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线建设时期，三线工厂实行军事化，军工人既要搞生产，还要搞农业，人人斗志昂扬，生产热火朝天，至今让人难忘。
上世纪七十年代，我在山西闻喜总后三五三一工厂当宣传干事。当时，厂里规定，科室干部每年要抽一个月时间轮流去农场劳动锻炼，每周则要抽一天时间去车间劳动。
工厂办农场，当时是落实毛主席的“五•七”指示，也是为了给职工们解决一点口粮，改善一下生活。三五三一工厂在距厂50里外的礼元镇租了百十亩盐碱地，挖渠、打井，又不远千里从内蒙古买来羊粪，便开始种水稻。我头一年就荣幸的被抽去战天斗地。
阳春三月，在南方早已是万木葱茏，但是在西北黄土高原上，料峭春寒，乍暖还寒，春天的暖意还远未到来。来到农场第二天，我带着5名班员，抬着丈把长的方木，雄纠纠、气昂昂的去平水田。到田边一看，大伙不由得倒吸一口冷气——昨夜的寒风刮得水田里结了一层薄冰，明晃晃、冷森森的。“跳”，我喊了一声，脱掉鞋袜，挽起裤腿，第一个跳进水田。顿时，一股彻骨的寒气袭遍全身，上下牙不听使唤，直打哆嗦。5位兄弟见我身先士卒，纷纷跳将下来，把绳子与方木捆好，立马在泥田里拉拖起来。
大伙一边拖拉，一边高呼着：“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的口号，不一会儿，就把一田的薄冰全搅碎了。工间小憩，大伙坐在田埂上抽着烟闲侃，个个小腿被冰碴划的满是血口子却没有一个人在意。调皮的王干事掏出一把瓜子笑嘻嘻的朝班里年龄最大的陈干事叫道：“老陈，你学个鸭子叫，我这瓜子全归你”。患有口吃的老陈憨厚一笑：“我不、学，学、鸭子叫，也不吃你的瓜、瓜、瓜子”。大伙一阵哄笑。就这样，大伙以苦为乐，一口气干了十多天，平整了100多亩水田。
半个月后，开始插秧。我们这些“旱鸭子”，全都是“大姑娘上轿——头一回”。秧苗到了手里，怎么也栽不到正经地方。从部队请来的技术员耐着性子给大伙示范，总算带出了一批徒弟。我和李干事、王干事算是班里“优秀插秧手”，每天分配的任务自然得由我们扛大头。这活儿看似不重，其实远比割麦子还累。人高马大的小伙子整天弯着腰在泥水里退着走，浑身那个难受劲，决不是“酸痛”二字能概括得了的。傍晚收工后，大伙一个个东倒西歪的走回宿舍，胡乱扒几口饭，就一个个上床“挺尸”了，人累极了，才感到最可爱的东西就是铺板。
转天一早上，起床哨子一响，人们又像打了强心针一样，一个个精神抖擞奔向田里。王干事一路嘴不停闲：“天将降大任与斯人也，必先劳其筋骨……”。六、七天后，插秧战斗结束，我们也转入总结阶段。许多人在总结中都写下了：“晒黑了脸，炼红了心”这一重大收获。
秋收时节，我们又经历了割稻子，打谷子的劳动锻炼，收获了沉甸甸的希望，后来全厂每个职工分得10斤白花花的大米。当我蒸出第一盒米饭时，久久不忍心下筷子，至今也说不清那是一种什么滋味。
经历三线“250”大会战
大会战的提法，应该是始于上世纪1960年代初的大庆石油大会战。大会战体现的是一种艰苦奋斗、拼搏进取、群策群力的大无畏的革命斗志，有条件要上，没有条件创造条件也要上的革命加拼命的英雄主义精神。1970年，我就经历了这样一场终生难忘的三线大会战。
1970年初，我所在的三五三一工厂刚刚建成投产。作为一家新建的三线工厂，有些设备尚未完全到位，一线职工都是清一色的青工，技术经验都比较生涩，需要一个逐步熟练的过程。但是，就是在这种情况下，总后勤部向年轻的工厂下达了当年生产机制解放胶鞋250万双的任务。
军令如山倒，新组建的工厂顿时沸腾了。从厂领导到每个职工都在思考：这么重的任务怎么完成？
当时正值十年期间，制鞋的模压成型机迟迟不能到位，经过技术人员测算感到时间太紧，完成任务困难重重。厂党委经过慎重研究后，决定发动全厂职工开展一场生产大会战，当时叫“250”大会战，并提出了“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突出（无产阶级政治）、拼命干，誓死完成250万”的战斗口号。在会战动员大会上，许多机关干部、技术人员纷纷要求到一线车间去，宁可掉几斤肉，脱一层皮，也要坚决完成250万双解放鞋。
会后，厂长、政委亲自挂帅指挥，派出最得力人员到成型机厂家催货，并用汽车直接拉回厂后连夜安装。工厂所有技术钳工，“白加黑，6+1”连轴换，集中力量赶制模具，终于在当年八月底前安装完成全部成型机。而这时，离年底只剩四个月，任务还有三分之二。厂里立刻进行了再动员，把参战职工分成两班，每班12小时，两头见面；部分科室干部下到车间，或担任带班，或顶岗生产，星期天早就忘在脑后了；许多工人，换班后也不回家，找个地方眯瞪一会，醒来接着干。有的工人感冒发烧，下班后吃点药、打打针，第二天照样不下火线。
厂领导和车间领导考虑到一线职工连日疲劳，就到生产线上去催去撵，但工人们从前门出来，又从后门进去。许多领导和科室干部争相到一线给工人送水送饭。有些计划结婚的工人，自动推迟了婚期，实在不能推迟了，只请一天婚假，第二天照常上班；一些职工家属和不上学的孩子们也到车间帮着打杂，干力所能及的活。那个年代，加班费一分没有，更别提什么轮休、倒休的。人们高昂的政治热情和冲天的干劲，真是感天动地，现在想起来还是让人激动不已。
会战期间，我们政治处宣传科的几名同志，每天到车间至少两次，分别在两个班次搜集好人好事，回到办公室立即埋头写稿，编写当天战况简报，广播里播的全部是今日会战新闻。记得那时为了有现场感，每次下车间时，我都把厂广播室有十几斤重的大录音机提上，现场录制工人们的声音，编播后效果特好。我们还带着相机，随访随拍，连夜进暗室冲印，把照片放大配诗贴在宣传橱窗里，有特别好的图片，还要制成幻灯片，放电影前先演播一遍。各车间门口的黑板报，每周一换，也全都是会战的内容。车间的工人通讯员坚持每天班后写稿。我们常常忙到晚上12点才能睡一会，第二天早上，起床号一响，又赶忙往车间里跑。
经过全厂职工的奋战，1970年底，250万双解放鞋任务超额完成。为此厂里特别举行会餐庆贺，当厂长大声宣布会战胜利结束时，许多职工互相拥抱，激动地流下了热泪。
那时候的人们就是有一股冲天干劲，全厂上下心往一处想，劲儿往一处使，同心同德，拧成一股绳，什么困难都能克服，什么艰巨的任务都能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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