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凤凰网(id: ifeng-news)

作者 | 陈默

文中内容不代表东亚财评观点和立场

来国企上班的第一天,王晓晴有了全新的称呼——“王总”。

此前她在大厂工作过13年,前同事一直叫她“晓晴”、“王老师”或英文名;“王总”二字让她很是恍惚,总感觉是在叫别人。

如王晓晴一样,很多在行业动荡和内卷中疲惫不堪的大厂人,正在选择“上岸”去央国企。与互联网大厂的劳累和35岁红线相比,央国企没有明显的年龄歧视,不会轻易被裁,工作也更轻松,不失为一个旱涝保收的铁饭碗。

但作为另一种形制的“外来物种”,缓慢的融入中,他们也时刻感受着自己的水土不服。

央国企,会成为大厂人的救赎之地吗?

01

“他们下班的速度,跟火箭一样快”

王晓晴记得,在那个宽阔的会议室,当自己接受国企董事长的一对一面试时,西装革履的领导对她慷慨激昂勾勒着未来,用的是中气十足的男低音:

“加入我们,你可以实现个人价值和社会价值的统一。”

她莫名被那个声音感染,决定跳槽。

不久前的2023年秋,猎头找到了王晓晴——一个处于35岁危机中的互联网人,称这家科技类国企正在招聘中层管理者,给出的薪资足以与她在大厂的持平。

王晓晴萌生了换工作的念头。在年龄歧视日趋严重的大厂,她丧失安全感已久。公司高管的内斗、业务的停滞,也让她越发不适。

她开始考虑人生下半场的去处。在王晓晴看来,央国企没有年龄歧视。被互联网大厂贴上“大龄”“太老”标签的员工,在很多央国企只能算“年轻人”。在她将要奔赴的那家国企,四十多岁的员工并不少见。

面试一帆风顺。没有打压薪资的环节,她也未被问及婚育情况这样的私密问题,谈起福利,甚至比大厂有过之而无不及。

她觉得自己是被尊重的。

于是,面试两三天后,王晓晴奔赴了这家典型的国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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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天她一大早入职,包括董事长在内的所有人都微笑相迎,看上去其乐融融。

这里朝九晚六,从不加班。同事们说话做事都慢条斯理,大家说她语速噼里啪啦,“一听就是互联网公司过来的”。

“这里其他都很慢,但是下班快,”王晓晴说,“他们下班的速度跟火箭一样快”。好几次,她想和同事一起坐地铁,去一个洗手间回来,大家都没影儿了。

过去王晓晴经常加班,最疯狂的时候会通宵,时常周末无休,因为“在大厂不加班,你就是异类”。

“但在这个国企,加班,你是异类。”她说。

在新公司,有时她想悄悄加个班,但6点刚过,负责关灯的后勤就来了,提醒她赶紧回家。

作为一个想在工作中实现自我价值的卷王,王晓晴是铆足劲想在国企大干一场的。互联网大厂的业务变动频繁,经常“做着做着,一个业务就被砍掉了”,哪怕这个业务成功在即,那让她感到很痛苦。

相较之下,她觉得国企的业务规划更加长远,可以深入沉淀,做出一些成绩来。

跳槽后,她保持着过去高强度的工作节奏。表面上,她准点下班。回到家,她坚持偷偷加班——“不能让同事发现”,因为当卷王可能被排挤。

而这样闲淡的工作,对想躺平的田甜是个极大的诱惑。2022年10月,她从互联网大厂降薪50%进入一家央企。

果然,她在央企的工作很轻松:周末双休,平时是早晨9点到11点半,下午2点到5点工作,内容在她看来无非是“琐事”。

“我上一次下午5点就解放,还是在读小学的时候。”田甜说。

她整个人都放松下来。每天5点下班回家,她美美地为自己做顿饭,生活,又回来了。

02

“领导没来,大家怎么可能坐?”

入职第二天,王晓晴风尘仆仆跑去参加她在国企的第一次中层管理者会议。她发现在座的十多个中层里,她是唯一一个带笔记本电脑的。

其他人都摊开纸质笔记本,一笔一划认真记录大领导发言——“哪怕大领导说的是废话”。

有人看了一眼手机,大领导当场发火,“下次开会,所有人不准带手机”。

偶尔,王晓晴有种“回到过去”的感觉。

像是大厂早就线上报销了,但在这家国企,报销堪比长征二万五千里:要先打印纸质报销单,再挨个集齐公司的6位领导签名。

一次,临近报销截止期,王晓晴拿着一笔300多元的报销单去找领导。6位领导中,只有董事长在。但董事长拒绝签字,理由是:“前面的人都没签,要按顺序一个一个来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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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这点钱,花了很多时间精力。”她开始怀念在大厂时,企业滴滴一键打车免报销的便捷。

而许多多所在的央企更为“严谨”,就连申请对外采购一个几十元的办公用品,都要按固定格式填写申请表:什么时候用楷体,什么时候用仿宋,什么时候用某种字号,什么时候用另一种,还有加粗标黑,行间距,字间距……一旦格式不对,就打回重填。

同事们一边抱怨,一边默默执行着。许多多感到很无语:“一个人浪费20分钟,一个公司要浪费多少分钟?”

田甜怀念的,则是互联网大厂的平等氛围。

一次聚餐,田甜所在央企大领导因为开会迟到了。那20分钟里,所有人都站着等。田甜好奇询问一位跟自己要好的同事,大家为什么不坐。

后者告诉她,领导没来,大家怎么可能坐?

田甜当场僵住了。

她越来越意识到,在央国企的一个重要生存法则,是要让领导开心。

之前她在互联网大厂做的是商务合作,对人的接纳程度很高。在央企,她被分到和顶头上司——一位女主任同一间办公室,办公室只有她俩。

主任是个话痨,上班时间经常逮着田甜唠家常,翻来覆去说自己几十年前从外地来北京闯荡的“风云史”,田甜务必随时倾听,及时反馈,她意识到,为领导提供情绪价值,是自己工作的重要内容。

她的“工作”完成得很好。一个同事告诉她:你来之后,主任变开心了。

但田甜的内心是略煎熬的。她向凤凰网解释自己“逢场作戏”的工作动机:“你不让她开心,她肯定让你不开心。”

03

“只学到了互联网公司的皮毛“

凤凰网的多位采访对象都注意到一种现象:对于互联网大厂,央国企的心态非常矛盾。

私底下,央国企人对大厂人常常是鄙夷的。

田甜听说,有人给办公室女同事介绍互联网大厂的相亲对象,后者一脸抗拒:“那不行,40岁以后就没工作了。”

“央企的人觉得自己是食物链的顶端,一听互联网,哎呀,阿里字节腾讯都没用,那都不行,都能倒闭,我们不会倒闭,我们在这里能干到退休。”田甜说。

当着一个媒体主编的面,王晓晴的领导曾把互联网大厂贬得一文不值。领导说,互联网大厂那帮人只想赚钱,业务变得很快。在现在的形势下,它们各种裁员、砍业务,不赚钱的业务都被砍掉,哪怕这个业务长远来看对国家有好处。

“这时就体现出国企的价值了。我现在发现,还是国企能承担起社会责任。”领导正色道。这次王晓晴已经不再被他的声音感染了。

但另一些时候,央国企又显出对互联网大厂的羡慕和尊重,视它们为先进生产力的代表,立志要学习大厂,提高效率——

一位从大厂跳到国企的中层管理者就被明确告知,之所以招自己进来,就是为了引进互联网大厂的管理体系,推动制度变革。

许多多所在的央企为了对标互联网大厂,甚至将大厂文化模仿到了极致:

在这里,每个员工都有属于自己的花名;

大厂员工要写周报,这家央企就要求员工天天写日报;

大厂要加班,这家央企也鼓励大家加班;

这家央企还常年引用大量互联网术语,要求员工都要有OKR(目标管理法),而且要上下级“对齐”。

但在现实中,这样的做法往往沦为形式主义——大家见到领导,还是本能地把“某总”脱口而出,不敢叫其花名;而天天写日报,又加重了埋头干活、已经很累的员工负担。

许多多的日报总是写得很简略,内心深处,她觉得这是在浪费时间。但她那位对实际工作很少过问的直接领导,却极其热衷把日报写成洋洋洒洒的小作文,拿着成果向上级邀功。

比如领导当天问了一句“某某活儿干了吗”,许多多只要回答一个“嗯”字,出现在领导日报里,就会是100多字的 “指导许多多配合某某部门做了某某工作,取得了某某成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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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面的领导根本不知道底下谁在干活,谁在偷懒。”许多多说,和互联网大厂的扁平化管理、谁干活谁偷懒一目了然相比,央国企的管理结构是金字塔形的,下面的声音很难传到上面去。

该公司衡量优秀员工的标准之一,是拉出上下班打卡记录,看谁加班时间多。一些员工因此故意造假,下班先吃饭或逛街,晚一点再回公司假装加班,深夜发一条有办公室照片的朋友圈。

许多多觉得,这家公司只学到了互联网公司的皮毛。

在互联网大厂,管理者得面对360环评,下属有权给上级打分——她亲眼见过一个领导因下属评价太差被调离;但在央国企,想升职加薪,做好向上管理即可,一线员工的看法并不重要。

李娉婷在离开大厂,平薪进到一家国企子公司后,确实应领导的强烈要求,制定了新的考核管理体系,打造了互联网式的职业晋升和激励制度。

但问题是,她身在业务部门,她的领导无法推动人力部门,在国企落地互联网式的管理体系。

“人力部门说,这是你们部门自己的事情,跟我们没关系。”

04

“在大厂里是牛马,在国企是丫鬟”

王晓晴所在部门属于国企的新板块,还处在从0到1的阶段。她做的是品牌宣传工作,认为公司此刻很需要媒体曝光。靠着工作时间的全力以赴和业余的“偷偷加班”,只花了两周,她完成了预计三个月才能完成的工作量:

梳理出一百多家媒体,联系上它们的最高层和相应跑口记者。她甚至和两个头部媒体聊出了对方愿意免费报道的品牌选题。

在王晓晴胸有成竹向上级汇报工作时,后者一句话把她打懵。

领导说:梳理和维护媒体关系没啥价值。

她瞬间感觉,自己的班都白加了。

王晓晴觉得上司其实并不懂业务,但掌控欲极强。她每次提出建议,比如“某总,这件事这样做是不是会更好一些”时,领导会马上说,“这个肯定不行”。

她认为这背后是一种隐秘的心理——“领导可能自身能力并不是很强,所以如果发现下属很有能力和想法,他就会产生不安全感”,“表现得废物一点,其实更安全”。

和王晓晴一样,李娉婷也保持了在互联网大厂时的工作强度。她是公司的平台运营负责人,不但要跟进业务,还要手把手带团队,经常从早忙到晚。

但用以判断她工作合格与否的标准,并不是一套明确的KPI目标,而是领导喜怒无常的主观感受。

在李娉婷看来,领导对工作很上心,但缺乏整体规划,经常抓小放大。他时常会在夸赞她的第二天,冷不丁在工作群里发飙,挑剔某个对工作全局毫无影响的细枝末节,进而否定整个团队的工作态度和成果。

更让李娉婷烦躁的是,领导还会给她部门塞关系户。那是个新人,此前没有任何相关经验,同一件事情,别人十几分钟就能完成,他要花两个小时甚至更久,也没有任何主动提升自己的意愿。“他的心思没有放在工作上,也不和同事主动沟通。”这让李娉婷觉得很棘手。

在她看来,互联网大厂也有关系户,但关系户也会好好干活;而在她所在的国企子公司,关系户只会摆烂,领导却放任不管,还会反过来对干实事的非关系户员工挑剔至极。甚至,关系户做不好的事,她得背锅。

忍无可忍之下,李娉婷坚持退掉了关系户。

“人的三六九等,在央国企表现得太明显了。”一位从大厂进入国企的员工对凤凰网感慨,被平等意识深刻影响的大厂人,进来可能会面临很大冲击。

大厂卷王们渐渐认清一个现实:

大厂的业务是自下而上驱动的,有市场压力,所以距离用户更近、掌握更真实数据的一线员工会被重视,可以随时反驳领导;

而央国企的业务是自上而下驱动,通常没有市场压力,所以领导说啥就是啥,员工照做便是,不需要个人意志。

王晓晴在网上看过一个比喻:“在大厂是牛马,在国企是丫鬟。”

她觉得这话非常贴切。尽管大厂也有嫡系和关系户一说,但无论谁都得牛马一样拼命干活,才能有升职加薪的空间。央国企则不然,所有人都像丫鬟,围着领导转——

嫡系和关系户像领导贴身的上等丫鬟,“只需要把领导伺候好就行”。

而她自己,就像是外来的负责杂活的下等丫鬟。“你看影视剧里,在宫里干活的,永远都是地位最低的。不是说你洗碗洗得好、做饭做得好、干活很牛,你就地位高了,因为你跟领导远啊。”

王晓晴觉得,这就是很多想干事的、有专业技能的互联网大厂人在央国企处境尴尬的一大原因。

“在互联网是身体上的累,在央企是心累,”身为非关系户的李娉婷确实有低人一等的感觉,“活得就像是一个互联网大厂的外包”。

许多多承担了部门最多的工作量,这些活儿甚至比在大厂时都多,她却时常觉得,自己并不被尊重。

一次,直接领导对上上级称,某项工作已完成。不久,毫不知情的许多多在汇报时如实表示,工作刚推进了一半。

直接领导沉着脸把许多多叫到一个无人会议室,吼道:“滚!马上辞职!”

05

“不能接受我一辈子就是这个样子”

入职国企子公司半年后,李娉婷裸辞了。

其实她内心也纠结,她已婚未育,很担心自己接下来找不到工作。

但持续的情绪压抑,经常让她焦虑、抑郁,她的身体也不断出现一些小毛病,时不时胃痛。医生说,这在很大程度上跟精神压力有关。

“太难受了,想立刻离开,根本没法考虑闪辞后简历好不好看。”王晓晴在入职一个月后,选择了从国企裸辞。

办完离职手续那天,她头也不回地走了,没有和任何人告别。

她坦承,互联网大厂并不完美,也有PUA,也有各种人浮于事,在离开时,她原本没有任何留恋之心。但现在,有了国企的对比,她又看到了“前任”的闪光点。

哪怕是那些已经可以实现完美躺平的互联网大厂人,也会不时面临着另一重痛苦——空虚和无聊。

在工作强度只有互联网大厂十分之一的央企待了一两个月后,田甜开始感觉不对劲。

她越发觉得话痨主任的单向输出毫无营养。她也不喜欢自己的工作内容,但这里没有大厂的活水机制,很难转岗。每天她闲得发慌,混一天下来,状态比在大厂上一天班更萎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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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大的冲击,出现在她和互联网大厂朋友们的聚餐后。

她发现,朋友们的整个状态是积极向上、发光发热的,而不到30岁的自己却在一个小小的地方蜷成一团。“别人都在进步,只有你一个人在退步。”

在央企工作的这半年,她觉得自己没学到任何东西。温水煮青蛙,她担心自己慢慢丧失竞争力。

“相比互联网的35岁焦虑,我更不能接受我一辈子就是这个样子了。”她说。

田甜回到了互联网大厂,顿时感觉“整个人都变正常了”。

后来她听说,央企主任在开会时,当着很多人的面,评论她的辞职是一个冲动、不理智的决定,“外面是每个月多给了她点钱,但她能干多久呢?”

在绝大多数人眼里,主任的话或许没错,毕竟也有很多大厂人调整了心态,最终长久留在了央国企这样安稳的避风港。但此时此刻,田甜还是想勇敢一把,听从自己内心最真实的声音。

和混日子拿低工资等退休相比,她更想趁着年轻,多去经历,多去创造一些可能性。

至于每天5点下班回家做饭的那种悠闲,等老了再感受吧。

文中受访者均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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