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对中国经济的下行压力，面对中国经济的需求不足，为什么没有经济学家敢于明明白白地说出：中国需要扩张性财政政策和扩张性货币政策组合？第一，这恐怕与中央定调“稳健货币政策”有关；第二，这恐怕与扩张性货币政策容易让人理解为“大水漫灌”，并引发通胀预期有关。所以，现在读些政策建议很费劲，似乎唯恐那句话说得太直白，于是读者读起来就比较绕，左右逢源，晦涩圆滑。不知道决策者读到这类建议是否也有同感？
不过，也有例外。比如上海财大校长刘元春先生就相对直白，他敢直指中国货币政策绝非失灵，而是存在错误；还有中国社科院学部委员余永定先生。最近，余先生居然公开撰文指出：“自2010年来，中国经济增速持续下降，从10%降至2019年的6%。如果按照季度数据来看，则下降趋势更为明显，几乎为逐季度下降，整体增速下降了近一半。为了扭转这种趋势，中国应当确定十分简单的宏观经济政策目标，即稳定增长、稳定就业，无需过多担心通货膨胀。”
为此，余先生再次建议：中国必须采用财政和货币“双扩张政策”相互配合。而且，未来货币政策更加有效，中国央行应当在二级市场购买国债，而在经济低迷之时，央行甚至可以通过一级市场收购国债。
这不是主张“财政赤字货币化”吗？错。钱有两大用途：用于投资则为资本；用于消费则为货币。余先生的主张是：政府负债投向公共基础设施和养老、教育等公共领域，这都是可对国家经济未来发挥重大积极作用的领域，所以这是“财政赤字资本化”。现在，恰恰是那些大声反对“财政赤字货币化”的人，他们在呼吁“政府应当发钱拉动消费”，这其实才是真真正正的“财政赤字货币化”。
此外，余先生研究指出了中国货币政策为什么存在传导不畅的问题。比如，他用统计数据揭示：“中国的市场基准利率DR007某些时期在相当长时间内低于央行政策利率”的特殊现象，并由此得出结论：这“似乎可以说明政策利率在一定程度上没有对市场利率发挥有效调控作用”。余先生指出的问题在我们看来，这恰恰是“金融短期化”的必然结果。过多的资金堆积在短端，不管政策利率高低，短期利率都会很低；与之相对的是刘元春明确指出的问题：长期信贷利率、尤其是对民间资本的信贷利率非常高，实际成本超过10%。
至于化解地方政府债务风险，余永定特别强调指出：“中国目前的财政状况和货币政策空间使政府有能力解决地方政府债的问题，所以需要抓紧时间赶紧解决，不要拖延。但不能等地方政府债问题解决了之后，才把执行扩张性财政政策问题提上日程。经济增速下降只会使地方债问题进一步恶化。”
实际上，把政府债务当成货币政策操作工具，则可以大大提高政府债务的发行能力，大大降低政府债务的存量成本，更是货币政策回归本源——以政府信用作为货币基础的必然要求。余先生坦陈：中国国债市场规模过小，应当着力扩大。他甚至勇敢地承认：“1996年我们访问日本大藏省时，大藏省就强调财政赤字率不能突破3%，债务对GDP的比不能突破6%，当时我认为他们说得非常对，后来知道这种看法是错误的。”
作为新闻领域的学者，我们不仅认同而且非常钦佩余先生的严谨与直白的学术态度，如此给出的政策建议才真有意义，而那些“圆滑、甚至模棱两可”的政策建议应当越少越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