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历史是否一直是黑暗专制？古典政治制度和政府制度是否如现代中国人所认为的那样不堪？这些问题长期以来一直困扰着人们。如果中国历史一直是黑暗专制，那么“西方中心论”就毫无疑问地成立了，而“文明的终结论”也是正确的。但如果这些都成立，那么中国人民的奋斗和中华民族的复兴还有什么意义呢？然而，有历史感的人们应该意识到，总有一天这些问题会得到解决。幸运的是，伏尔泰这位启蒙思想家，曾经深深地痴迷于中国文明，他认为中国文明是他启蒙思想的一部分。因此，我们应该拥有文化自信，承认和发扬中华民族的优秀文化传统。在《风俗论》中，伏尔泰对中国政府做出了最高级的完美评价，称“人类肯定想象不出一个比这更好的政府”。这一评价引起了人们的疑问，究竟是什么让伏尔泰对中国政府做出了如此高的评价呢？
虽然伏尔泰从来没有到过中国，但第一位长时间近距离观察中国的西方学者利玛窦却有更为具体的真实描述。他指出，虽然所有由大臣制订的法规必须经皇帝在呈交给他的奏折上加以书面批准，但是如没有与大臣磋商或考虑他们的意见，皇帝本人对国家大事就不能做出最后的决断。这让人们不得不对“皇权专制”这几个字再多问上几个为什么。中国是5000年独立走过来的中国，近300年才渐渐与西方拉开距离。在中国的法治社会，法为则也，社会所有成员必须共同遵守。所以，中国的君主不可能无法无天，这一点与中世纪西欧的专制君主大大地不同。《管子》曰：“法令者，君臣之所共立也；权势者，人主之所独守也。故人主失守则危，臣吏失守则乱。罪决于吏则治，权断于主则威，民信其法则亲。是故明王审法慎权，下上有分。”这一段话，对中国古典的法治社会是一段较为妥帖的论述。
《如何看待专制社会？——利玛窦的观察与中国传统的法治倾向》利玛窦在他的著作中对专制社会进行了深入的观察和分析。他指出，在这个社会中，皇帝并没有随意任命官员的权力，除非有大臣提出请求。此外，皇帝也不能随意使用公款，并且对于皇族和亲属的生活开支，以及政府的财政支出，都有严格的规定和管理。根据利玛窦的观察，这种制度可以被称为“有限皇权”的“封建专制制度”或者“黑暗专制制度”。然而，利玛窦也提到了皇族的开支巨大，类似于今天的日本和英国。在这两个国家，有人呼吁废除皇室，其中之一的原因就是开支过大。利玛窦认为，与当代的英国和日本一样，他所见到的“维护皇座的皇家威仪和尊严的这笔年金……每项开支均由法律规定和管理”。因此，如果将这种情况称为专制的话，可以更准确地说是“法治化的专制”。
同时，利玛窦还提到了中国具有法治传统的国家。他认为，中国传统更偏重于法治，而西方更偏重于人治。这一点也得到了历史学家钱穆的支持。钱穆认为，中国政治一直偏向于法治，即制度化的政治；而近代西方政治更偏向于人治和事实化的政治。这是因为西方国家的政制决定于选举，由多数党决定一切。因此，他们的法制是根据多数意见决定和变动的，所以被认为更加重视个人和事实。综上所述，利玛窦的观察和利玛窦所看到的中国传统的法治倾向，为我们对于专制社会的认识提供了新的角度。中国传统政治制度经历了数百年的不变，这主要体现在法治和制度化方面。钱穆在《中国历代政治得失》一书中提到了这一点。现在中国社会普遍存在大师荒，各种人都被包装成大师。然而，钱穆作为真正的国学大师，他的观点至少值得后来者思考。
不仅是伏尔泰和利玛窦，被马克思称为西方“政治经济学始鼻祖”的魁奈也对中国的古典政治制度表示了惊羡和喜爱。他认为中国君主与西方君主的残暴专横截然不同，在他看来，中国君主是法治社会概念下的东方政治家。然而，今天很少有人对魁奈先生的这些深刻见解给予足够的重视。对中国古典政治制度的理解，并不是说中国没有皇权，而是强调中国的皇权是非常有限的。现今许多人通过观看肥皂剧等娱乐作品来理解历史，这种对皇权的理解是夸张和不真实的，与真实历史背道而驰。秦博士伏生在《尚书大传·卷一》中说：“诸侯贡士，所以示尊贤共治。示不独尊，重民之至也。”这表明贤人共治是中国古典政府的典型特征，国君与天下才子（通过考试从全国选拔出来的优秀的儒家知识分子）共同治理。
这种共治与西方现代民主制度下的“权力分赃制度”有着明显的区别，后者意味着政府实际上被特殊利益集团操控。中国古典政府以德才兼备为标准，被称为“中性政府”。有人错误地将这样的政府称为黑暗专制政府，但论证不够周延。翟玉忠先生认为，在中国历史上，存在着明确的“共治”理论和足够的事实证据。他引用了历史学家李开元教授的研究成果，指出汉朝刘邦集团的共治天下的理念是一贯的，并且汉朝的皇权是有限的。刘邦与韩信、彭越共同治理天下，最终在垓下战役中击败了项羽。胜利的原因之一是刘邦能够与天下同利。事实上，与天下同利并非刘邦独创的思想，早在《六韬》中就有类似的观点。李开元教授认为，“共天下”的理念即“共同所有、公平分配天下权益”的意识，成为刘邦集团的原则和共识。
刘邦集团能够取得天下，建立西汉王朝并发展出一种新型的有限皇权，正是源于这一思想。翟玉忠先生的研究视角和结论值得关注。此文撰写于十多年前，写给翟玉忠先生，他计划将此文作为他的新书《中国拯救世界——应对人类危机的中国文化》的序言。我同意他的提议，希望原文能够原样刊发。我是一个读书不求甚解、水平不咋地的人，但是我十几年前说过的话和今天的话没有什么大区别，基本观点没有改变。那时候流行说历史虚无主义，我的这篇文章肯定会得罪那些历史虚无主义学者（实际上是西方历史发明家），他们会不高兴的。过去我曾得罪过一些势力，包括神功大师、地产豪强、美元买办、风油精、大小公知等，他们每天都努力制造舆论来诋毁我这个老头子。他们很敬业，也花了很多钱，但事实就是事实，这是其中的一个例子。
顺便问一下大家一个问题，在新浪微博上早年的文章都删了，现在基本上无法搜索到了。我想把它们整理存档，有没有什么方法可以找回来呢？再补充一句，我从未见过翟玉忠先生，看文字和见面未必相同，确实不了解他的过去和其他学术观点。如果翟先生有时间，我们可以在胡同西口那家有名的卤煮摊上聚一聚，如果他在北京的话，就不麻烦了。（补记于2023年10月29日早饭前，北京东城区南书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