奥本海默：一个非典型“正面人物”
作者/慧超
（一）
“如今我已成为死神，世界的毁灭者。”
诺兰新片《奥本海默》中，一个标志性的转折，是人类历史上第一颗原子弹，在大银幕上炸开的那个瞬间。
在顶级音效和极富冲击力的画面下，外溢的余波已足以震撼每一位观影观众。
在第一颗原子弹爆炸之前，奥本海默的人生只有春天。
电影中有一个细节，奥本海默来到荷兰莱顿大学仅仅几天后，就可以用荷兰语发表学术演讲。
实际上，历史上真实的奥本海默可以熟练应用8种语言，包括据说是世界上最复杂的语言梵文。
作为凡人，咱们得承认，这个世界上真的有天才，比如奥本海默。他17岁以10门全优的成绩上哈佛，一口气选了7门课程（一般学生只报4门），但还是经常抱怨“作业太少了！”
然后大学只上了3年，奥本海默就以哈佛大学荣誉学生的身份，提前毕业了。
23岁获得博士学位后，奥本海默在学术和专业道路上一路高歌，年仅37岁，就当选了美国国家科学院院士。
此时的奥本海默，是拥有极强领悟力和超强学习能力的天才，是受世人敬仰的理论物理学家，是受到学界尊敬的美国院士。
他是挥斥方遒的创造者，甩下一句话，就有人为其在沙漠中建立一座城；也是指点江山的“曼哈顿工程”总指挥，调度数千名全世界一流的科研工作者，以及数十万各类工程建设者。
在洛斯阿拉莫斯的荒漠上，奥本海默纵马驰骋着自己的野心，放肆勾勒着人类有史以来最为磅礴的欲望——试图“盗取上帝之火”。
（二）
传说中，普罗米修斯从太阳神阿波罗那里盗取了火种，将它送给人类，因此受到宙斯的惩罚，遭受永恒的折磨。
这一神话，成为了“盗火者”奥本海默后半生的隐喻。
在沙漠中亲眼见证原子弹的恐怖威力之后，“原子弹之父”便陷入到一场伴随余生的惶恐、自责和悔恨中。
前半生以所有激情和创造力去发明原子弹的人，在亲手打开“潘多拉魔盒”并目睹魔鬼之后，后半生坚定地扛起了“反核运动”的大棋。
这也是造就奥本海默“悲剧性人生”的本源。
自此，成功和荣耀渐渐从他身上剥离，他成了总统口中矫情天真的“爱哭鬼”，成了被监听被警惕被审查的对象，成了面目可憎的“疑似国家间谍”，成了立场摇摆、私生活糜烂的“伪君子”。
是那个为创造原子弹挥洒全部激情与智慧的“神”，还是站出来反对使用核武器，否定氢弹和核竞争战略的“爱哭鬼”，谁更能代表奥本海默？
我个人的答案是，他们都是那个最真实、最典型的奥本海默。人性本就是极其复杂的，本就是诡谲多面的。
想必这也是诺兰想借电影所呈现的。单纯一个英雄陨落的故事，其实是很俗套的，但在每一个人的内心中，都藏着一个幽暗深邃的宇宙。
电影中，小罗伯特·唐尼贡献了很好的表演，尤其那段在得知自己落选后，怒而控诉奥本海默“虚伪、伪善”的戏份，堪称精彩。
这一段不仅直接呈现出角色的阴暗动机，更与基里安·墨菲所试图还原的奥本海默身上那股强烈的复杂性，产生了戏剧性的互文：
作为“原子弹之父”，没有人比奥本海默更清楚，这一人类有史以来最恐怖的武器，将会带给这个世界，以及千千万万普通人何种可能的未来。
如果时间能够倒流，让那个不敢直视广岛核爆惨状景象的奥本海默，让那个感觉自己双手沾满鲜血，夺走22万条生命的“原子弹之父”再选一次，要不要去发明原子弹？
我以为，他依然不会拒绝。
作为物理学家，他的毕生所学，只为蘑菇云升起的那一刻。奥本海默比任何人都渴望原子弹的实验能够成功，那一刻，自己将身披20世纪“盗火者”的荣光，在全世界震惊的瞳孔和核爆般的掌声中收获成功。
没有任何科学家，或者说，没有任何人可以拒绝这样的诱惑。
所以，在世人和仇视他的政客眼中，奥本海默的确是“虚伪的、伪善的”：
一方面他希望最大化地满足自己的野心和欲望，向世界证明自己可以破译潘多拉魔盒的密码。
另一方面，他亲手释放出魔鬼之后，转身站在反核的第一线，以“赎罪者”的姿态试图向世界宣告，我的初衷并不希望魔鬼杀死任何一个人。
乍一看拧巴又撕裂，但这正是复杂人性的一部分。
正如电影中反复出现雨滴入水的画面，一个人的内心宇宙，何尝不像一场雨洒在湖面上的涟漪。
任何一朵圆漪，都可以代表一个人的一部分，但只有无数雨滴所共同激荡出的涟漪，才是那个完整的人。
（三）
电影中，在那个小小的审讯室里，格罗夫斯少将作为证人，被问了一个十分关键的问题：
根据最新的审查规则，你还会给奥本海默签发安全许可吗？
电影中，格罗夫斯少将给出了否定的答案，同时加了一句：
如果按你们现在这扯蛋规则，我不能给任何人签发安全许可。
电影里格罗夫斯少将面对的这个问题，可以理解为一则明晃晃的隐喻，它实质上是导演诺兰抛给所有观众的一个哲学问题：
“你以什么样的标尺，去看待和评价一个人？”
如果以今天中文互联网的道德标准和价值尺度，奥本海默别说去领导“曼哈顿工程”了，网友们不把他网暴到自杀，那都得算严重失职。
下面，超哥就粗浅模仿一下当下网友们的发言：
学生时代就给老师投毒的人，能是什么好鸟？这纯纯就是潜在杀人犯啊，如此心底阴暗心胸狭窄的人，怎么还能进大学里教书，你们美国人考编制时不做政审吗？
私生活不堪入目简直辣眼睛，首先“知三当三”有没有？明明知道人家姑娘是有夫之妇，还上前勾引，拉着人家的小手非要讲什么量子物理。
然后男小三上位，未婚状态先把人肚子搞大的事儿暂且不谈，婚内出轨是实锤吧？家人们谁懂啊，就不能把渣男们都集中起来扔一颗核弹让他们集体气化吗？这种人还美国院士，还能去发明原子弹？
不止如此，弟弟是美共，情人是美共，老婆也是美共，日常为“反动派”捐钱出力，这不是行走的50万是什么？这不是里通外国的间谍是什么？难以想象，你们审了半天，竟然觉得这样一个“两面派”忠诚度没问题！
看完电影我在想，诺兰为何想要拍这样一部电影？或许，与我们当下所处的政治气氛和时代气候，不无关系。
俄乌战争仍未看到和缓的迹象，不仅如此，网络上很多同情俄罗斯的网友，竟然喊出了“支持俄罗斯使用核武器轰炸乌克兰”的恐怖口号。
对于当下的观众，奥本海默所遭受的事无巨细的审查、羞辱和非难，在我们的网络生活中并不陌生，甚至是过于熟悉了。
只是审判从一个逼仄的小屋子，转移到浩渺的互联网。
但是批判、审查和羞辱的对象，却从几个人变成了可发出核爆般呐喊的普罗大众。
不仅仅我们所处的世界，连同我们的公共生活和观念水位，似乎正同时滑向一个更极化的危险边缘。
我们曾一度反思和警醒这样的狂热和极端，以避免重复残酷的历史，可惜，人类实在是不擅长在历史中汲取教训。
（四）
写到这里，想再多谈一点电影之外的故事。
我不知道美国人怎么看诺兰的《奥本海默》，但对于一个了解近代史的中国人而言，这位“原子弹之父”后半生所遭遇的羞辱、折磨和委屈，实在是算不得什么。
我看到一些网友在讲述中国“原子弹之父”邓稼先在文革时的遭遇，当时他的夫人许鹿希被批斗折磨得奄奄一息，不满15岁的女儿被下放到内蒙古乌梁素海，邓稼先自己也一度深陷于批斗之中。
运动结束后，许鹿希曾回忆起当时的荒诞氛围：
“当时，会英文的就是美国特务、会俄文的就是苏联特务”。
其实，邓稼先的经历远远称不上惨烈，在那段不堪回首的岁月中，他的经历已可算得上“幸运”。
在我看来，最残酷的折磨，是束星北式的悲惨。
束星北这个名字，可能很多人闻所未闻，但在当年，他甚至一度被誉为“中国的爱因斯坦”。
束星北很早就显现出了对物理学的极高天赋，他曾先后在美国欧洲等多所大学求学深造。1927年束星北来到柏林大学威廉皇帝物理研究所，担任研究助理，而他辅助的老师有一个响当当的名字：
阿尔伯特·爱因斯坦。
他曾先后获得爱丁堡大学的硕士学位和麻省理工学院的理学硕士学位，回国后他领导研发了中国第一部雷达，后被誉为“中国雷达之父”。
后来束星北去大学任教，他的很多学生远比他更知名。其中有一位就参与了美国的“曼哈顿计划”，她的名字叫吴健雄，当时唯一参与原子弹研发的华人女性。
束星北曾强烈建议一位对物理表现出极高天赋的学生，将自己的机电专业改修为物理专业。
这名学生听从了束星北的建议，并在1957年获得诺贝尔物理学奖，他的名字叫李政道。
为什么束星北这样一位天赋异禀的科学家，后来却落得个籍籍无名，仿佛消失在人海中了？
因为他被打成了“右派”。
1972年，束星北的学生，诺奖得主李政道回国。周总理接见李政道时谈到了希望他能帮助解决中国人才断层的问题。
当时李政道就谈到了自己的老师束星北：“中国不乏解决断层问题的人才和教师，只是他们没有得到使用。比如我的老师束星北先生。”
而这时的束星北，正在青岛扫厕所，且已经扫了十几年。
对于一位渴望在专业内做出点贡献的学者，对于一个在欧美求学多年归国后立志报效祖国的科学家，人格上的羞辱，肉体上的折磨，或许并非难以承受。
生生折断他所有的热望，生生扯掉他人生中所有的可能性，生生踩灭一个人心底里最微弱的那点点理想之光——
这才是对一个立誓有所成就者，最残忍的放逐，这才是真正的残酷，最深的羞辱，最惨烈的折磨。
我想，狂热的政治运动与观念极化下的人心，远比原子弹更为复杂，也更具摧毁性。
狂热的政客与狂热的民众互相加持，极端的观念与狭隘的价值观链式反应，曾造成了人类历史上许许多多的灾难。
韩愈写：世有伯乐，然后有千里马。
回望历史的时候，我常常唏嘘，总会升出一种感觉：
伯乐并不是某个人，“伯乐”其实是一种时代气候，在寒风凛冽的年代里，在一种“非黑即白”的世界里，天才的创造力，以及他们人性中所呈现出的灰度，只是一种可供批判与审查的靶子罢了。
面对震耳欲聋的时代洪流，即便是一个注定被后世冠以“伟大”标签的人，也不过是这条大河中一颗身不由己的砂砾罢了。
今天的我们无比恐惧于核战争的残酷，却常常忽视另一种时代气候的凛冽，即极端主义的政治狂热，以及建立在偏狭之上愈加极化的价值观念——
而后者所可能造成的恐怖图景，可能远甚于核弹。
这里是思维补丁，谢谢你的阅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