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罪过不为罪，是我国刑法最基本的刑法理论，但是它却常常被人遗忘。司法实践中有些司法机关习惯性地认为，民众必须接受法律所推行的价值观，而忘记了法律的价值观本身来源于民众朴素的道德期待。”
——罗翔《圆圈正义》
这几天，我在读罗翔的《圆圈正义》和《法治的细节》，看到“无罪过不为罪”时，不禁联想到村民私自建桥收费被以寻衅滋事罪判刑这件事。
说起来简直匪夷所思，大致就是有个人为了方便乡亲们过河，自费建了个浮桥，过路者自愿缴费，然后这个人一家人就被判刑了。简单过一遍来龙去脉：
2014年，吉林省白城市洮南市瓦房镇振林村一个叫黄德义的小学教师，投入13万元人民币在村子前的洮儿河上建造了一座浮桥，以方便村民出行，避免之前出现过的溺亡惨剧。
为了收回成本，黄老师采用了很多国外博物馆的收费方式：自愿，1-10元不等。很多附近熟悉的村民过桥也不用给钱。（这一点在央广网的官方报道中被证实）
浮桥建设好后，当地水利部门以“违规搭建”为由对其进行罚款，2015、2016、2017年这三年间，分别罚款一万元；2018年，黄老师因没钱交罚款，浮桥被水利部门责令拆除。
2019年12月31日，洮南市法院作出一审判决。法院认定，黄德义及其他人员于2005年至2014年搭建船体浮桥收取过桥费；2014年至2018年搭建固定浮桥。黄德义组织排班并制定收费标准，小车5元大车10元，拦截过往车辆收取过桥费、过路费总计52950元，其行为构成寻衅滋事罪，判处黄德义有期徒刑两年，缓刑两年，其他17人也分别被判刑。
浮桥被拆除后，村民出行要绕道72公里，又有人在渡河时溺亡。
被判刑后，黄老师曾向洮南市法院提出申诉，但于2023年3月底被驳回。黄继续上诉，6月29日，白城市中级人民法院依法定程序对该案登记立案，案件正在审查中。
嗯，你看，有道是：杀人放火金腰带，修桥补路无尸骸。古人诚不我欺也。
隔壁另一位黄老师如果知道这件事，应该会和小朋友们一起唱：“在小小的浮桥上挖呀挖呀挖，判重重的刑开黑黑的花……”
你说黄老师未经审批私自建桥并收取通行费的行为是不是违法呢？
还真是违法了。
《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法》第六十五条规定：
“未经水行政主管部门或者流域管理机构同意，擅自建设桥梁……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水行政主管部门或者流域管理机构依据职权，责令停止违法行为，限期补办有关手续；逾期不补办或者补办未被批准的，责令限期拆除违法建筑物、构筑物；逾期不拆除的，强行拆除，所需费用由违法单位或者个人负担，并处一万元以上十万元以下的罚款。”
但你说是不是犯罪呢？该不该入刑呢？
2023年7月8日，中国政法大学教授罗翔发布文章认为：
即便认定私自建桥属于违法行为，最严重的法律后果也只有行政处罚，而无刑事责任。
《易经》有言：“积善之家，必有余庆”，司法绝不能让积善之家，承受余殃，否则就背离了人之常情、世之常理，反而损害了司法自身的权威。
刑法虽不能过度宽纵，但更不能一味重刑。
宽刑省狱，囹圄空虚应该成为每个法律人的内心自觉。
罗翔比较含蓄地为这件事定了个性，兜了个底：即便违法，也构不成犯罪（刑罚），再加上央广网、农民日报等官媒的报道，我们有理由乐观地估计：私建浮桥一案的判决结果将被推翻。
然后你看罗翔的第一句话“即便认定……违法……”，再结合后面的话，似乎在说，即便违法也应从轻处罚或免于处罚。
俗话说，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违法必究，执法必严，法不容情。作为法学教授的罗翔，为什么要为明显违法的当事人开脱呢？（甚至搬出了中国古代‘腐朽迷信’的《易经》）
原因非常简单，也非常通俗：黄老师的行为，你说出大天儿来，在道德上也是不受指责的。
换句话说，这几天自媒体上铺天盖地的道德支持（黄老师）、道德谴责（当地法院），都是对的。
至少在罗翔看来是对的，他在《圆圈正义》中写到：
如果一种行为在道德上是被鼓励的，那它就不可能（不应该）是犯罪。
无论如何定义法律，法律在原则上都不能超越社会良知的约束。刑事惩罚的一个重要依据就是在道义上是否值得惩罚。
虽然道德不能作为惩罚的积极根据，但是可以作为排除惩罚的消极理由。（也就是说，法律不会因为你不道德而超越法理惩罚你，但可以因为你的行为符合道德而排除惩罚）
法律是为了解决社会问题的，因此它不仅仅是一个专业判断，还必须考虑到社会生活的常情常理。
说穿了，黄老师就是做了件好事，方便村民出行，甚至间接地拯救了生命。在任何时代、任何社会，这都是一件积德行善的事儿，在任何正常人看来都值得赞许、支持。
这时有人站出来说，不！法条上写得清清楚楚，这就是违法，既然违法了就要惩罚！我们要追求程序正义，而不是实质正义！~~
这叫什么呢？这叫机械司法。
我国最高司法机关曾多次提醒办案人员要避免机械司法。所谓机械司法，即自认为严格执行法律，实际却过于刻板理解法律规范、司法解释等，不顾案件本身的事实、背景和社会影响，缺乏因案制宜、因地制宜和因时制宜的灵活性，导致对案件的处理偏离实质正义。
用罗翔的话说，机械司法也叫做“法律技术主义”，罗翔认为：如果没有良知的约束，法律技术主义比法盲更可怕。
在《圆圈正义》和《法治的细节》中，罗翔将法律与道德、公序良俗之间的关系说得就更直白，更透彻：
法律只是道德的载体，权力意志不能任意产生道德法则，道德在法律之上，法律及立法者的一直在道德之下。法律的超验权威不是人的理性所创造的，而是写在历史、文化、传统和习俗中，写在活生生的社会生活中。
当地司法机关的错误还不仅仅是‘机械司法’或‘没有良知约束的法律技术主义’，更大的错误在于，背离了谦抑原则，把法律当成了工具。
法律是维护社会秩序的工具？
刑法的目的是惩罚犯罪？
这两句话看起来都没什么问题，然而罗翔告诉我们说：
刑法不仅要惩罚犯罪，还必须有效地限制国家的刑罚权……也就是说，尽管刑法规范的是犯罪及其刑罚，但它针对的对象却是国家。
任何事物一旦成为工具，就必须为使用者服务，包括刑法在内的法律并不仅是实现社会目标的工具（法律有自己的价值）。只要将刑法作为工具，权力的滥用也就不可避免。
前面说了，我们有理由乐观地估计：私建浮桥一案的判决结果将被推翻。但如果万一，当地司法机关坚持机械司法，不搭理我们这帮法盲的唧唧歪歪呢？
英国法学家詹姆斯·斯蒂芬（1829-1894）在《自由·平等·博爱》一书中说：
在任何情况下，立法都要适应一国当时的道德水准。如果社会没有毫不含糊地普遍谴责某事，那么你不可能对它进行惩罚，不然必会“引起严重的虚伪和公愤”。公正的法律惩罚必须取得在道德上占压倒优势的多数的支持。因为法律不可能比它的民族更优秀，尽管它能够随着标准的提升而日趋严谨。
英国佬100多年前说的话至今听来仍振聋发聩，“私建浮桥被入刑”事件果真如同茅坑里扔石头——激起公愤，也暴露出有关部门的虚伪（就知道罚款，控告无辜，你们自己咋不给老百姓造个桥呢？）
换句话说，你非要那么干，我们也没办法，但法律的尊严、正当性将受到极大的挑战，你这是给自己挖坑。
总结起来，私建浮桥一案及《圆圈正义》一书带给我们的启示是：
一、法律必须顾及到社会的常情常理，如果一种行为在道德上是被鼓励的，那它就不应该是违法犯罪；
二、脱离了良知的法律技术主义比法盲更可怕；
三、刑法更大的目的是，限制国家的刑罚权；
最后，CallBack一下题目，在任何时代，任何社会，正常且正确的执法结果都应该是：
修桥补路金腰带
杀人放火无尸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