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前219年，秦始皇征集五十万大军南征，百越之地悉数归于秦。这是古代中原王朝第一次对边疆的少数民族发动大规模战争，为后世中原王朝的大一统版图奠定了基础。
然而这场战争极其残酷，西汉史籍《淮南子·人间训》中记载：越人皆入丛簿中，与禽兽处，莫肯为秦虏。相置桀骏以为将，而夜攻秦人，大破亡，杀尉屠睢，仗尸流血数十万，乃发适戍以备之。”
且不说秦朝为了征服百越之地死伤了多少兵卒，南越武王赵佗先后两次背叛中原王朝，导致边疆动乱，统治成本变得极其高昂。而从后世历代王朝对少数民族的统治来看，武力手段并不是稳固边疆的最有效手段。
（一）和亲
从陈胜吴广大泽乡起义到垓下之战刘邦消灭项羽建立西汉王朝，中原已经经历了7年的战乱，百姓民不聊生，颠沛流离，就连朝廷都凑不出八匹白马给皇帝拉车，更何况百姓。就在这样穷困潦倒的情况下，另一场危机却悄然出现在汉王朝的北方——匈奴。
在冒顿单于的征战下，匈奴各个部落被统一，成为北方草原最为强大的势力，甚至令汉王朝都为之惧怕，仗着国力强盛，北方的匈奴不断南下侵扰汉朝边境，双方的矛盾一触即发。
公元前202年，韩王信由于追随刘邦有功被封于北方的颍川郡，次年为了抵御北方的匈奴进犯，又被刘邦命令迁都于晋阳（今太原）。后来这哥们又以抵御匈奴的理由自己请示刘邦，定都马邑（今朔州）。
韩王信也是倒霉，定都马邑之后，正赶上匈奴大举进犯。冒顿单于带领四十万匈奴骑兵南下，几十万大军将马邑围了个水泄不通。韩王信方寸大乱，几经考虑之下派出与匈奴求和的使者。
此时，刘邦已经派军队前来救援，听说韩信派出使臣与匈奴往来，顿时心生间隙，怀疑韩王信要投敌叛变，便派遣使者呵斥韩王信。这一骂，彻底将韩信推向了匈奴一方，韩王信直接将马邑献给匈奴以表诚心。公元前200年，五十六岁高龄的刘邦亲率大军征讨匈奴。只是这次汉高祖亲征匈奴，不仅没能杀死韩信、击破匈奴，反而连自己的安危也搭了进去。
这次跟随刘邦出征的阵容非常豪华，武将有夏侯婴、樊哙、周勃，全是追随高祖皇帝一同打天下的同乡；谋士则是十分有名的陈平、娄敬。这样的豪华阵容，让高祖皇帝非常有信心，一路上势如破竹，连连取胜。年迈的刘邦在一次又一次的胜利中逐渐被冲昏头脑，单独冒进被冒顿单于围困于白登山。最终还是陈平收买单于的阏氏，才得以脱险。
白登之围后，汉朝元气尽伤。本来就已经经历过多年战乱的中原腹地能够集结三十万大军已经是杯水车薪，白登之围让汉朝彻底没有了与匈奴一战的实力。
最终汉高祖刘邦采取了娄敬的计策，下嫁鲁元公主给冒顿单于，冒顿单于成为了汉高祖的女婿，汉朝与匈奴成为亲家。此时匈奴强势，汉朝羸弱，汉匈和亲完全是汉朝主动牺牲公主以求和平。和亲政策一直持续到汉朝结束，虽然都是和亲，但和亲的形势却又有所不同。
事情的转机发生在汉武帝时期。一方面文景之治改变了汉朝经济凋敝的现象，使得汉朝有了与匈奴一决雌雄的实力；另一方面，匈奴在和亲之后屡次撕毁条约，反复进犯汉朝边境。
公元前133年，以王恢为主将的汉军对匈奴发起的马邑之围。这次的作战计划虽然破产，但吹响了汉朝对匈奴战争的号角，汉朝名将卫青、霍去病开启了长达二十余年的战争，彻底将匈奴赶向北方。几次战争下来，匈奴再也没有往日的辉煌，人口锐减，疲敝不堪，主动与汉朝申请和亲以求和平。
汉元帝时期，南匈奴呼韩邪单于三次远赴长安觐见汉朝皇帝，并向元帝请求和亲，这才有了昭君出塞的故事。然而此时的汉匈和亲，早已不再是当年羸弱的汉朝向匈奴求和，反而是匈奴为求和平与庇护，来求汉朝和亲。
汉朝的和亲政策，从开始的求和到后来的安抚，逐渐成为中原王朝安抚北方游牧民族的政策，发生了本质的转变。
（二）朝贡体系与宗藩关系
既然是和亲，就伴随着有嫁妆、彩礼，国家之间的和亲，往往双方都是王公贵族，嫁妆和彩礼都十分贵重。除此之外，强国也会借此名义，向弱国征收各种物资、硬通货，作为军费补偿，北宋年间就曾以向辽国提送岁币的方式进行求和。
《国语·周语上》记载：“日祭、月祀、时享岁贡、终王，先王之训也。”其中的“岁贡”，指的是地方的诸侯国给天子祭祀祖宗和神仙的祭品每年一次。而后世的朝代规定又有所不同，有规定两岁一朝或是三岁一朝，具体还是要看当朝的规定。
最早的朝贡，仅仅是作为宗法制的延伸起到祭祀作用，各诸侯王向中央政府施以朝觐、朝贡的利益，以表臣服和尊重。直到宋代，具有商业属性朝贡贸易逐渐成为遏制其他势力发展的政治手段。
有宋一朝自从建立，在北方边疆就面临着巨大的压力。北宋有辽朝、西夏与之争雄，南宋有金朝、蒙古先后掣肘。而宋朝武力羸弱，无法正面与之对抗，因此朝贡贸易就成为与北方少数民族主要对抗的手段。
公元963年，此时正值北宋建立第三年，高丽国向北宋称臣，成为宋朝的藩属国。宋太宗时期，北宋两次两次北伐辽国意图收复燕云十六州，要求高丽一同出兵以形成犄角之势攻辽。然而高丽出于自身利益的考虑并未出兵。
尽管如此，辽国还是从北宋与高丽的关系中深感危机。公元993年，辽国东征高丽，几次战争之后被迫向辽称臣，并断绝了与北宋的关系。
神宗年间，王安石得到皇帝重用，开始了为期17年的王安石变法。以王安石为首的革新派在变法的同时主张与高丽进行海上外交。双方都曾派出规模庞大的使团往来并且进行隆重接待。
然而，高丽在向宋称臣的同时还提出一个新的条件：一藩侍奉二主。由于北方辽国的威压，高丽不好直接宣称以宋朝为宗主国，继续使用北方辽国的年号作为国号并且向辽国纳贡，奉辽国为正统。这个消息传到北宋朝廷立即引起争论，以苏轼为首的旧党强烈反对高丽一藩侍奉二主，甚至视高丽国为辽国监视宋朝的间谍。
此时的宋朝党争严重，以王安石为首的改革派和以苏东坡为首的保守派事事针锋相对，在面对高丽的态度上，也多多少少受党派之争的影响而虚张声势。
《宋史》记载：“高丽人使,明、越困于供给,朝廷馆遇燕责锡予之费以钜万计,馈其主者不在焉。”在与高丽的朝贡贸易中，宋朝并未得到预期的战略目的，反而劳民伤财，白白浪费了国力。
相比于高丽，北宋在面对西夏方面，其朝贡体系却发挥了更大的作用。公元960年，北宋代后周成为中原王朝，西夏在北宋建立之处就奉北宋王朝为正朔，此后几百年的时间里，北宋与西夏一直处于相爱相杀的状态。
宋朝成立之初，国家初立，百废待兴，对一些少数民族采取怀柔政策进行安抚。当时，为了完成王朝的统一大业，宋太祖制定了“先难后北、先易后难”的政策，面对北方的强辽，北宋大力搞好与西夏的关系，希望西夏能够起到对辽国的牵制作用。
这一时期，北宋与西夏的关系进入了短暂的蜜月期，宋史记载：“建隆初，献马三百匹，太祖大喜，亲视攻玉为带，且召使问曰:汝帅腹围几何？使言：彝兴腰腹甚大。太祖曰：汝帅真福人也。遂遣使以带赐之”西夏献马，太祖赐玉带，这一事件成为北宋与西夏进行朝贡贸易的开始。西夏作为少数民族，其生产方式及其单一，在与北宋进行朝贡贸易后，国内多余的产品得以畅销，缺少的商品也得到了补充，一时之间国力得到了极大的提高。
公元976年，宋太宗继位。此时的宋朝有意扩张，对于少数民族并不像建国之初那样采取怀柔政策，对于西面的西夏更是强加控制，意图削弱西夏藩国的实力。自古以来，削藩都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及容易引起战争冲突，这次也不例外。西夏太祖开启了与宋朝长达22年的战争，直到西夏太祖李继迁去世，李德明继位，两国才恢复了和平。
事实上，两国相战二十余年，双方国内都已经到了民不聊生的地步，息战媾和是大势所趋。公元1006年，西夏与北宋签订了景德合约，宋夏之间再次进入和平时期，次年，北宋于陕西境内开设了专门同西夏进行贸易的榷场，两国的贸易往来使得西夏再次繁荣。这一时期西夏学聪明了，一边与北宋进行贸易，补给国内，另一边开始向西北扩张自己的地盘，使得北宋成为西夏对外扩张的后勤基地。直到元昊继位时期，西夏再次与北宋爆发战争。
西夏与北宋就这样时和时战，但总体来说是和时少，战时多。北宋也并非一直与西夏进行朝贡贸易、养虎为患。每逢大战之时，便会关闭边关的榷场，停止与西夏的一切贸易往来，对西夏进行经济制裁。
面对北宋与辽国，西夏的政治地位始终低于其他两国，对北宋称臣，对辽国纳贡。西夏国力强盛时，也曾想要提高自己的政治地位，奈何受制于经济等因素困扰，其野心始终无法实现。公元1042年，此时正值西夏对北宋战争的第三年，西夏与辽国相约以困中国，此时北宋连年战败，光是支撑与西夏战争就已经让朝廷入不敷出，如果再加上辽国，北宋将会面临两面夹击之势，必败无疑。
面对这样的局势，北宋立即给辽国割地赔款，以安抚辽国求和，如此一来，西夏与辽国一同进攻北宋的计划破产。同年7月份，西夏再次遣使请求辽国出兵，此时辽国已经得到了北宋的巨额岁币和土地，并没有答应西夏的请求，反而命令西夏停止对北宋的战争。这一次，北宋不仅结束了与西夏的战争，还瓦解了辽夏同盟，避免了与辽国的双线作战，可谓是战略上的大胜。最重要的是，西夏想要与宋辽两国平起平坐的野心被彻底扼杀。
明朝，朝贡贸易成为遏制蒙古人最为有效的手段。明朝弘治年间，明孝宗设立九边重镇用来防御北方的蒙古族侵扰，同时又沿着九边重镇修建了绵延千里的长城。明代长城的作用不仅仅是用来抵御来去如风的蒙古骑兵，部分修筑在崇山峻岭之上的长城，更多的是用来抵御走私，起到经济封锁的作用。
元朝覆灭，蒙古人被赶往北方，随着地域的变化其生产方式也再次回归为单一的游牧狩猎，马匹、牛羊、草药，这些东西在中原地区相对稀少，可在茫茫草原之上遍地都是，而中原生产的茶叶、糖、丝绸、瓷器则是草原上紧缺的物资。
明朝作为大一统王朝，燕云十六州成为中原王朝的领土，马匹也就不再是限制中原王朝的战略物资。因此，相比于宋朝来说，明朝与少数民族的贸易完全是呈碾压的形势，北方少数民族根本没有能够打压明廷的筹码。如此一来，经济手段成为明朝打压蒙古族最为强大的武器。
为了遏制少数民族，明廷开放的边关口岸极少，严格限制各类商品的流出，而这也就导致商人的走私行为猖獗，毕竟供不应求，内地的商人走私到蒙古的商品很容易卖上高价，利益摆在那里，走私自然是屡禁不止。通往北方草原的大道往往都有关隘，由朝廷把控，想要把货物带过去，就只能通过山间沟壑。
山间沟壑纵横，及其复杂。利益的驱使下走私商人往往能够开辟出多条走私商路，这令朝廷十分头疼，怎样能够一劳永逸的解决走私的问题？在山上修长城。一道横立于山脊之上的高墙，彻底阻断了中原商人与草原的私通往来，大大加强了朝廷对北方少数民族的经济制裁力度。而这种经济制裁，让明朝的北方边境在很长一段时间内都保持着稳定的状态。
（三）盟旗制度
自古以来，对于中原王朝来说北部边疆始终都有少数民族的隐患。宋朝被北方少数民族牵制，明朝牵制少数民族，而到了清朝，清廷已经开始任意摆布少数名族。面对北方少数民族，中原王朝往往是恩威并施，采取“羁縻”的政策和态度。
公元1624年，努尔哈赤对已经归附后金的蒙古各部按八旗组织进行划分，这成为盟旗制度的雏形；1636年，后金改名为清，蒙古各部落从后金的盟友转变成为清国的藩属国。在此后的几十年里，清廷对于蒙古各部的控制不断加深，直到公元1771年土尔扈特部17万族人东归清廷，盟旗体制达到了顶峰，完美地实现了对蒙古部落的控制。
盟旗制度达到了清廷对蒙古部落的完全控制，这其中有两点极为重要。一是满足草原民族与中原地区贸易通商的需求。茶叶、丝绸等生活必需品是人生存的基本要求，因此，开放草原地区与中原的贸易是令蒙古部族安分守己的根本要求。二是割裂了各部落的联系。清廷在各个部落都建立了完善的行政管理机制，这些机构受清廷的直接指挥，并非蒙古可汗，同时各盟旗之间禁止跨地区放牧，部落之间的来往被彻底割裂。
这一系列的制度虽说有利于清廷对蒙古地区的控制，却也完全遏制了蒙古草原各部落的发展和进步，单从中央政权对少数民族的控制这一角度来考虑，盟旗制度绝对是一个高效有力的制度。
总体来说，中原王朝与北方少数民族几千年的斗智斗勇过程中，对其影响愈加强烈，清朝时期达到巅峰。从武力手段到经济手段，从被迫和亲到影响控制，手段越来越来复杂，效果也越来越明显。
作者：骁小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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