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朝康雍乾三代,名臣辈出。如果说康熙帝最宠信的汉臣是李光地,雍正帝最宠信的汉臣是张廷玉,那么,乾隆帝最宠信的汉臣是谁呢?

这个人不是刘统勋,也不是纪晓岚,而是于敏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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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代文学家李岳瑞在他的《春冰室野乘》中说:

金坛于文襄,在高宗朝为汉首揆,执政最久,恩礼优渥。

于敏中是状元出身,他在乾隆朝为官43年,备受宠信。他离开朝堂之后,和珅才慢慢崛起。《清史稿》更是把于敏中和珅列为一传,更可以看出乾隆帝对二人的态度。

《春冰室野乘》评价曰:

辅臣不由军力而锡世爵者,桐城张文和廷玉而外,文襄一人而已。

在清朝,没有军功而获得世袭爵位的汉臣只有两个,一个是雍正朝的张廷玉,一个就是乾隆朝的于敏中

在很长一段时间,于敏中都和他的前辈张廷玉齐名。然而,张廷玉虽然遭到乾隆帝的打压,但也得以配享太庙。但于敏中却以自杀结尾,可悲可叹。

本文,笔者将和大家分享清朝乾隆年间的文华殿大学士兼首席军机大臣于敏中。

一、一门五进士,兄弟两状元

《清史稿·列传一百零六》记载:

于敏中,字叔子,江苏金坛人。乾隆三年一甲一名进士,授翰林院修撰。

于敏中,字叔子,号耐圃,江苏金坛(今属常州)人。他出生于康熙五十三年(1714年)。于敏中所在的金坛于家是当地的名门望族,他的曾祖父于嗣昌是顺治十八年进士;他的祖父于汉翔是康熙二十一年进士。

于敏中之所以字“叔子”,是因为他自幼过继给了叔叔于枋为嗣,按照古代宗法,于敏中算是于枋的儿子。而于枋是雍正二年进士,再加上于敏中本人是乾隆二年的状元,如此算来,于敏中家族已经连续四代进士,十分难得。

更为难得的是,于敏中的堂兄于振乃雍正元年状元。所以,于家在金坛有“一门五进士,兄弟两状元”之称,可谓盛极一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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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家子弟自幼受家族栽培,于敏中五岁启蒙,10岁便能给其他兄弟讲解《五经》。15岁时,于敏中中举,次年进京赶考,名落孙山。他又埋头苦读数年。乾隆二年,于敏中23岁,他第参加会试,考中一甲第一名,被乾隆帝点为状元

于敏中是乾隆登基后的第一科状元,他不仅年轻,而且学识极其渊博。他不但精通儒家经典,还通晓汉、蒙、满、梵等多种文字,甚至还精通佛经。在乾隆心目中,于敏中简直是个“宝贝”。因此乾隆将他看作重点培养对象。

乾隆先是将于敏中安排到翰林院,召他入宫讲课。然后又升于敏中为翰林院侍讲,派于敏中到山西主持乡试。几年后,于敏中已经官至山东、浙江学政(从二品)。

于敏中也不负乾隆帝的厚望,他为各地修建学舍,选拔人才,革除积弊,赢得士林赞誉。乾隆十二年左右,于敏中奉旨回京,入值上书房,专门教导皇子皇孙。他教学甚严,但凡是皇子皇孙们提的问题,他无所不通,史载“督课教学,严谨善教,深得帝宠”。

可以说,到目前为止,于敏中还是一个干实事且受重用的政治新星。但是,从乾隆二十三年开始,于敏中暴露了他骨子里的“奸猾”。

乾隆二十一年,于敏中被任命为兵部侍郎不久,他的生父去世,于敏中回乡。两年后,于敏中刚升为刑部左侍郎,他的嗣父于枋也病故了,于敏中只好再次回乡守孝,在这期间,他的生母又病逝。于敏中不想再因守孝耽误自己的前途,便向朝廷隐瞒了生母病逝的消息。

半年后,于敏中隐瞒母丧之事被泄露,御史们弹劾于敏中。乾隆爱惜于敏中之才,百般维护,这才将于敏中的过失掩盖过去。

《后汉书》中有一句话:求忠臣必于孝子之门。

意思是,若想得到忠臣,必须到孝子的家门去求访。换句话说,如果一个人不孝敬父母,那他很难忠于君王。

笔者认为,在封建社会,忠孝乃是衡量一个人道德水平的底线。于敏中身为状元,精通儒学,自然懂得这个道理。但他隐匿母丧,这足以说明他品格的不足。

二、受宠当宰相,领班为首辅

《石渠随笔》中曾记载这样一件事:于敏中的书法特别出众,乾隆曾命于敏中译抄佛教《华严》《楞严》两部经典送给太后。于敏中写了两年才完工,乾隆帝等得都有些不耐烦了。可当于敏中拿出作品后,乾隆惊呆了。

只见于敏中先画了一座宝塔,然后用小楷沿着宝塔的栏杆、柱子、屋檐等线条抄写经文,线条优美,文字清晰。最难的是,佛经中的每一个“佛”字恰好写在柱顶或檐际这种最“尊贵”的地方。如此严密地排算,难怪于敏中要写两年。乾隆帝对这幅作品拍案叫绝,从此被于敏中之才折服。因此于敏中就算有小错误,乾隆帝总能一笑而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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乾隆二十五年,于敏中被乾隆任命为军机大臣。于敏中只比乾隆帝小3岁,他此时正是壮年,因此非常勤勉。无论大事小事他都先请示乾隆帝而后执行,乾隆帝每次有什么“指示”,他都能默写得一字不差,因此颇受倚重,乾隆帝因此提拔于敏中为户部尚书。

另外,于敏中的儿子被乾隆帝补为荫生,于敏中的妻子虽然已经去世,但她被追封为诰命,于敏中的妾室被封为淑人。

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在满朝官员中,于敏中当时虽然还不是大学士,但已经红极一时。他所奏请的事情,乾隆帝一般都会答应。因此,很多官员都争相巴结于敏中。乾隆三十三年,于敏中被加封为太子太保,三年后,升任协办大学士。到了乾隆三十八年,于敏中正式成为文华殿学士,当时傅恒已经去世,于敏中接替傅恒,兼领班军机大臣。这时的于敏中,不仅成为了“宰相”,还是当朝的“首辅”。

在这以后,乾隆帝不管是在朝堂理政,还是在外巡幸,身边都离不开于敏中。

众人皆知道乾隆晚期和珅与乾隆帝如影随形,其实,对于和珅来说,他只是第二个于敏中罢了。

于敏中不仅是和珅的“前辈”,他更是纪晓岚(纪昀)的“前辈”。

乾隆三十七年,安徽学政朱筠上奏,建议编纂《四库全书》。当时内阁之中,刘统勋坚决反对,认为修书不是紧急政务,而且劳民伤财。但于敏中和刘统勋的意见不同,于敏中对乾隆说,若能在乾隆朝修成此书,必然会是千秋伟业。把乾隆说得非常心动,于是下旨,任命于敏中为《四库全书》的正总裁。在于敏中倒台之后,纪晓岚才接手。

因此,后人大多知道《四库全书》的总纂官是纪昀,其实,这部巨著的前期筹备和架构搭建,都是于敏中主持。这也算是于敏中一生较大的贡献了。

三、位高栽跟头,收礼遂自裁

乾隆三十八年,东阁大学士刘统勋病逝,加上三年前傅恒病逝,乾隆中期最倚重的三位大臣,只剩于敏中一人了。

乾隆帝素来喜欢写诗和作画,恰好于敏中更擅长此道,再加上他擅长溜须拍马。乾隆帝每写一首词,于敏中不仅能完整地背诵下来,还能尽他所学,把这首词夸上天际。

于敏中每日为乾隆帝处理朝政,天不亮进宫,天黑才会离去,乾隆帝恨不得和于敏中形影不离。乾隆帝破例封于敏中之子于齐贤为世职一等轻车都尉。在清朝,汉臣文职能获得世袭职位的,只有雍正朝的张廷玉和乾隆朝的于敏中。

当时文武百官进京,都会去拜访于敏中,希望他能“指点”一二。这个时候的于敏中,堪称“位极人臣”。

可好景不长,在乾隆三十九年,于敏中栽了个大跟头。

乾隆三十九年,宦官高云从在外买地受骗,他找到于敏中,希望于敏中能够给顺天府尹蒋赐棨打个招呼,让后者帮高云从打官司。于敏中虽然答应了高云从,但作为交换,他让高云从偷窥乾隆帝的朱批,并把朱批内容告诉于敏中。不巧的是,高云从在偷看乾隆帝的朱批时被发现,高云从耐不住酷刑,招认是于敏中指使。

事情败露后,于敏中非常惶恐,乾隆怒道:“你每天伴在朕左右,有什么话不能当面问朕?为何还要向宦官打听?”当时,乾隆帝为了彰显他的“帝王之术”,让刑部将于敏中革职,然后他再下旨从宽处理,将于敏中降级留任。于敏中自然懂得乾隆帝的用意,他感激涕零,称自己必将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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乾隆四十一年,阿桂率领众将打赢了大小金川之战,于敏中在军机处统筹各部,也有功劳,乾隆因此恢复于敏中的官职,并且赏赐他双眼花翎。

乾隆四十四年,66岁的于敏中染病不起,乾隆帝派内务大臣和珅带着两支人参前来探望。第二天,于敏中去世。

卒,优诏赐恤,祭葬如例,祀贤良祠,谥文襄。

意思是,于敏中去世后,乾隆帝对他的追赠非常优厚,不仅谥号“文襄”,还将于敏中入祀贤良祠。

关于于敏中之死,《清史稿》中有一段很隐晦地记载:

世传敏中以高云从事失上意,有疾,令休沐,遽赐陀罗尼经被,遂以不起闻……

这段话的意思是:传闻于敏中因为高云从的事情失去了乾隆帝的信任,后来于敏中病重,乾隆让于敏中在家休息。然后赐了一床“陀罗尼经被”,于敏中收到这份礼物后,不久便死了。

在清朝,如果有朝廷重臣病逝,皇帝一般都会赐一床绣有陀罗尼经的被子。换句话说,陀罗尼经被本来是皇帝赐给“死人”的。于敏中身为朝廷肱股,又懂佛法,他自然知道陀罗尼经被是啥意思。于敏中知道,乾隆这份“礼物”是催他了结自己,因此在收到礼物后,便自裁以保名节。

其实,关于于敏中自杀而死的记载,并非《清史稿》的一家之言,在《韫山堂集》等清代史料中,也有类似的记载。

于敏中是否为自杀,在史学上争议颇大。在笔者看来,若于敏中真是自杀,那至少有两件事不太合理:

其一,高云从事件发生在乾隆三十九年,而于敏中死于乾隆四十四年,前后相差了五年。而且这五年间,于敏中还助乾隆打赢了大小金川之战,获得了奖赏。乾隆帝会为了五年前的旧案赐死于敏中?

其二,于敏中死后,乾隆帝给了于敏中厚葬,并且入祀贤良祠。若于敏中真的犯了乾隆的忌讳,乾隆为何要这么做呢?

所以笔者认为,如果于敏中真是自杀,那只有两种可能:

要么是“高云从案”在五年后有了新的进展,于敏中的罪行远不止窥探乾隆帝的朱批这么简单,因此被赐死。

要么是在乾隆四十四年,于敏中犯了其他不方便外传的罪行,乾隆为了颜面,赐死于敏中。但为了不彰显痕迹,还得厚葬他,装作什么都没发生。

四、权臣身后事,毁誉彰罪行

其实,不管于敏中是不是自杀,他都注定死后毁誉,因为接下来他的故事还没有结束。

乾隆四十五年,也就是在于敏中去世一年之后。于敏中的孙子于德裕和族叔争夺家产,官司打到了御前。乾隆帝命阿桂和英廉(和珅的岳祖父)到金坛查案,查出于敏中在金坛竟然藏了二百万两白银。乾隆大怒,认为这些财产“非得之以正者”。但乾隆只是没收了这些家产,并没有毁坏于敏中的名节。

又一年,乾隆朝发生了著名的“王亶望贪污案”,浙江巡抚王亶望在甘肃、浙江两地任职时,贪污赈灾银两多达二百八十万两。乾隆帝下旨让阿桂彻查,最终查出王亶望并非元凶,真正的幕后之人竟然是已经去世的于敏中。但乾隆仍然以于敏中已经去世为由,没有追究下去。

乾隆五十一年,乾隆收藏了一件明朝嘉靖年间的古董,由此想到了嘉靖朝著名的奸臣严嵩,由严嵩又想到了于敏中。乾隆说道:

“朕久有此心,因览严嵩传,触动鉴戒。恐无知之人,将以明世宗比朕,朕不受也。”

乾隆的意思是,我虽然有心保全于敏中,但后人恐怕会把我和明世宗嘉靖帝作类比,这个我接受不了。

因此,乾隆最终还是打算“舍弃”于敏中。他将于敏中的罪行公之于众,并将于敏中撤出贤良祠。

至此,于敏中算是被盖棺定论。

在笔者看来,于敏中23岁高中状元,在乾隆朝为官43年,一直得乾隆帝的宠信。他忝与张廷玉齐名,其实在品格上与张衡臣相差甚远。虽然于敏中在乾隆朝略有贡献,但这掩盖不了他贪污、谄媚、弄权的罪行。不管于敏中之死是否存在争论,他都注定死后毁誉。

《墨子》云:名不可简而成也,誉不可巧而立也,君子以身戴行者也。

意思是,好名声不是轻而易举就能得到的,荣誉也不能以巧诈树立,君子应当用身心戴道而行。作为古代的士大夫,于敏中没有做到清正廉洁、爱护百姓,注定得不到好“名”和“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