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千年前的革命
公元前11世纪，中国历史上发生了一场重大事件——商周革命。周国本来是活动在关中平原一带的商朝附庸小邦，国君周文王开始反商。文王去世后，子武王率领诸侯联军在牧野（今河南新乡）大败商朝军队，之后攻入商朝都城朝歌（今河南淇县），商纣王自杀。武王定都镐京（今陕西西安），建立周朝，封纣王子武庚为商国国君，以武王三弟管叔、蔡叔、霍叔为“三监”监管。武王大约在位四年后去世，因子成王年幼，由武王之弟周公旦摄政。
周公旦的摄政，引来“三监”猜忌。武庚趁机联合“三监”反叛，又有东夷部落加入。之后，周公率领大军东征，消灭了武庚与“三监”，并将战线拉到东方。为了加强对中原地区和东方的统治，周公旦又主持修建东都洛邑（今河南洛阳），并推行了分封制，将周族子弟、姻亲功臣等分封出去建立诸侯国。之后，周公旦又进行了“制礼作乐”，规定了一套礼乐制度，并且提出了“敬天保民”“明德慎罚”等一系列政治思想，周王朝才进入了稳定发展时期。
古人对于“商周革命”的评价非常高。战国大思想家孟子阅读《尚书·武成》篇，见到其中有武王伐纣“血流漂杵”的记录，也就是战争非常残酷，鲜血把盾牌都漂浮了起来。孟子表示不相信，他认为，尽信《书》不如无《书》啊，武王是无敌于天下的仁者，以最仁的去讨伐最不仁的，怎么会“血流漂杵”这么惨烈呢？他还认为，纣王是危害仁爱、伤害道义的“独夫”，武王杀的是独夫纣，并非以下犯上、以臣弑君。
可见，至晚在战国时期，就有把商周革命赋予明显道德化的色彩。既然商周革命是吊民伐罪，那么商纣就应该是个彻头彻尾的昏君加暴君。所以，自战国以来的文献中，对纣王罪状的批判也接连不断。在文人的笔下，纣王就是个奢侈无度、宠幸奸臣、疏远贤臣、滥用酷刑、杀害忠良的十恶不赦之君；而与之相反，周文王、周武王、周公旦都是圣王贤者。明代神魔小说《封神演义》，也即是以商周革命作为背景，将神魔故事与历史记载融为一炉。
但这样的解释，自古就有人质疑。孔子弟子子贡就认为，纣王并没有这么坏，只不过纣王是失败者，所以一切罪名都归于他的头上。近代学者顾颉刚先生有《纣恶七十事发生的次第》一文，认真梳理了关于纣王罪状的历史文献，发现有一个明显的随着时间推移而逐渐增多的规律，而在周初《尚书》中，纣王的最大罪名不过是“酗酒”而已。而在据说是《尚书》遗篇的《逸周书》里，也有武王克商后，大行杀戮并且使用人祭的记录。
那么，商周革命的历史背景到底是什么样的呢？因为史料的空缺，留给后人无数的遐想。清华大学李硕博士这本《翦商：殷周之变与华夏新生》（以下简称“翦商”），正是从一个全新角度探求商周革命的历史著作。
《翦商》讲了什么？
《翦商》于2022年由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其系作者于2012年发表于《读库1205》上一文《周灭商与华夏新生》一文的扩充版，可谓是“十年磨一剑”了。“翦商”一词，出自《诗·鲁颂·閟宫》：“后稷之孙，实维大王，居岐之阳，实始翦商。”说的是后稷的后人周大（太）王，定居在岐山（今陕西岐山）的南面，实际开启了翦（剪）除商朝的进程。周太王是文王的祖父，被认为是周国的肇建者。
所谓“殷周之变与华夏新生”，作者不仅强调了商周革命前后时代变化，而且还点明了华夏文明得以新生。这种说法，可以溯源于上世纪王国维先生的《殷周制度论》，王老认为“中国政治与文化之变革，莫剧于殷、周之际”，而周人制度与商朝最大的区别，在于确定了立子立嫡制和衍生的宗法、丧服、分封、君臣，以及庙数、同姓不婚制度。《翦商》一书明显也支持王老的中心论点，但给出具体的论据却不同，作者是从“人祭”的角度来论述。
“人祭”也称人牲，是古代将人杀死祭祀神灵、祖先的一种风俗；与之类似又容易混淆的一个概念是“人殉”，“人殉”是古代将人杀死为墓主陪葬的一种风俗。两者的区别在于，人祭是将人杀死后让神灵食用，所以人祭的对象一般是战俘、敌人；而人殉是将人杀死后，使其在另一个世界继续为墓主服务，所以人祭的对象一般是墓主生前的近侍、亲随。最早最系统研究人祭与人牲的，是考古学者黄展岳的《古代人牲人殉通论》（以下简称《通论》）一书。
《通论》列举了殷墟出土了三处祭祀坑，并指出它们“时代均属殷墟前期”，作者同时还引用了胡厚宣先生对甲骨文中人牲记录的统计，同样发现集中在殷墟早期，而往后逐渐减少。故作者认为，“青壮年俘虏中已有相当一部分转化为生产奴隶，这是生产进步的必然结果”。不过，《翦商》的作者却较真地查看了三个祭祀坑的考古报告，从而得出结论，《通论》中提到的三处祭祀坑有两处属于殷墟末期，另外一处（小屯南地H33）则时间不详。
笔者核对了三份考古报告，发现前两处正如《翦商》所言，但第三处又如《通论》所言是殷墟前期遗址（见《考古学集刊09》P124），这反映《翦商》也存在疏漏。至于甲骨文反映的人祭现象逐渐减少，《翦商》解释是祭祀制度的变化，导致样本不能代表真实比例。这实际上是作者推测。但这些构成了《翦商》的论证基础，即人祭制度在商朝末期发展到顶峰。而周人也帮助商人捕获人祭，到周公旦时才废除人祭，并毁灭前朝相关档案，华夏得以新生。
作者另外反复强调的一部作品是《周易》。《周易》是儒家“五经”之一，分为《古经》和《大传》两部分。传统一般认为，《古经》是文王作品，记录的占卜资料；《大传》是孔子作品，是儒家对《古经》的解释补充。现代解释更宽泛，把《古经》理解为商末周初作品，《大传》是战国西汉儒家作品。而在作者看来，《古经》是文王的作品，是文王翦商的记录，其中暗藏大量人祭信息；周公为了掩盖这些信息，作《象传》（《大传》之一）来刻意曲解。
《殷周制度论》的印证与发扬
《周灭商与华夏新生》一文笔者早有拜读，对其汪洋恣肆的文笔、大气磅礴的气势和天马行空的想象非常钦佩，读之有史诗之感。《翦商》一书延续了《周灭商与华夏新生》的基本论点和论证方式，某些论点趋于保守（如之前认为商是食人族），又补充了大量关于人祭的考古资料。作为一位魏晋史博士，能够写出一部这样有分量的先秦史著作，实属难得。更为难得是竟一时洛阳纸贵，使得商周史这个非常冷门的断代走进大众视野，极具科普之功。
不过，笔者也发现《翦商》中存在的一些问题，往往都有立场先行之嫌。
如前所述，作者对于小屯南地H33的祭祀坑的断代失察；而对于甲骨文中的信息又以样本不能反映全体称之，又没有具体的论证。诚然，考古发现不能代表历史事实，但毕竟要讲究“有一分证据说一分话”。至于对《周易》的解释，亦有不少穿凿附会之嫌，如作者根据只言片语，竟得出文王在商与武庚、妲己有联络的结论；甚至还有完全虚构的情节，如文王子伯邑考与吕尚邑姜先在商都相识，文王与吕尚也就互相认识进而结盟了。
除了完全出于想象的观点外，《翦商》中不少观点虽有依据，但非通说。如认为《象传》是周公所作；如认为《周易》暗示伯邑考被做成人祭且为文王食用，并在后世史料中隐秘流传。而按照顾颉刚先生观点，这些史料本就是层累形成的不可靠记录；如对“周”字的解释，先是认为周字代表周围，后又认为周字从“用”“口”，象征周人为商人提供人牲。此二说既未能自洽，而后者又以《说文》为依据，并不符合商周文字字形，“周”更可能是“雕”的初文。
此外，《翦商》还有一些明显的讹误。如称二里头-夏朝存在近四百年，但抛开二里头性质争议，其绝对年代是前1750-前1520年，顶多算夏朝晚期都城；如认为王子孝己在西晋之前没有记录，实际上战国《吕氏春秋》就有；如认为崇国国君都可以叫崇侯虎，并以西周虢仲虢叔举例，但虎是私名；如认为狄人姓隗，但这只是赤狄；如认为春秋齐侯丰作了一件尊彝，实际上是西周丰国国君作为了一套青铜器；甚至使用《伪古文尚书·泰誓》的材料……
不过，《翦商》仍是一部瑕不掩瑜的著作，它为我们提供了商周史的另一种书写，既是《殷周制度论》的一次印证和发扬，又为通俗著作的写作提供了模范作用。当然，笔者认为，《翦商》整体上还不能动摇《通论》的观点，即人祭制度应该是随着时代演进而慢慢消亡的；至于商周之际的制度兴替，更多还应视为继承而非革新，而真正从根本上影响古代社会面貌的事件，应当还是春秋战国之际的社会大变革，这也是目前的主流观点。
附：《翦商》商榷五十则
01、P1，作者认为《古代人牲人殉通论》中所谓三座殷墟前期的人祭坑，两座是殷墟后期，一座时间不详；实际上根据考古报告，两座确实是殷墟后期，而另一座确实也是殷墟前期。至于《通论》中指出的甲骨卜辞献祭人数减少的问题，作者在P31推测样本未必代表真实比例，背后原因是祭祀制度不同，此说为猜测。（见《考古学集刊09》P124）
02、P44，作者称顾颉刚发现禹从虫，以此证明禹与虫有关；其实，禹的古字与虫无关，是顾老通过《说文解字》作出的假设，经过他人批评后，已经抛弃了这一假设；作者称“姒”的“以”部写法为蛇形，但“以”在甲骨文中只有带领的意思，不能证明“姒”与“蛇”有关。（见《古史辨·第一册·答柳翼谋先生》《古史辨·第二册·自序》、裘锡圭《甲骨文字考释·说以》）
03、P69，作者称二里头-夏朝稳定存续近四百年，是把二里头等同于夏朝了。实际上，抛开二里头性质争议不说，二里头绝对年代是前1750-前1520年，顶多只能算夏朝晚期的都城。（见许宏《溯源中国》）
04、P91，作者称上古时代女子未婚生育据说是母系社会，实际上这是后世美化祖先的说法，认为祖先是神的儿子，母系社会说是建国后史学家照搬摩尔根理论的产物，但在现代民族学中已经过时。（见童恩正《摩尔根模式与中国的原始社会史研究》、王家范《“母系论”质疑》等）
05、P99，作者称商代金文有“玄鸟妇”的记载，此说李学勤先生有文章质疑，认为商代不存在“玄鸟”记录。（见李学勤《〈夏小正〉经传中的若干问题》
06、P203，作者称司母戊方鼎的主人是妇妌，P213又称妇井，字形似应统一；P235又称后母辛、后（司）母戊，字形也应统一。且当以“司母”或“㚸”为是。（见李维明《司母戊鼎还有多少待解之谜》、裘锡圭《说“㚸”》等）
07、P216，作者认为小臣是王的私家奴仆，实际上似应为后备官员。（见王进锋《殷商时期的小臣》）
08、P242，作者认为王子孝己在西晋《帝王世纪》之前没有记载，实际上战国《吕氏春秋》就有记录。（见《吕氏春秋》）
09、P247，作者认为妇好家族出自王室，此说有争议，个人认为不对；同页，作者认为妇某的称呼专用于商族血统的后妃，此说不知何据？妇当为女子之通称。（见曹定云《“妇好”乃“子方”之女》）
10、P277，作者认为甲骨文有崇侯虎和崇侯，此说来自胡厚宣先生释文，亦有说此“崇”字当为“蒙”，总之认为“崇”证据不足。（见王宇信《商代国家与社会》）
11、P279，作者认为虢仲和虢叔的后代都可以称虢仲和虢叔，所以崇国历代国君都可以称崇侯虎。此说不当，称崇侯可以，而称崇侯虎不行，因为虎是私名。
12、P289，作者认为《生民》诗篇反映的是母系和父系交替时代，误同前P91，母系和父系并非前后交替时代。
13、P293，作者认为狄人族姓是隗，实际上这只是赤狄之姓，狄族还包括漆姓长狄、姮（姬？）姓白狄、姬姓中山国等，戎狄基本可以等同，往往合称，并非作者说的戎更亲近、狄更疏远。
14、P306，作者认为上古族姓多用女字可能与女性始祖传说有关，实际上加上女字旁，是表示女子身份的“女化字”用法。（见赵林《殷契释亲：论商代的亲属称谓及亲属组织制度》）
15、P307，作者对于三个周国的推测，论证较为简单，可信度低。
16、P309，作者认为炎黄素材主要来自后稷叔均，不对，应该来自五行天帝。战国神农取代了后稷的农神地位，不代表神农来自后稷，更不代表炎帝来自后稷，因为当时炎帝与神农还是两人，西汉才融合为一人。（见顾颉刚《五德终始说下的政治和历史》）
17、P312，作者多次提到“古公亶父”，实际上“古”应该是古代的、过去的之义，并非公亶父的称呼，类似《尚书》的“古我先王”。（见崔述《崔东壁遗书》、杨宽《西周史》等）
18、P319，作者认为泰伯南奔是反对亶父为商王献祭，完全是猜测，无任何证据。
19、P321，作者认为从甲骨卜辞来看，商王基本是族内婚，无证据，似是以“妇”为商族血统后妃为依据来循环论证。
20、P322，作者认为商王分新旧两派宗教，来自董作宾先生观点，目前有较大争议，李学勤先生提出的两系说更有说服力。（见李学勤《殷墟甲骨分期的两系说》）
21、P328，作者认为文王娶的有莘氏女妹妹嫁给召公，完全是个人猜测，无依据。
22、P329，作者认为以生日天干做名字是商人风俗，实际上日名应该是去世后选出来的日子，并非生日，所以相邻商王绝对不同，此说较有说服力。（见李学勤《论殷代亲族制度》）
23、P330，作者认为文王诸子都是单字名，此处误，有曹叔振铎，应为作者疏忽。作者认为伯邑考的考意为父亲，实际上考有父亲和祖先二意，此处应该为祖先通称，如认为父亲则不通顺。如《诗·周颂·雝》：“假哉皇考，绥予孝子。”孔颖达疏：“考者，盛德之名，可以通其父祖……”）
24、P331，作者认为辛甲是比较少见的连用两个天干名的商人，实际上辛即是莘，即姒姓有莘氏，辛甲在文献中又称为辛公甲。另，在战国竹简中，辛公甲的“甲”为甲兵的甲，非甲乙的甲。而甲作为日名也不限于商人，齐、燕国君均有日名。（见清华简《耆夜》等）
25、P339，作者认为凤雏甲骨均为文王时期，为个人观点，实际上可能有晚至成、康甚至昭、穆时期的内容；作者以此推论出凤雏村甲组基址为“文王地窖”亦不可靠。（见王宇信《甲骨学通论》、李学勤《凤雏甲骨的时代》等）
26、P340，作者认为周人的伯必须是嫡长子，但其实在称呼中不一定，如周幽王与褒姒子伯服，晋文公与叔隗子伯儵，均非嫡子。
27、P372，作者认为周文王和武庚有交情，所以武王任命他继续为商王，此处应该主要是灭国不绝祀的观念；作者认为文王和妲己有交情，更是无中生有的猜测。
28、P379，“顾劼刚”应该是顾颉刚，作者笔误。
29、P418，作者认为淮只代表淮河，推出帝辛征人方到达淮河沿岸，实际上淮可以指整个淮水流域。淮夷有东（淮）夷、南（淮）夷之分，李学勤认为十祀征人方的目标是山东。《左传》中有“淮夷病杞”，杞国在今山东新泰，似为山东之夷。（见李学勤《商代夷方的名号和地望》）
30、P421，作者认为剁成肉酱就是吃了，这里不能等同，可以理解为一种酷刑，如汉初彭越被杀，但没有记录被食用，而是用来杀鸡儆猴。另，作者对“王宜人方无敄，咸”的解释是纣王俘虏了叫无敄的人方首领，并且剁碎（宜）而食用（咸）了，不知道此说出自何处？一说“宜”为出兵祭祀，“无敄”为吉祥语“无侮”，“咸”为完成。（见马承源《商周青铜器铭文选》）
31、P422，作者认为史字是拿一支笔，此处有争议，有说是天文仪器，或说史为事。史不是书记官，最早应当与天文有关，周代史官有文职、武职、天职等多种职责。（见许兆昌《先秦史官的制度与文化》）
32、P431，作者提到有一件春秋齐侯丰作的尊彝，误，实际上是西周丰国国君所作的一套青铜器，青铜器可统称为尊彝。作者认为齐国用日名是太公早期和商朝接触的结果，其实更可能是西周前期齐国使用商俗的结果，燕国亦是。（见李学勤《“论高青陈庄器铭“文祖甲齐公”》、朱凤瀚：《中国青铜器综论》（上））
33、P432，作者认为吕尚在商朝当屠夫，此说晚出，不可信。
34、P433，作者脑洞邑姜与伯邑考相识从而让文王和太公相识，此说完全是小说演绎的写法，不可信。
35、P440，作者认为周字从用从口，象征周人为商提供用于祭祀的人牲，此说没有依据，商代周字与用字完全不同，而作者开始在P308又说周字可能表示周围，没有做到自洽，而“周”字实际上更可能是“雕”“琱”的初文。
36、P442，作者认为伯邑考的遭遇在史书中隐秘流传，但更可能只是古史层累的结果，详见顾颉刚《纣恶七十事的发生次第》。
37、P467，作者认为“西伯戡黎”的西伯为文王，但据清华简《耆夜》当为武王，似可商。
38、P475，作者认为周原甲骨“楚子来告”可能说商末时楚族与周人建立关系，此说虽然有不少学者支持，但李学勤认为此为西周时期之物。（见李学勤：《论凤雏卜甲中的周王与楚》）
39、P479，作者认为周公晚年将生谥变革为死谥，实际上至少昭王、穆王时还仍然是，甚至更晚。（见王国维《观堂集林·遹敦跋》、汪受宽《谥法研究》等）
40、P486，作者引用《尚书·泰誓》的史料，实际上是伪古文尚书的篇章，不可信。
41、P487，作者认为孟津会盟之后两年伐纣，此为《史记》最早主张的说法，不符合逻辑，不可信。（见苏德荣《武王伐纣不存在孟津观兵事》）
42、P505，作者提到《尚书·金滕》，实际上应该是《尚书·金縢》，字误。
43、P532，作者提到“成周镐京”，当为笔误，据P549，作者想表达的当是“宗周镐京”。另，宗周是否镐京也有争议，或为周原。
44、P538，作者提到鲁国初封在鲁山，燕国在郾城，此为傅斯年观点，完全用晚出地名推测，无依据。
45、P541，作者提到甲骨卜辞的子原本是王子，实际上是王族通称，还包括女性。（见孟世凯《商史与商代文明》）
46、P543，作者提到晋国初封在运城盆地，误，应该是临汾盆地。
47、P545，作者认为周王称同姓诸侯为伯父，异姓为伯舅。但从春秋看，周天子称夫差是伯父，但称晋文公是叔父，因为夫差祖先太伯是周祖季历的兄长，但晋文公祖先唐叔虞是周成王的弟弟；周天子称齐桓公为伯舅，故应当也有叔舅的存在。（见《左传》《国语》）
48、P550，作者认为在周朝控制范围外，人祭行为还有存在，比如秦国，实际上在西周晋国和燕国都还有存在，作者只讲述它们的人殉，而似乎刻意忽略其人牲部分，这也对作者主要观点带来挑战。
49、P554，作者提到土著薛国是姒姓，误，应为任（妊）姓。（见《左传》）
50、P564，作者认为《象传》是周公作品，而传统文献一般认为《象传》等“十翼”为孔子所作，近现代学者则不少倾向是孔子之后的儒家作品。（见《古史辨·第三册》、张善文《周易开讲》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