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今天河南省新乡市市区，有一个牧野广场和一个牧野公园，纪念着三千年前这里发生的一场战争——牧野之战。牧野之战是中国历史上一次著名的战争，也是一场王朝的革命。据“夏商周断代工程”的研究，战争爆发在公元前1046年1月20日。当天以周武王为首的诸侯联军击溃商纣王的主力部队，之后攻入商都、灭亡商朝；然后武王即位、建立周朝。著名的历史神魔小说《封神演义》，即以历史上的这场改朝换代战争为背景。
《封神演义》的想象与“邑制国家”的现实
在《封神演义》里，商王朝大致是这样的国家形态：
整个商王朝由天子直辖的商王国与八百诸侯组成，这八百诸侯平均分布在商国的东、南、西、北四方，诸侯都称“侯”，比如北方有冀州侯苏护、曹州侯崇黑虎；而每方又设置一个“伯侯”作为二百诸侯的统帅，比如在苏护和崇黑虎之上有北伯侯崇侯虎，此外还有东伯侯姜桓楚、南伯侯鄂崇禹、西伯侯姬昌三位伯侯。这八百诸侯，在自己国家有一定独立性，可以世袭治理本国；但他们同时又是商纣王之臣，有朝见、纳贡和随从作战等义务。
商王朝的国都是朝歌，中央官僚的核心人物有太师闻仲、首相商容、亚相比干、镇国武成王黄飞虎等，其余有上大夫、中大夫、下大夫若干人，姜子牙做过下大夫；此外还有七王子，除比干外其他六人似无职权。在地方则有直辖中央的道、州、府、县、镇等行政区划，如张奎镇守的渑池县；在商王国内外还设有若干关卡，如朝歌到西岐要经过临潼关、潼关等五关，守将被称为总兵。在商王国内部，商约王有绝对专制的权力，与后世的皇帝区别不大。
但是，《封神演义》毕竟是诞生于明代中后期的通俗小说，明代至商周之际本身就隔了两千多年，而通俗小说又是大众文学，内容不可避免受到后世制度和文化的影响。而且，中国历史在春秋战国时期发生了一场社会大变革，变革前后的社会形态完全不同，那么即使是战国秦汉时期的人，在书写商周春秋史时，也出现不少“以今度古”“托古改制”的现象，为我们理解殷商疆域与国际社会增加了不少难度。
那么，历史上真实的殷商国家到底是一副什么样的面貌呢?
倘若我们翻开谭其骧先生主编的《中国历史地图集》，就会发现春秋战国前后的地图有明显的区别，战国以后的政权之间存在国界线、政权内部存在行政区划，但这在春秋以前的地图里是看不到的。这其实就是国家学说中“邑制国家”与“领土国家”的区别。
“领土国家”有明确的领土范围官僚网络、税收制度，境内不允许半独立国家存在；“邑制国家”则相反没有明确的领土范围、官僚网络，国家由若干邑组成，邑与邑之间存在等级与从属关系，属邑为主邑承担劳役贡赋职责，除了一个最高的中心城邑外，其他城邑都可以视为半独立国家。正因如此，“邑制国家”版图上不存在行政区划，因为它们并非统一国家；同时也不存在国界线，因为它们人口规模往往很小，相互之间有较大空地甚至敌人。
很明显，这种“邑制国家”符合我国三代春秋国家形态，组成这些若干个邑的主体是父系大家族而非后世个体家庭，文献中一般称为“氏”或“族”，今天往往也称为“氏族”。因为当时铁犁牛耕技术还没有发明推广，个体家庭无法从事农业生产，只能以家族为单位集体生产。这样一来，家庭与个人只能依附于家族生活，家族既是一个社会组织，也是一个政治组织，还是一个军事组织；族长即是一族之长，也是一族之君，又是一族之帅。
大概了解了“邑制国家”的特征后，我们就能理解为什么商朝地图这样画。简单说，“邑制国家”就是若干个点，而“领土国家”就是若干个分裂的片或一个统一的面。为什么说秦始皇第一次统一中国？是因为夏商周从来就不是统一的王朝。商王真正直属的区域，其实也就只有都城“大邑商”一处，一座都城亦即一个国家。而在商国之外的族邑，他们则为商国承担不同的义务；当然，他们也可能是中立方；甚至时降时叛，成为商国的敌人。
至于他们为商国承担义务的方式，以是否在商王国任职为区别，分为“内服”与“外服”。不过，内服与外服不等于后世的中央与地方，因为不管内服职官还是外服职官，本身都是半独立的一国之君；尽管内服职官在中央任职，受到商王的约束较强，但严格来说，他的族邑或封国，没有成为商国的一部分。《诗经·商颂·玄鸟》说的“邦畿千里，维民所止”更多只是一种美化的成分，或者说是只受到商王朝影响力波及的地区。
殷商的疆域：商国、内服与外服
在周初文献《尚书·酒诰》里，提到了殷商的内外服制度是“越在外服，侯、甸、男、卫，邦伯；越在内服，百僚、庶尹、惟亚、惟服、宗工，越百姓、里居”。相对来说，“内服”多是商王的亲属，对商国更多是统属的关系；而“外服”更多是服从的异邦，对商国更多是平等的关系。
在外服职官里，最重要的就是“侯”。在甲骨文、金文里，“侯”像箭矢集中于箭靶的样子，引申为负责侦察的“斥候”，“为王斥候也”，再引申为军事长官。“某侯”也作“侯某”，族名、人名、地名往往三合一。在殷墟甲骨文中就记载了商王后妇好与“侯告”伐夷方的事件，此外还出现了“周侯”内容，一般认为这个“周侯”就是被商王册封的周族首领，印证了传世文献中商王对季历、文王册封的记载。
除了侯服外，外服还有甸服、男服、卫服，“甸，田也，治田入谷也”“男，任也，任王事”“卫，为王捍卫也”，分别为商王承担某些职事。除此之外，可能还存在“犬服”与“牧服”分别承担田猎和畜牧职事。当然，这些职事都并非是专职全职。早在1955年，历史学家徐中舒先生就指出商代外服制类似古代西南少数民族中的指定服役制度，即不少村寨为土司世代承担某种服役，包括侍从、家务、卑贱农业、工商等方面，但自身都没有脱离农业生产。
当然，指定服役制度应该不限于外服，同样也包括内服。内服的“百僚”指众多的官署，“庶尹”指众多的长官，“亚”指次官，“服”指具体指挥服事的职官，“宗工”“百姓”即从事服役的各族族长，“里居（君）”指族长兼任地域长官。这样看来，商代内服有了一定的政府雏形，初步形成了集权政体。但不同于后世的是，这些中央职官往往是一族之君，率领自己整个家族为商国服事。《封神演义》这样的专制政体，在商周时期并不存在。
至于商代内服具体的职事，卢中阳先生认为包括亚、射、戍、马、百工、宁等。“亚”是一种军事职务，牧野之战时周军也有“亚旅”；“射”本义是射箭、“戍”本义是戍卫、“马”本义是马匹，其实主要都是军事职务；“（百）工”主要是手工业活动；“宁（㝉）主要是负责贮藏。这些内服职官往往出身于商王族，被称为“多子族”。相对于反复无常的外服，他们与商王国的联系密切得多，一般不会出现时服时叛的情况。
内服和外服虽然有五花八门名号，但具体的服事往往不分彼此，其实这正是社会发展的结果，但有一些专业化较高的职事，家族化倾向仍然很重。
举个例子，《封神演义》中周营有个拿斧头的武将辛甲，其实此人本身是辛国（有莘氏）国君，从商投周后担任太史职务，太史一职涉及天文历法，专业化较高。直到平王东迁时，周太史仍然由辛国国君辛有担任；甚至辛有之子辛董到晋国仍然担任太史。著名的良史董狐就是辛有之后，为什么晋国权臣赵盾拿董狐没办法？为什么齐国权臣崔杼杀齐太史杀到手软，也无法找心腹替代而作罢？其实正因为“太史”这一专业化职事世代由他们家族担任。
综上，殷商的疆域实际上是个很难界定的范围。按照宋镇豪先生的说法，大邑商的边界被称为“四鄙”，“四鄙”之外就是“四奠”，也就是内服所在的区域；“四奠”之外就是“四土或“四方”，也就是外服所在的区域；“四方”之外的是“四至”，也就是商人所知最远之处。当然，这样的称呼只是一种观念，殷商疆域并不是一个正方形套正方形，而是若干个族邑呈现犬牙交错的状态。
如果以商王直辖的族邑为准，那么实际上商王国中后期只有“大邑商”一个据点，在今天河南省北部安阳、淇县一带；如果要把内服职官的若干族邑纳入，那么商王朝的版图呈现多个据点的情况，这些据点分布在今天的河南省北部、中部、东部以及河北省南部，即后世所说的“王畿”，这一带是商王朝的核心统治范围。武王伐纣一举攻灭商朝后，据《逸周书》记载之后迅速发兵攻略这片区域，并且设置“三监”进行管辖。
如果把外服职官的若干族邑算入，那么商王朝的版图仍然呈现多个据点的情况。不过从商朝中期到商朝后期，外服势力应该经历了很大的收缩。据《中国考古学·夏商卷》，从考古发现的商文化分布范围看，中商时期就几乎东到山东泰山、沂山一线，西到陕西岐山、扶风一线，北到长城，南达长江。但是到商朝后期，今天湖北、陕西、山西、江苏已经被其他考古学文化取代。虽然考古面貌不完全等于外服关系，但整体来看应该也反映了这类情况。
殷商的国际社会
《酒诰》里还提到一个“邦伯”，其实这个“邦伯”既不属于外服，也不属于内服。“邦”在甲骨文象征种树于疆界，本义就是国。“伯”在甲骨文像大拇指，引申为兄弟最长者，进一步引申为国君。所以在股墟甲骨文中就提到“多白（伯）正（征）孟方白炎”，这个炎就是孟方的国君，被多位方国国君征伐。由此可见，“（邦）伯”是对方国首领的称呼，他们的国家（族邑）一般被称为“方”。方国本无服，与商王朝并列，但可通过臣属被改造为外服。
《国家宝藏》第一季里，河南博物院展示了一件“妇好鸮尊”，这是商王武丁王后妇好墓出土的随葬品，节目当时还情景再现了甲骨文中的一次战争，当时武丁攻打“巴方”，他亲自率领大军从东袭击，而妇好则率领伏兵等待。前文还提到妇好亲率大军，与外服“侯告”一起伐东边“夷方”；除此之外，他还有攻打西北的“羌方”、北边的“土方”的记录。这里的巴方、夷方、羌方、土方以及邛方、鬼方，都是商王朝中期的大敌。
“鬼方”这个名字看起来恐怖，其实这种称呼更可能只是商人的蔑称，并非鬼方人的自称。鬼方分布在今天秦晋一带，《封神演义》的东伯侯姜桓楚原型就是《史记》中入商为三公、嫁女于纣王的鬼侯。但《史记》这个设定是有问题的，不但甲骨文没有鬼方封侯的记录，而且就算封侯了也属于外服集团，不可能进入内服参政。至于《封神演义》制造出的“伯侯”这个称呼也不存在，周代倒是有“侯伯”“方伯”，即诸侯的伯（霸）主。
殷墟甲骨文也有“周方”，一般认为这个“周方”就是周朝的前身；周原甲骨文中也发现了“册周方伯”，这个“周方伯”明显就是周国国君。不过对于这个“册”的含义有争议，一说是册祭（杀）、一说是册封、一说是征伐，联系商朝末年复杂的商周关系看，这几种说法都有一定依据。重点是根据我们对甲骨文“方伯”的解读，似乎不是文献中的“诸侯之长”之义，而仅仅是对方国国君的称呼，那么周文王的“周方伯”可能并不是“西伯”的意思。
与《封神演义》商纣王初期的四海升平，仅有北海、东海局部叛乱不同，商朝晚期实际上已经内外交困了。周太王、周王季对应的商王武乙、文丁时期，北方部族“方方”与西方部族“召方”，是商朝最大的敌人，周人也正是在这个时间段内迅速崛起。到周文王、周武王对应的商王帝乙、帝辛（商纣）时期，西方的孟方、东南的夷方和林方成为商朝的敌人。
后来商朝的灭亡，实际上就是由于不少外服叛变成了方国。如“周侯”变成“周方”，周文王、周武王成为商纣的敌国，而并非像《封神演义》一样，灭商完全来源于姜子牙的主张；同时一些内服国君也抛弃了纣王，如文献中的微子、箕子、比干这些人，他们并非《封神演义》里的“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的臣子，可能都有自己的封地和族众。牧野之战的商军倒戈，当然也不会是什么奴隶军团，他们应该就是内服族众组成的军队。
尽管商人在对方国的称呼中有一些可能涉嫌歧视的词汇，比如“鬼”“羌（羊）”，但大体来说还没有“华夷之辨”的观念。“蛮夷戎狄”的概念是周代才形成的，在甲骨文里，商代的“夷”只是东方方国“夷方”之名；“戎”本义是兵器引申为战争；“蛮”和“狄”在商代文字里还不存在。当然商人也没有以“华”“夏”自称过，只是自称“大邑商”“天邑商”“中商”等等，后来“中国”“中原”的称呼也都是以商为坐标。
最后要说的是，大家可能会发现在以上内服、外服、无服的称呼里，外服的“侯”“男”、内服的“子”和无服的“伯”都就位了，相对于周代五等爵就缺一个“公”。其实，商代的“公”也是有的，但不是生人尊号“三公”，而是指受祭的旁系先祖，与先王进行区别。其实，周代的五等爵追根溯源，就来源于商代的这些称呼。当然，其中还经历了很大的变化，这就不是本文讨论的话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