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好，欢迎光临老稻曰：一个不正经的读书会。今天是第18期，主题是：《什么才是独立思考？——从平庸之恶到阳明心学》，大标题多少有点冒犯，在座的各位应该都是自诩有独立思考能力的人，难道什么是独立思考还需要你老稻来教吗？
我偏要试试。
我在读了齐格蒙·鲍曼的《现代性与大屠杀》、汉娜·阿伦特的《艾希曼在耶路撒冷》，结合马克思韦伯的“工具理性”、“现代的铁笼”以及萨特、王阳明之后，发觉大家通常以为的“独立思考”缺了最为重要的一环。
那么这一环是什么呢？
通常我们所说的独立思考是指：独立面对事物，自行思考解决方案、既不依赖于任何外在的精神权威，也不依附于任何现实的政治力量，在真理的追求中具有独立判断能力，能控制情绪，有较强的理性能力等等。
做到以上就够了么？就叫独立思考了么？我觉得并不够，这里缺了最重要的一环，我先把结论放出来，然后我们慢慢聊。
这一环就是：把自己当作一个人，时刻拷问良知。
我估计列位读者看到这里可能会一万头草泥马在心中奔腾——搞了那么一长串书单，然后你说把自己当作一个人？就这么简单？
不急，咱们慢慢说。我今天请了几位大神来帮忙。
第一位出场的是德国哲学家马克思·韦伯。
早在100多年前，马克思·韦伯观察人类社会的现代化进程，发现其中最显著的特征就是“理性化”，比如说现代科学就是这种理性化的典型体现。
然后韦伯又把这个理性分为两种，一个叫“工具理性”，一个叫“价值理性”。
工具理性的关键在于“计算”，针对确定的目标，计算成本和收益，找到最优化的手段。简单说就是，如何做才是效率最高的。它往往有确定的标准，有点像我们经常说的“事实判断”
价值理性则是考虑，这件事我要不要做？这个就复杂得多，而且没有同意的标准，有点像“价值判断”。
工具理性的问题是什么呢？为了追求效率，它发展得太强大了，在现代化分工越来越细致，越来越精密的情况下，社会呈现出机器的属性，人则被“非人化”，被看作是机器的零件。这种倾向成为现代社会制度的基本特征，韦伯形象地把这个特征概括为“铁笼”。
然后我们请出第二位大神，英国学者齐格蒙·鲍曼。
在《现代性与大屠杀》中，鲍曼认为，针对犹太人的大屠杀，只可能在现代文明中发生——那是极端理性的结果。
首先，正是机器般理性的现代官僚制，实现了大屠杀这个非理性的暴行。现代官僚体系像一部庞大的机器，每个人都只是一个零件，在作为零件高效率运转的过程中，却丧失了对总体目标的责任感和道德感。
整个过程中，没有哪一个人是杀人狂，每个人都只是承担自己手头的一份工作，完成流程中一个微小的步骤。在这种流程中，人很容易丧失面对鲜活生命时的同情心和道德感。结果就是，每一个步骤组合起来共同造成了屠杀，而其中的操作者感受到的可能只是“我今天填了十张表”。这就是为什么那些在私人生活中正常甚至善良的人，也可能成为屠杀的实施者。
在鲍曼看来，要防范像大屠杀这样的灾难，关键在于要坚守一种不可让步的、无条件的道德感，保持对他人的道德感知。
简单地说，就是永远别忘了你是一个人，你面前的人也是一个人。
这种非人化的感受，我们可以从近几年的很多时间中观察到。比如疫情期间被拒绝临产孕妇就诊的医生、殴打摆摊老人的城管、宁波大学抢遗像的保安、“软肋”发明者居委会主任等。
我们面对这些烂事儿的时候，大多会骂“没人性”。那么为什么没人性呢？那些坏蛋也是活生生的人啊，也有七情六欲啊……大家一般会归因到制度环境上，往往忽略了这其中有现代化分工的因素。
这时有个意见分歧，有人主张追责个体，更多人透过现象看本质，提出根本问题在于制度环境，必须追问体制——不解决根本问题，其他的做法没有意义。
我认为这两者并不冲突，彼此也不耽误。我自己呢更倾向于前者，也就是追责个体。把一切都推给环境，有开脱个体责任的嫌疑。
我不说大家，只说我自己的一个觉察，每当我以“彻底解决”、“解决根本”为由，把个体看作螺丝钉、齿轮，它们只是迫不得已的时候，我其实是把自己也代入了：“假设有一天我也作恶，也没人性了，那不是我的错，我是迫不得已”，从而逃避个人责任。
也就是说，我倾向于认为，无论什么样的情况下，我们都要把自己当作一个人，而不是螺丝钉，我们永远都是有选择的。
至此，把老稻式“独立思考”的前半部分讲完了。然后我们请出第三位大神：德裔犹太思想家汉娜·阿伦特。
汉娜·阿伦特最广为人知的作品就是《艾希曼在耶路撒冷》。
艾希曼是纳粹的一名高级军官，负责实施屠杀犹太人的所谓“终极解决方案”。二战之后艾希曼逃亡到阿根廷，1960年被以色列特工抓捕。1961年在耶路撒冷对他进行了刑事审判。阿伦特当时作为《纽约客》的特约记者赶赴耶路撒冷，旁听和报道了这个审判的全过程，最后她的报道结集出版，书名是《艾希曼在耶路撒冷》，副标题是“一份关于平庸之恶的报告”。
“平庸之恶”这个词广为流传，却存在不同程度的误读。它的原文“Banality of evil”精确的翻译应该是“恶的平庸性”，如何理解呢？
平庸之恶并不是指我们普通人在日常生活中的小恶；也不是上面第二位大神鲍曼的“螺丝钉”理论，说普通人只不过是某个官僚系统中的一个螺丝钉或齿轮，只是服从程序、执行命令，所以冷漠地成为杀人机器的一部分；也不是大众导致的恶，所谓“雪崩发生的时候，没有一片雪花是无辜的”；
阿伦特认为，如果你把责任推给制度、环境（所有人），泛泛地加以指责，那么就无法再追究任何特定个人的责任。阿伦特反对所谓“集体罪责”的观点，她主张应当追究个人的责任。
《艾希曼在耶路撒冷》的主角当然就是艾希曼，在阿伦特看来，艾希曼并不残暴，也不是恶魔。但他有“一种超乎寻常的浅薄”，“不是愚蠢，而是匪夷所思地、非常真实地丧失了思考能力”——这就是犯下极端之恶的艾希曼身上的“平庸性”。
阿伦特认为，这是一种新型的罪恶，它不是从自身的邪恶动机出发的，而是因为放弃了思考、丧失了思考能力而作恶，是一种没有残暴动机的残暴罪行。
昨天的推文《朗读者：少年与熟女》里的汉娜身上，也体现了这种“平庸之恶”：汉娜负责看管犹太人，再一次转移任务中，临时关押犹太人的教堂失火，汉娜等人坚决不开门，导致300名女犯被活活烧死。
庭审中，法官百思不得其解，为什么不开门？汉娜并不是害怕被惩罚，而是一脸正直无辜地解释：开门就会引起混乱，她们会逃走，我们的责任是维持秩序，看管好她们！
就是，面对300条活生生的人命，汉娜这个热心肠的好人（影片前面她无私帮助了少年米夏）的心中想到的却是“职责”。这种爱岗敬业、“要么不做，做就做好”的精神，你细想一下，在我们当下的生活中，甚至是被推崇被鼓励的。
（此处省去过去三年中的种种事例）
从艾希曼和汉娜身上我们可以看到，仅仅用鲍曼的“螺丝钉”理论来解释是苍白无力的，他们始终有选择。
阿伦特书中提到了一个例子：普通德国士兵安东·施密特。他虽然艾希曼那么高的官职和权力，也没有艾希曼的学识（艾希曼在法庭上侃侃而谈，甚至引用康德的名句来为自己辩护），却尽力帮助犹太人逃亡，最后被纳粹处决。临刑前他给自己的妻子信中说到：“请原谅我，我只是作为一个人类来行事，我不想伤害别人。”
阿伦特认为，施密特这样的人始终要求“忠实于自己”，他们做出独立判断的前提是始终保持“与自己相处、与自己交谈的倾向”。他们选择不作恶，不是为了服从于纳粹之外的某个戒律，而是因为他们无法接受作为杀人犯的自己，他们不愿意与这样一个自己共存。为此，他们甘愿承受危险、甚至付出生命。
也就是说，在处理人的三大关系——人与世界，人与他人，人与自己，中，施密特把“人与自己”的关系摆在了首位，那原本也是三大关系中最重要的关系。（政治性抑郁中有一个很大的因素就是，无法处理好与自己的关系）
达到这样的境界并不要求有多么高深的知识，多么聪明的头脑，只是要求你始终过一种自我反思的生活，不断与自己的内心对话。这就是所谓“道德正直”——因为这样的人能够坦然面对自己，不用规矩和套话来自我欺骗，保全了自己人格的完整。
总之，在现代社会，只是服从主流规则，已经不再能够防止人们作恶。我们处在一种极为严酷的道德困境中：遵纪守法可能迫使你去犯罪作恶，而行善可能要求你违抗法律和规则。
这种规则也包括，我们很多有独立思考能力的人耳熟能详的：“法律是道德的底线”、“道德只能律己，不能律他”等等，听起来很民主很法治，于是不做过多思考就将其奉为金科玉律。
举个例子，这几天武汉妈妈跳楼的事情一直在热议，我是一直主张，站在道德的制高点上，谴责甚至绑架那些网暴的人。我们读书会的主讲人斗鱼老师坚决反对，他的观点是，那些网暴的人也认为自己站在道德制高点上，道德这玩意有统一的标准吗？
我认为，道德标准可以没有，或者说，在一件具体的事情上，道德没有统一标准既是一种实然，也是一种应然。道德的真正含义不是循规蹈矩，而是每个人做出自己独立的是非对错的判断。
这是一件相当困难的事儿——“独立”不等于“正确”。道德思考没有通则可循，独立的道德判断是艰巨的任务。
这时，我们要请出第四位大神，法国哲学家萨特。
萨特倡导的其实是一种积极自由：自主选择，积极行动、承担后果——就是说，不要用外在的环境、条件给自己作恶或不作为当借口，你不过是不愿意承担后果而已，你永远是自由的。
这一点与阿伦特不谋而合：“就各种特殊情况做出判断而言，没有什么恒常的通行标准，也不存在什么确定无疑的规则”——我们只能在具体的处境中，冒着风险，真诚地去做出自己独立的判断，并为此承担责任。这是现代社会的公民格外艰巨的道德任务。
阿伦特说艾希曼“匪夷所思地、非常真实地丧失了思考能力”，并不是说他就不会思考了，而是在说，他失去了与自我对话的能力。萨特则更尖锐：艾希曼不是没有选择，而是根本没有思考过其他选择，他在逃避思考，逃避自由。
之前我们将《萨特：自由是一种沉重的负担》的时候提到过，萨特评论艾希曼时特别‘道德婊’地说：“你艾希曼并不是没有选择，你可以选择自杀呀！”——我们可以将萨特的话当作一种道德绑架，然而从另一个角度讲，当我们赞颂辛德勒，鄙视艾希曼的时候，这种道德绑架已经发生了，而且它是正当的。
好，为了对抗平庸之恶，阿伦特和萨特都主张独立判断，那么，判断的标准是什么呢？不能是权威，不能是规则，我们如何判断？
我们请出压轴的第五位大神，是个中国人，心学的创立者王阳明。顺便将传统意义上“独立思考”中缺的最重要的一环补全：拷问良知。
关于王阳明，众所周知，我自称“阳明门下走狗”之前也做过一期分享，出门左转《阳明心学：大时代的避风港》。今天再度提到阳明心学，就是想破解“独立思考”里的BUG——既然是独立，那就没有统一标准可以遵循，怎么办？
（反感中国传统文化、追问良知有没有，怎么来的、热爱逻辑的朋友们，去看亚当·斯密的《道德情操论》、罗尔斯的《正义论》）
我的答案是，拷问良知，或者说，依靠朴素的道德直觉。
说糙一点儿：很多事儿，你说出大天儿来，无论多么辉煌的理论，多么严密的逻辑，它不对，就是不对。
那次分享是以一个扶老人的小故事贯穿始终的，里面有个道理非常简单：无论如何，见死不救你得知道，那是不对的。
城管维护市容，整治小商贩，合理合法，但无论你有一万种苦衷，对面风烛残年的老人实施暴力，那是不对的。
无论疫情防控要求多么严格，但你拒绝一个临产孕妇，任其死在医院门口，那是不对的。
无论小区居民多么刁钻，但你那人家儿子当软肋，那是不对的。
在我们这个会议室，无论你的民主自由法治理论多么完善，对方的挑衅多么无理，但你无下线地攻击谩骂，那是不对的。
同理，无论你遭到多么大的攻击，你以威胁举报所谓‘不当言论’（攻击以外）来进行报复，那是不对的。
@斗鱼 刚刚在群里给我提供了一个案例：1977或78年的时候，上海处理反G命，本来院长填了个死缓准备报上去，然后想想领导说我右咋办，改成死刑了。
我想这位院长的行为经过了独立思考，我们是不是可以说他作恶呢？所以说通常说的独立思考是不够的。无论怎么说，我们知道那样做不对的。
为什么不对？依据呢？逻辑呢？不用问，你自己内心的良知知道为什么。
或者说，没有为什么，那就是不对。
刘瑜在《比较政治学30讲》中提到了韩国电影《1987》的一个情节：
一个女孩劝她所暗恋的男大学生不要去参与街头活动，她说，你以为你这样做，世界就会改变吗？别做白日梦了，醒醒吧。
男生说：我也想啊，但是不行，因为心太痛了。
刘瑜说，作为一个社会科学研究者，我会想到1000个理由去反驳这个男生……但是到最后，我发现，这种源于道德直觉的正义感有种令人敬畏的天真。当所有政治的泥沙沉淀，所有的理论的波涛平息，所有流行的趋势过去，最终，这种无与伦比的天真还是会从水底浮现。它熠熠的光辉，还是会诱惑你向它伸出手去。
所以你看，所谓的“启蒙”，未必是把一个外来的什么思想塞到我们的脑子里，而是用一盏灯把本来就是我们心灵深处里的东西给照亮而已。
讲到这里，我们该收尾了。
我们每个人都在经历“黑暗时代”，或痛苦或愤怒或绝望，对每天发生的各种匪夷所思的事情，我们也都有自己的见解和看法，我想提醒大家的是，在我们理性客观地独立思考之后，不要忘了一个前提——
始终记住自己是一个人，时刻拷问良知，运用最朴素的道德直觉问一问自己：这样对吗？
正如汉娜·阿伦特在《黑暗时代的人们》的序言中写的那样：
“即使是在黑暗的时代中，我们也有权去期待一种启明，这种启明或许并不来自理论和概念，而更多地来自一种不确定的、闪烁而又经常很微弱的光亮。这光亮源于某些男人和女人，源于他们的生命和作品，它们在几乎所有情况下都点燃着，并把光散射到他们在尘世所拥有的生命所及的全部范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