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现代人口庞大，但在康熙时期，全国人口仅为2000万 。 然而从1650年的约2000万人口，到19世纪初的约4亿人口，清朝的人口数量在短短两个半世纪内呈现了爆炸式的增长。
是什么因素导致了这种前所未有的增长？
康熙至乾隆时期，中国人口在短短的几十年内从2010万增至1.4亿，实现了惊人的增长。这一现象的背后，是太平盛世和清朝国力的不断增强。社会稳定成为人口增长的基本条件，而清朝长达百年的太平时代为此提供了理想的土壤。
太平的社会环境使得百姓安居乐业，摆脱了战乱的阴影。在乾隆统治时期，社会和谐，国泰民安，为人口的大规模增长提供了前所未有的历史机遇。
虽然边疆地区也出现了动荡，但幸运的是，清朝已经积蓄了充沛的人口资源，为应对外部威胁提供了强大后盾。
简政放权，激励生养
在古代，农业税中占比最大的是人口税，这是政府主要财政来源。
人口税，顾名思义，是按照人口数量来征收的税收，与土地、财富多寡无关，纯粹按人头来计算。
无论你是富可敌国的地主，家里有几口人，税就是几口人的份额；但如果你是一位贫困的百姓，身无分文，家里同样有几口人，税仍然是按几口人计算。
这种制度听起来是否觉得十分不公平？它显然是一个不合理存在的税收制度。
对于那些支付不起税款的人来说，他们会面临责任追究，许多人甚至不敢生孩子，更有甚者，因为交不起税而选择将孩子丢弃或偷偷杀死。在这样的社会环境下，人口数量只能逐渐减少。
然而，雍正作为一位勤政爱民的皇帝，他勤于政事，自诩“以勤先天下”、“朝乾夕惕”。在位时期，平定了罗卜藏丹津叛乱，并将青藏、外蒙古地区纳入版图，设置军机处加强皇权，实行改土归流 等一系列铁腕改革政策，对康乾盛世的连续具有关键性作用。
他自然与早就察觉到了这个问题。他明白，要想重振社会生产力，缓解阶级矛盾，就必须对人口税进行根本性的改革。
于是，在与大臣多次商议之后，雍正克服重重困难，推出了“摊丁入亩”的政策。这一政策的核心思想是将人口和土地分离，征税以土地数量为标准，多地者纳多，少地者纳少，无地者不纳。
“摊丁入亩”的政策一经实施，让许多没有土地的农民和其他社会劳动者，从长久以来负担沉重的人口税中解脱出来。
这一政策的核心是“滋生人丁，永不加赋”。相较于按人口征税，这一政策减轻了百姓的赋税负担，激发了生育的积极性。
雍正、乾隆时期更是将这项政策贯彻执行到每一个郡县。政府的简政放权使百姓欢欣鼓舞，生活得到改善。这种“滋生人丁，永不加赋”的政策红利在乾隆时期体现得更加明显，为人口增长提供了积极的政策支持。
推广新作，丰衣足食
在中国历史的记忆中，康熙至乾隆时期的繁荣不仅仅源于政治的宁静致远，还得益于农业技术的飞速发展，其中尤为引人瞩目的是新农作物的推广，特别是那颗改变命运的“番薯”。
番薯，原产自美洲，通过海外贸易活动传入中国。其在气候温暖湿润的东南沿海地区迅速成为农民们喜爱的新农作物。康熙时期，番薯的栽培开始逐步向北方和西部地区推广。而到了清朝时期，番薯已经在全国许多地区成为一种重要的农作物。
这种新农作物的推广，对人口的增长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番薯的种植方式相对简单，产量高，且对土壤的要求不高，甚至在贫瘠的土地上也能够获得可观的收成。相较于传统的农作物，如小麦和水稻，番薯在同等面积土地上的产量可以高达3-4倍，这极大地提高了单位面积的食物产出。
农民们发现，在种植番薯的土地上，无需投入太多时间和精力就能够获得可观的经济回报。这让原本相对贫瘠的土地变得富庶，沿海山间的小土地都能通过番薯的开发栽培变得收益颇丰。
除了增加经济收入外，番薯对于粮食产量的提升也是显而易见的。传统农业中常常发生的荒年和饥荒在番薯的帮助下明显减少，百姓们的口粮有了更为可靠的来源。这也为生育创造了物质基础。
值得一提的是，尽管在番薯初传入中国时，遭遇到了一些儒生的批判，但随着时间的推移，番薯的优点逐渐为百姓和政府所认可。政府在乾隆时期正式开展了对番薯的推广，将其作为赈灾救荒的重要农作物储备。这标志着番薯在中国的地位得到了确立，并开始对农业生产格局进行大规模改造。
中国古代“多子多福”的价值观念对人口增长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在太平时期，百姓更加重视生养后代，视之为祖宗的福气。这一观念源远流长，已经融入到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基因之中。
尤其是在太平时期，“多子多福”的观念更加实践可行。父母可以放心地养育更多孩子，而不担心战乱导致的生存压力。这一传统观念成为推动人口快速增长的重要内在动力，为清朝的人口增长奠定了基础。
结论
综合上述各方面因素，清朝人口爆炸式增长的真相在于宁静致远的太平盛世、政府的简政放权政策、新农作物的推广以及古老的“多子多福”观念。这一时期的人口增长为清朝晚期提供了强大的劳动和兵源支持，而内外结合、传统文化的内生动力成为推动社会发展的关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