即行设立之秘密结社，所谓“哥老会”、“三合会”、“三点会”、“大刀会”、“小刀会”等，名目不一，虽皆顽迷腐败，然其团体极大，隐然为一国的潜势力。革命党亦从中运动，徐图改良。
但前举许多会，或倡自士大夫，或创自商人，或成于下等社会，宗旨既殊，手段亦异，流品淆杂，无所统一，因此不能大有所成。到这宪政党起，前头所有各会中紧要人物，都网罗在里面，同心协力，共商大计，这可不是前此一切民会之结束吗？再说维新以后，国中三大政党，所谓“国权党”，所谓“爱国自治党”，所谓“自由党”，常握一国政治上之权力，以迄今日。这三个党名……
虽一个主张中央政治的势力，一个主张地方自治的权利，一个主张民间个人的幸福，其宗旨各有不同，常常互相反对，激烈辩争，但这三大政党的首领及创始人都是前此立宪期成党党员，三大政党只算得宪政党的三个儿子便了，这可不是后此一切政党之先河吗？
小说将宪政党的地位确定为“前此一切民会之结束，又为此后一切政党之先河”，明确指出：“政党”将取代“民会”，成为政治斗争中的重要力量。
这里的“民会”，指“或倡自士大夫，或创自商人，或成于下等社会”的各种政治集团，与古代社会的“朋党”“会党”，性质相类。小说中宪政党的出现，表明在现实中国的政治生态中，政党之争将替代朋党之争，成为决定国家政治命运的关键因素。恰如小说所说：“这宪政党为再造中国第一功臣。”
小说还介绍了宪政党的发展壮大：“那党初办时，不过百数十人，在上海创始，设一总部。但因各人热心运动，加以前此各会改名合并，不过三四年间，竟做到各省省城和那海外各国有中国殖民的地方，都设有支部，那各州县市镇村落和海外各小埠，都设有小支部，合共支部二十八所，小支部一万二千余所。直到广东自治时代，这宪政党党员已有了一千四百余万人，广东一省四百多万，其余名省合共九百多万。所以同声一呼，天子动容，权奸褫魄，便把广东自治的宪法得到手了，随后各省纷纷继起，到底做成今日的局面。”小说展现出政党壮大的光辉前景。
小说还以辩论的方式“发表政见，商榷国计”，艺术地展现出政党之争的针锋相对和在斗争中的融合促进。小说中宪政党的办事条略子目五为“练习政务”，提出党内议事，可一依议院正式严格的议事之法，“不妨假设为两政党，互持一主义以相辩争，则真理自出”。小说第三回“论时局两名士舌战”集中表现了这一点。
阿英说：“《新中国未来记》最精彩的部分，只是政治的论辩。”[10]即说的是这一回。小说写主人公黄克强和李去病在游学“三大洲”、归国途中，进行一场大辩论。“拿着一个问题，引着一条直线，驳来驳去，彼此往复到四十四次，合成一万六千余言，文章能事，至是而极。”“此篇论题，虽仅在革命论、非革命论两大端，但所征引者，皆属政治上、生计上、历史上最新最确之学理。”（《新中国未来记》第三回狄楚卿“总批”）
在辩论中，李去病坚定地反对朝廷，认为朝廷是洋人的奴才，是导致中国衰弱的根本原因，必须反对，他与朝廷誓不两立；他认为中国是革命的国体，中国人有革命的传统，只有对现行官府采用雷霆霹雳手段，彻底打扫，才能边破坏边建设，中国还有救，流血革命是社会进步的必由之路；他认为多党代表多数国民，国民在其中自然会受益，国民有自治力；他力主排外，置之死地而后生，民族首先要自立。
黄克强则反对暴力革命，害怕流血牺牲，认为革命会引起外国干涉，引起瓜分，导致亡国灭种；他要寻找一个两全的方法，“若可以不干碍到朝廷，便能达到国民所望的目的，岂不更是国家之福么？”坚持保留君主，追求“平和的自由”“秩序的平等”，认为“政治进化是有个一定的阶级，万不能躐等而行”；他提出实行政府干涉政策，整顿民间各项事业，游说现行官府，在教育、著书、作报、演说、兴工商、养义勇上面做工夫；他认为现在中国国民自治力未充实，谈不上有民权，根据目前的民德、民智、民力，没资格讲革命，只有当民智大开，国民有政治思想，才能享有民权，保持民权，才能铲除专制政体。这是所谓的“无血的破坏。”
小说写最后争论的结果是，“可行立宪不可行革命”论占了上风。不过，李去病虽然承认黄克强的“非革命论”有道理，但并未完全放弃自己的主张，他说：“今日做革命成者不能，讲革命也是必要的。”“我们将来的目的不管他在共和还是在立宪，总之革命议论、革命思想在现时国中是万不可少的。”
黄克强反对破坏的革命论，但也并不完全抛弃破坏手段。他的底线是：“但非万不得已，总不轻容易向那破坏一条路走罢了。”可见，论争也能达到某种共识，斗争中也有融合。
对于这一场大辩论，小说称之为“黄李联床”，赞扬两人“异形同魄”。小说中演说这场辩论的孔觉民博士最后总结、赞叹道：“这场驳论，一直重叠到四十几回，句句都是洞切当日的时势，原本最确的学理，旗鼓相当，没有一字是强词夺理的。”“却是讲到公事，意见不同，便丝毫不肯让步，自己信得过的宗旨，便是雷霆霹雳向他头上盘旋，也不肯枉口说个不字儿。”
即指出这场辩论犹如党争般激烈，并且，各自站在各自的角度上洞切时势，发表“最确的学理”，旗鼓相当，势必会相互启发，相融合而促进。
《新民丛报》25号（1904年）对这一回作“广告”云：“第三回：……后半回则取现在志士最苦心研究之问题，所谓革命论与非革命论者，设为两人对垒驳论，舌锋针对。”也指出了这场辩论的针锋相对，让人联想到政党之争的激烈程度。
梁启超在构思、写作《新中国未来记》时，正是政党在中国的萌发时期，兴中会早几年已经创立，华兴会、光复会正在孕育，中国同盟会还未成立，各政党的宗旨、章程和组织形式正在草创之中，政党的发展正在尝试，政党的作用和意义正在探索，政党之争初显端倪、初露锋芒。
在这方生未明之时，《新中国未来记》却明确地构建出宪政党的宗旨、章程和办事条略，描叙了宪政党发展壮大的宏伟蓝图，展现出政党的作用、地位和历史意义等内容，可见作者梁启超已对政党以及未来中国的政治斗争有了明确具体而富有前瞩性的认识和判断。
《新中国未来记》虽然是一篇小说，但是其“专欲发表区区政见，以就正于爱国达识之君子”（《新中国未来记》“绪言”）的意图很鲜明，而且达到了一定的效果，在《新中国未来记》发表之后，政党在中国政治舞台上风起云涌，政党之争日趋激烈了。至于“黄李联床”，黄克强、李去病关于革命与非革命的论辩，几乎是后来中国同盟会领导的革命派与康、梁为首的改良派在《民报》和《新民丛报》上大论战的前奏和演习。
以上论述可以看出，《新中国未来记》以鲜明的内容表现出近代中国政党及其政党之争，可以说开启了书写政党之争的近代党争小说的先河。
三、《大马扁》：近代“假小说以施诬蔑”达到党争目的与效果的巅峰之作
黄小配创作的小说《大马扁》（共十六回，未完），1909年由日本东京三光堂初次排印出版，前一年即光绪戊申（1908年）八月二十日吾庐主人梭功氏（卢信）为之作序。
阿英在《晚清小说史》中概括了《大马扁》的内容以及创作意图，说：
《大马扁》演康有为事，自非完全真实，从把许多恶劣的事件附到有为身上一点，可以想见小配对其人憎恶之深。而写谭嗣同，则处处为之开脱，说明他的入京，目的是革命，他的牺牲，完全受了康有为的骗。到京以后，即知康有为不足与有为，因病又不果行，遂及于难。书里并写着康有为在当时与孙中山一班党人的往还。
大概康有为的一生，在黄小配的笔下，只是一个无赖，一个招摇撞骗的恶徒，无往而不施其诈伪手段。诈伪的窃取他人的《新学伪经辨》，改命《新学伪经考》，署上自己的名字；诈伪的以“公羊”学获得功名，结识翁同龢；诈伪的谋山长，公车上书，要帝宠；诈伪的骗谭嗣同入京，骗他说是联络革命党起事；逃到日本，还要诈伪的欺骗日本朝野，致遭驱逐。黄小配把康有为写成一个极大的马骗。
阿英判断《大马扁》是“抨击保皇党”[11]的作品。欧阳健也说：“作为一部自觉充当政治宣传工具的小说作品，迎合民众的世俗心理，将康有为写成一个品质恶劣的‘骗子’和‘流氓’，固然能将自己的政敌搞臭于一时，似乎有利于本党本派的利益，但由于所叙多非事实，明显有人身攻击之嫌，其宣传效果，有时是适得其反的。
从文学的角度讲，小说中的许多情节极为牵强，骂詈攻讦之语，频繁重复，犹如乡人之骂街。”[12]颜廷亮也认为，《大马扁》“矛头直指保皇派首脑康有为”[13]三人都指出《大马扁》是一部革命党攻击保皇党的作品。可见，《大马扁》是一部近代党争小说。
《大马扁》作为一部党争小说，不同于《绣像捉拿康梁二逆演义》《新中国未来记》在小说中直接书写党争内容，它的具体内容看似与党争毫无关联。黄小配在小说中堆砌了许多材料，集中描写康有为欺世盗名、贪财好色、损人利己的各种劣迹，刻画他是一个集骗子、小丑、无赖、流氓、阴谋家于一身的反面人物。
小说的许多情节和细节违背了历史人物康有为的真实，作者故意歪曲事实、捏造事实。例如，真实人物康有为所作的历史贡献被小说一笔抹杀了。康有为在历史上干过两件辉煌的业绩：公车上书和戊戌变法。可是到了黄小配笔下，本是推动历史发展的爱国壮举公车上书，却被彻底地歪曲和丑化；本是爱国的康有为，却被写成是一个卑劣无耻的小人。
《大马扁》第三回“落孙山公车陈腐策”，黄小配不仅恶意地把废科举、兴学堂、开议院等公车上书的内容贬为“套话”“腐策”，而且将这次壮举诋毁为康有为个人“博取虚名”的行径；其他参与的爱国士人也被毁谤成“随声附会”的“好名之徒”。
现实人物康有为在光绪二十四年（1898）领导了戊戌变法，先后六次上疏光绪皇帝，主张维新变法，提出了一系列具有进步意义的措施，欲使危难落后的中国变成一个独立富强的国家。
《大马扁》却把戊戌变法写成是康有为图谋篡位、贪求富贵的阴谋活动。小说写自封为“南海圣人”的康有为曾动过做皇帝的念头（第七回），后来愚弄军机大臣翁同龢，让他“中计”，让他举荐自己到朝廷来主持变法；康有为之弟康广仁设计以“革命”的名义诱使谭嗣同来京城以扩充其实力，曾说：“除了太后之后，看看情景，若真能把革命两字做得来，这时节就拿个皇帝位来坐坐，却亦不错。”当时康有为听了，答一声“是”（第十一回）；在变法失败前昔，康有为仍做着“大势可图，即登其大位”的美梦（第十二回）；参与变法的许多人物，如林旭、杨锐、谭嗣同等都受到康有为的蒙骗，一场变法被作者指斥为“天降妖魔，一时出现”。
《大马扁》还通过许多细节，反复渲染、夸大康有为卑鄙虚伪和贪财贪色的品性，把他写成“马扁”（骗子）的典型。
他曾借贷亲朋三百多两银子，却赖着不还；他赚骗缪寄萍的著作《新学伪经辨》，改动一字为《新学伪经考》，署上他自己的名字，付梓出版，捞取虚名；他表面装成朴实严正，淡泊名利的样子，实际上内心却男盗女娼，羡慕奢华；师从朱次琦时，他常偷偷溜去眠花宿柳，“夜里不在馆歇宿，就把床子放下帐子，又把鞋子放床口地上”，以欺骗老师和同学（第一回）；途经上海时，他几乎天天寻花问柳，欠下妓债后偷买船票逃走，被“娘儿”追到船上，他躲到小舟内，“被太阳晒得好不辛苦”（第四回）；即使逃难到日本，他也“戏雏姬失礼相臣家”，被日本大员犬养毅评价为只有三件本领：“第一是酒，第二是色，第三是说谎。”（第十六回）
尤其恶劣的是，小说还捏造若干“莫须有”的情节，以炮制康有为是一个“保国保皇原是假，为贤为圣总相欺”，“狂荡不检，品质恶劣”的卑鄙小人。
例如小说写戊戌变法一失败，康有为就逃进日本领事馆，弃众维新同志于不顾，在日本义士宫崎寅藏的援救下，被装在一口木头箱子里，当作货物运到日本。实际历史真相是：康有为在得知风声后，私自逃到塘沽，乘重庆轮逃离京城，并在吴淞口得到英国人汉兰德的营救，换乘英国轮船逃至香港，后来才在日本人宫崎寅藏的救助下，离开香港到达日本东京。
黄小配运用夸张、漫画、对比、心理描写等手法，在《大马扁》中浓墨重彩地将康有为塑造成一个集众丑于一身，理应受到众人唾弃的卑劣人物。
黄小配违背历史人物的真实，不惜歪曲事实、捏造事实，目的不在于泄私愤，而在于党争的需要。黄小配“小于康有为十多岁，有人说他和康有为同师朱九江，有私怨，向积不相容。论年纪完全没有这种可能。
他之反对康、梁，全然是政治立场关系。”[14]“黄小配对康有为虽也采取着反对的态度，可并不是从专制思想出发，他反对人身，也反对立宪，他是为着种族革命的利益而作此。”（阿英《晚清小说史》）
黄小配属于主张武力推翻满清统治，“恢复中华”的“革命派”，而康有为在维新失败以后成为反对革命、主张君主立宪的“保皇派”首脑，两大党派在政治上针锋相对、水火不容，曾先后发生过三次大规模的激烈论战。
1903年，黄小配在《中国日报》上发表了著名的长文《辨康有为政见书》，从政治的角度猛烈批判康有为的错误，当时只是对康有为的“政见”进行深刻地批驳而已。
在该文中，黄小配这样认识康有为的人品：“宗旨不定，则行事多乖；体认不真，则言论多悖；尚奢靡者必无实力，好谎论者无成功：凡此皆康之病根，而尤以妄自尊大者，为康氏不磨不灭之公断也。”并把康有为比作魏忠贤，但又指出两人的区别：“康氏虽多妄为，仍无魏忠贤之丑行。”[15]
可见此时黄小配对康有为尚无严厉的人身攻击，更无灭绝人性的诬蔑。然而，随着革命派和保皇派的论战不断升温，几乎到达你死我活的地步，黄小配对康有为的攻击就变本加厉了。
1905年他在《有所谓报》上发表文章，诸如《康有为》《傎人》《为，母猴也》《先生，牛也》《长素》等，肆意地讽刺和贬低康有为；1909年他又抛出了白话小说《大马扁》，为了进一步回击保皇派对革命派的攻击，彻底批判保皇派，让广大群众看清楚保皇派的丑恶嘴脸，进而站到革命派一边支持甚至投身到革命事业中来，黄小配采用人们喜闻乐见的通俗小说的形式，竭尽诬蔑之能事，对康有为的人身攻击达到可谓无以复加的地步。
《大马扁》在这种政党斗争的背景下，被创作出来，显然它是政党之争的产物，属于近代党争小说，只不过是另外一种类型的党争小说，即：虽不写党争内容却“假小说以施诬蔑”[16]以达到党争目的和效果的党争小说。
这种类型的党争小说早已在唐代出现，而且表现很突出，其中唐代中后期“牛李党争”的产物——唐传奇《周秦行纪》就是其代表作。
鲁迅《中国小说史略》第十篇《唐传奇集及杂俎》说：“牛僧孺在朝，与李德裕各立门户，为党争，以其好作小说，李之门客韦瓘遂托僧孺名撰《周秦行纪》以诬之。”“自来假小说以排陷人，此为最怪。”
唐代，“李党”以李德裕为首，“牛党”以牛僧孺为头，两个朋党在朝廷上相互倾轧，势不两立。托名牛僧孺作的《周秦行纪》实际上是“李党”人所为，目的在于诬蔑牛僧孺犯上作乱，希望当朝皇帝置他于死地。
署名李德裕的《周秦行纪论》（《李文饶外集》卷四《穷愁志》之四）抓住《周秦行纪》中的两个情节欲给牛僧孺定罪，首先，从牛僧孺的姓“应国家受命之谶”谈起，说牛僧孺设想“与帝王后妃冥遇”，是为了“证其身非人臣相”，有做皇帝的非分之想；接着，“戏德宗为‘沈婆儿’，以代宗皇后为‘沈婆’，令人骨战。可谓无礼于其君甚矣！”
由此李德裕提出了对牛僧孺的惩处方案：“以太牢少长，咸置于法。”[17]即对牛僧孺实行灭族。《大马扁》继承了《周秦行纪》和《周秦行纪论》的这种党争诬蔑手段，也给康有为定下了犯上作乱、图谋篡位的罪名。
《大马扁》开篇第一回也从康有为的名号谈起，说其图谋不轨的行迹：“那人姓康名有为号长素，论起他的名字，尽有个原故：那有为二字是富有四海贵为天子之意，那长素二字因孔子称为素王，他就要长于素王之意。就他的名字想起来，可见姓康的人格。初时想做皇帝要改有为名字，后来量自己做皇帝不来，就要做圣人，因此称为长素。”后来康有为在主持变法的时候，曾多次暴露过篡位做皇帝的野心。
《大马扁》的这种写法与《周秦行纪》《周秦行纪论》如出一辙，欲借刀杀人，置诬蔑对象于死地，这种诬蔑手段达到了最严重的地步。
而且，《大马扁》的诬蔑又极其公开、大胆，不用《周秦行纪》“托名”的隐晦方式，而是毫不含糊地对康有为等人指名道姓，明确地把脏水泼到他们的身上，态度果决而又鲜明，产生的党争效果直接而且强烈。从这一个角度上说，《大马扁》是一部“假小说以施诬蔑”以达到党争目的与效果的近代党争小说的巅峰之作[18]。
综上所述，《绣像捉拿康梁二逆演义》《新中国未来记》和《大马扁》是近代党争小说中三部重要的作品，标志着近代党争小说发展演变的三个节点。随着近代党争的发展变化，近代党争小说也相应地发展、演变。《绣像捉拿康梁二逆演义》是近代书写朋党之争内容的党争小说殿军，伴随清末朋党之争退出历史舞台，近代党争小说关于朋党之争的书写也将绝迹。
近代是中国政党的草创时期，《新中国未来记》站在时代前列，富有前瞩性地宣示了近代书写政党之争的党争小说开端，从此近代党争小说由书写朋党之争演化为书写政党之争，在党争内容、党争双方、党争方式等的叙述上发生了重大变化。
随着近代政党之争的深入、白炽化，近代党争小说也加入战斗，推波助澜，产生了“假小说以施诬蔑”以达到党争目的和效果的作品，产生了像《大马扁》那样的巅峰之作，这显示出近代党争小说已演变到一个新的阶段，到达一个新的进程。
注释：
[1]汤克勤：《古代党争小说刍论》，《嘉应学院学报》，2016年第3期。
[2] 朱子彦：《中国朋党史》，东方出版中心2016年版，第8页。
[3] 齐涛主编：《中国党争实录》（序论），齐鲁书社1999年版，第1页。
[4] 叶恭绰：《矩园余墨》，辽宁教育出版社1997年版，第177页。
[5] 汤克勤：《〈绣像捉拿康梁二逆演义〉：古代书写朋党之争不成功的小说殿军》，《嘉应学院学报》，2023年第1期。
[6] 汤克勤：《古代党争小说刍论》，《嘉应学院学报》，2016年第3期。
[7] 程国赋、叶菁：《北宋新旧党争影响下的笔记小说创作》，《陕西师范大学学报》，2016年第6期。
[8] 刘鹤岩：《明清小说与党争》，辽宁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第194页。
[9] 欧阳健：《晚清小说史》，浙江古籍出版社1997年版，第18页。
[10] 阿英：《晚清小说史》，人民文学出版社1980年版，第76页。
[11] 阿英：《黄小配的小说——辛亥革命文谈之四》，《人民日报》，1961年10月30日。
[12] 欧阳健：《晚清小说史》，浙江古籍出版社1997年版，第324页。
[13] 颜廷亮：《一部矛头直指保皇派首脑康有为的清末小说——关于黄小配〈大马扁〉的几个问题》，《甘肃社会科学》，2007年第2期。
[14] 李育中：《〈洪秀全演义〉作者黄小配》，转引自中国社科院文研所文学研究组编：《中国近代文学论文集（小说卷）》，中国社科院出版社1983年版。
[15] 黄小配：《辨康有为政见书》，转引自颜廷亮：《黄小配与近代中国文学》，甘肃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184、186页。
[16] 鲁迅：《中国小说史略》，人民文学出版社1973年版，第55—56页。
[17] 李德裕：《会昌一品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94年版，第226页。
[18] 汤克勤：《近代转型视阈下的晚清小说家——从传统的士到近代知识分子》，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249—26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