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首发于赵运涛《历史的错觉》（东方出版社2021年版），经出版方授权发布，作者为对外经济贸易大学教师。
为商纣王翻案的文章已经不少，《论语》里就记载孔子的弟子子贡的话说，商纣王的不善，应该不如传说的那样严重吧，“纣之不善，不如是之甚也”。近人顾颉刚曾发表过一篇文章《纣恶七十事的发生次第》（见《古史辨》第二册），他发现殷纣王共有七十条罪状，都是各朝各代陆续加上去的，比如战国增加二十项，西汉增加二十一项，东晋增加十三项等等。显然这位商朝的末代帝王是被“黑”了，但这些“黑”材料又并非空穴来风，大多是对周武王伐纣时提出的罪状的进一步想象和演绎。
最早在《尚书·牧誓》里，周武王指出商纣王的罪责有：第一，什么都听女人的，“惟妇言是用”，这在后世就演绎出一个狐狸精变的“妲己”来，她成了断送殷商江山的推手；第二，不用贵戚旧臣，“昏弃厥遗王父母弟不迪”，这在后世就想象出残害忠良之事以及残害的方法，如炮烙、挖心之类；第三，祭祀不恭敬，“昏弃厥肆祀，弗答”，这在后世竟演绎出对女娲不敬的小说来。此外，因为殷商人好喝酒，也就有了后世“酒池肉林”的想象。可以说后世商纣王所有的“黑材料”都源于这四点指责。
好色好喝酒，残害忠良，还对上天不恭敬，显然，按照后世的道德标准，这十足是个昏君的形象。可以看出，后世将纣王作为靶子，把沾边的坏事都安在他身上，完全是一种道德攻击。世人多认为商纣王和后世的一切昏庸帝王一样，就是因为道德败坏，所以才会亡国。
真是这样吗？王国维在《殷商制度论》里说，商周的改朝换代，看似是一家一姓的改变，实际上却是文化制度上的大转变，这种转变是后世帝王做梦也想不到的，“殷、周间之大变革，自其表言之，不过一姓一家之兴亡与都邑之移转；自其里言之，则旧制度废而新制度兴，旧文化废而新文化兴。……其心术与规摩，迥非后世帝王所能梦见也”。[王国维：《殷周制度论》，载《王国维文集》（第四卷），中国文史出版社1997 年版，第42 页。]
商纣王最初被认为“坏”，绝非如后世所言，是因为个人道德上有缺陷，而是在文化上，商跟周王朝有着巨大的区别。因而在胜利者周人看来，这位商王帝辛的言行不符合他们的标准，于是他就有了周人给他起的名字“纣”。后世又根据帝王的道德标准，不断地给“纣”添油加醋，才有了我们现在印象中这个商纣王。
那么，现在就让我们拂去后世的蒙尘，摒弃“成王败寇”的观念，从根源上来看看，这位商朝的末代皇帝究竟为何会被抹黑，看看最初，周武王罗列的他的罪责的根据究竟是什么。
首先，我们来看第一点，周武王指责商纣王听女人的话，“惟妇言是用”。这实际上是因为在商朝，女人享有很高的地位，她们不仅可以主持祭祀，还可以参政，有的甚至可以统率军队。妇好墓的发现，也证实了这一点。妇好是商朝第二十三代王武丁的妻子，她曾多次率兵出征，如东南伐夷，西败巴军，立下赫赫战功。晁福林《先秦民俗史》[晁福林：《先秦民俗史》，上海人民出版社2001 年版。]指出，殷商王虽然多妻，但殷商很可能还没有出现周人那种正妻、妾之分。周人实行“媵妾制度”，贵族娶妻，往往会娶一个正妻，陪嫁几个妾，妾的地位不高，她们往往会被殉葬，从中也可看出殷商与周人对待女性的不同。
另外，据《礼记》记载，孔子见过的一种八卦排序是坤卦在前、乾卦在后，与周文王的乾卦在前、坤卦在后不一样，这可能也是殷商人对女性尊崇的表现（后世老子大谈玄牝，崇尚坤，老子的思想可能源于殷商文化的影响）。商文化是农业与游牧并重，从出土的资料来看，商人每次祭祀都要杀几百头牛，这也反映出商人畜牧业的发达，而在畜牧业上，男女分工差距并不大，再加上母系社会的余波，女人的地位也就差不到哪里去，她们的发言权也就可想而知。周人则不同，周人常说是自己的祖先后稷改良了农业生产，周人以农耕为主，男女体力上的差距也就进一步显现出来，这大概就使得在周人的文化里，男人的地位逐渐升高，女人的地位则逐渐下降。在商人的文化里，女人参政很正常；而在周人的文化里，则形成了反对女人干政的观念。
所以，周武王指责商纣王听女人的话，与后世指责帝王沉湎女色是不尽相同的，说到底，乃是文化认知上的差别。但因为有了周武王这一条指责的历史文献存在，在周人“女色祸国”论的影响下，到了春秋时期，人们就“坐实”商纣王就是受到妲己的魅惑而亡国的，《国语·晋语》说，“妲己有宠，于是乎与胶鬲比而亡殷”。到了西汉刘向《列女传》中，妲己就已经被“黑”得体无完肤了，炮烙之刑、酒池肉林、挖比干的心等等，其始作俑者都被认为是妲己：
妲己者，殷纣之妃也。嬖幸于纣。纣材力过人，手格猛兽，智足以拒谏，辩足以饰非，矜人臣以能，高天下以声，以为人皆出己之下，好酒淫乐，不离妲己，妲己之所誉贵之，妲己之所憎诛之。作新淫之声、北鄙之舞、靡靡之乐，收珍物，积之于后宫，谀臣群女咸获所欲，积糟为邱，流酒为池，悬肉为林，使人裸形相逐其闲，为长夜之饮，妲己好之。百姓怨望，诸侯有畔者，纣乃为炮烙之法，膏铜柱，加之炭，令有罪者行其上，辄堕炭中，妲己乃笑。比干谏曰：“不修先王之典法，而用妇言，祸至无日。”纣怒，以为妖言。妲己曰：“吾闻圣人之心有七窍。”于是剖心而观之。囚箕子，微子去之。武王遂受命，兴师伐纣，战于牧野，纣师倒戈，纣乃登廪台，衣宝玉衣而自杀。于是武王遂致天之罚，斩妲己头，悬于小白旗，以为亡纣者是女也。书曰：“牝鸡无晨，牝鸡司晨，惟家之索。”诗云：“君子信盗，乱是用暴，匪其止共，维王之邛。”此之谓也。
《名山记》记载说狐狸是最淫之物，多称自己的名字为阿紫，“狐者，先古之淫妇也，其名曰阿紫，化而为狐。故其怪多自称阿紫”。东晋干宝据此在《搜神记》中塑造了一个专门勾引男人的女狐阿紫，从而使“狐狸精”成为后世淫妇的代名词。骆宾王在讨伐武则天的檄文中用“狐媚偏能惑主”来指责武则天媚惑君主，可见世人对女狐的态度。后世不断在妲己身上“做文章”，也就有了《封神演义》中狐狸精变成的妲己，那个形象就更坏了，她剖孕妇肚、造虿盆，等等，已经到了惨无人道的地步。妲己被“越描越黑”，自然也就是商纣王的进一步被“黑”。
再说第二点，对贵戚旧臣的排挤。王国维曾指出，商王是诸侯之长，而非诸侯之君。也就说当时的诸侯和商王地位是一样的，只不过商王是实力最强的诸侯。《尚书·盘庚》记载，盘庚要迁都，但他必须努力说服大家才行。《尚书·洪范》提出“稽疑从众”，可以看出，个人专断是行不通的。因而，在商朝，无论是外还是内，其结构都是从氏族社会发展而来的贵族共政制度。然而到了商朝末年，战争越来越频繁。在战争中，要想取得胜利必须集中整个国家的力量。在当时的战争中，占卜又是重要的一环，打与不打都由占卜决定，因而集中国家力量实际上就是控制占卜的权力。
出土的甲骨文显示，商末负责管理占卜的贞人的名字很少在甲骨上出现了，这很可能是因为商王实行自占造成的。而占卜机关的管理者往往由各个邦族的首领或者长老担任，商王的这种权力集中必然造成邦族之间的矛盾，于是就有了杀九侯、鄂侯，囚西伯之事。军区产生王权，王的权力不断增大，必然会削弱其他贵族旧臣的权力，也就有了“排挤”之说，这实际上是一场从“共政”到“独断”的王权运动，是历史的发展轨迹使然。而周人则刚刚从氏族社会走出来，他们还保留着氏族共同议政的特征，长老、旧臣因为掌握着大量的知识经验，因而在族内有着崇高的地位，所以在周人看来，商王排斥贵戚旧臣，是不可理喻的，这与周人的精神格格不入。
《史记》里记载了周武王重新修复贵族旧臣共同议政制度之事，“周武王……令修行盘庚之政，殷民大说（悦）”。什么是“盘庚之政”呢？《尚书·盘庚》说“图任旧人共政”，大概就是这一“共政”制度。但毕竟“共政”遭到了破坏，于是到了周初，周人对殷商制度有所损益，发展出自己的一套体系。商纣王的悲剧更像一场历史的悲剧，氏族社会遗留下来的以奴隶作为人殉的遗风随着祖先不断增多，祭祀越来越频繁，造成奴隶的需求不断加大，而为了掠夺奴隶，战争也就越来越频繁，战争又必然造成王权的不断加强，这又和氏族遗留下来的共政传统发生了冲突，造成了王与其他部族首领、与贵族旧臣的矛盾。
总之，所谓的商纣王排斥贵戚旧臣，与后世帝王因忠言逆耳而滥杀无辜不尽相同，这实际上是加强王权的运动和从氏族社会脱胎而来的“共政”制度之间的冲突，是商周文化发展、认知上的差异。而后世不察，就在此条基础上，塑造了一个残害忠良的商纣王形象，说他挖了比干的心，还发明了臭名昭著的炮烙之刑。挖比干的心实则纯属杜撰，炮烙之刑乃是夏桀的发明，这些都是对不用贵族旧臣的想象发挥，而这只不过是在军事活动中，王权不断加强的结果。
再来看第三点，祭祀不恭敬。郭沫若说这是周人的诽谤造谣，因为商人祭祀实际极其频繁。祭祀频繁不假，但说他祭祀不恭敬其实也并非诽谤，这依旧是文化认知上的差异。商人是多神崇拜，如祖先崇拜、各种自然神崇拜，以及对“帝”的崇拜，等等。其中占主要地位的是祖先崇拜，商王朝历史悠久，又足够强大，历史上出现了很多英雄，商人有很强的部族自豪感，他们认为自己的这些先人足够保护自己，因而“帝”的地位也就显得不是那么重要了，它只是和祖先神处在并列的位置。晁福林《先秦民俗史》指出，帝可以降下灾祸，也可以保佑，但与商人的祖先神比较，其能力要小，甚至不如河岳之神灵。商人只向帝问问题，如会不会下雨，却不用祭品祭祀他，商人崇拜的中心是祖先神。
周人则不同，对周人来说昊天上帝的地位已经超过了祖先神。周人历史上一直自称“小邦周”，足见它的弱小。此外，周人为了能联合其他邦族，就必须克服自己部族祖先崇拜的局限性，因而更具有包容性、显得更为强大的“天帝”的崇拜信仰就被提高了。“天”的观念是周人独有的意识，从周初开始，“天”逐渐取代“帝”而成为至神，而自己的祖先则陪在“天帝”左右。周人敬祖先更敬“天”，商人敬祖先，相对而言，对“帝”没有更高的崇拜，这在周人眼里恐怕就成了“弗敬天”。所以周武王指责商纣王祭祀不恭敬，与后世指责君王狂妄自大不同，这实则是商、周祭祀对象偏重不同造成的文化认知差别。而后世却就以此条为基础，演绎出了《封神演义》中对女娲娘娘不尊重的商纣王。
最后，再来谈谈喝酒的问题。周武王在伐纣的时候没有提商人酗酒的事，大概是因为他了解殷商的文化传统。殷商人时常饮酒，这和他们的大量祭祀有关，而绝不是单纯的如后世昏君那般纸醉金迷。商人极度迷信鬼神，在殷商人的眼里，鬼神比活人更有威力，活人解决不了的疑难和祸福，诸如人的生死病疾、天的阴晴冷暖、战争的胜败、田猎的吉凶等等，都要通过占卜请示祖先，祈求祖先给予启示和保佑。于是商人一年中几乎有三百六十天都在祭祀，而祭祀最主要的环节就是喝酒。
周文化与此不同，《礼记·表记》说商人“率民以事神，先鬼而后礼”，说周人“事鬼敬神而远之”，《尚书·酒诰》记载了周公命康叔执行禁酒令的训言，其中提到禁酒最主要的原因，第一点就是太浪费粮食了。我们前文提到，周以农业起家，深知种粮的不易，看到商那样大量饮酒杀牛，心疼啊，真是不知稼穑之艰难！因而周人对商人好喝酒的指责实际上也是文化认知上的差异。后世为了“黑”商纣王，就在此条罪状上做文章。《韩非子》说商纣王没日没夜地喝酒，连日子都忘了，“纣为长夜之饮，欢以失日”。《史记》就说商纣王“以酒为池，县（悬）肉为林”，一水池子的酒，到处都挂满了肉。如果真是这样，那简直太愚蠢了，这实际是对商人喝酒祭祀活动的歪曲罢了。
可以说后世“黑”商纣王的故事都可以追溯到商末周初提及的这几条罪状，但周武王的指责体现的是商周文化的不同。在商人看来很正常的事情，因为商周文化的不同，周人不能理解，所以将其定为罪过。后世又把周人树立的这个“靶子”不断地进行夸大。子贡跟孔子说，“纣之不善，不如是之甚也”，商纣王可能没有传说的那么坏，他还有一句话，“是以君子恶居下流，天下之恶皆归焉”，一个人千万别被别人贴上坏人的标签，否则全天下的坏事都是他干的。
当然，史书中也有为商纣王说好话的，《史记》中说他天资聪颖，闻见甚敏，材力过人，能够徒手与野兽格斗；《帝王世纪》说他力大无穷，能倒着拉九头牛，“能倒曳九牛，抚梁易柱”。但这些好话显然塑造的还是一个靠着蛮力而骄横自大的帝王。
如果商纣王真的特别特别坏的话，贤人伯夷、叔齐为何会出来帮助他阻挡周武王，为何在国灭后不食周粟、采薇而食，最后饿死在首阳山，以身殉国？商纣王的军队为何会那么为他卖命，仗打得血流漂杵？
郭沫若说：“殷辛（商纣王）之功迈周武，殷辛之罪有莫须。殷辛之名当恢复，殷辛之冤当解除。”[郭沫若：《豫秦晋纪游二十九首》，《光明日报》1959 年。]他也认为商纣王是受了莫须有的冤枉。我们从商周文化的冲突中，终于明白后世抹黑他的根源在哪里，他最初为什么会被抹黑了。而出土的材料也逐渐让我们认识到了他的功绩：他对外开疆拓土，奠定了后世大一统的王朝格局；他对内改革，加强王权，到了周初，王终于不再是诸侯之长，而成了诸侯之君，君臣之分已定。这位商朝末代帝王对后世的实际影响，恐怕也是后人做梦都不曾想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