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为冬熊：《绝版春秋：乱离与重构》（台海出版社2023年版）序言。
四年前，我在知乎网结识了冬熊兄。虽然他的关注者并不多，但从字里行间的谈吐来看，他对历史的见识是不错的，之后我们经常探讨一些先秦史话题，冬熊也不时会展现出真知灼见。我得知冬熊的专业是经济学，有着自己经营的企业，工作之余仍读书的习惯，对他更为赞赏。去年（2021年），冬熊跟我说想出一本春秋史通俗作品，并把写好的样稿给我过目。我粗略看了一遍，发现不但见解深刻，尤为难得的是，文笔非常优美，有一定的市场价值。
之后，我就把冬熊推荐给了擅长为新手出版的指文图书，编辑果然也表示满意，之后双方就签了图书出版合同。经过之后一年的时间，冬熊将写好的章节陆续发送给我，我针对内容也提出了一些意见。后来冬熊也就写完了全稿，又经过一段时间的编辑，冬熊告诉我说，这本书准备送印了，并嘱咐我为这本书写序。我深知自己才疏学浅，但也不好拂却好意，于是就有了这篇抛砖引玉的小序诞生。
冬熊这本书写的是春秋时期的历史，在我看来，春秋是历史上最独特的朝代，春秋战国合在一起可以说是历史上最重要的朝代。清人王夫之在《读通鉴论》中，就指出春秋战国是“古今一大变革之会”。20世纪的“古史分期”也证实了这一点。故现在一般把夏商西周及春秋称为奴隶社会，战国至清前期称为封建社会。尽管目前倾向于淡化“五种社会形态论”，但中国在春秋战国之际发生了一场社会巨变，这在历史研究中已经成为不刊之论。
春秋战国正是这两种社会形态的承前启后时期。这两种社会形态变化的根源，从经济角度来看，是铁器的使用和牛耕的推广。在夏商西周三代时期，因为没有发明铁器与牛耕技术，农业还需要家族（文献中称为“氏”或“族”，非原始社会语境的血缘氏族）来集体生产。所以在这个时候，个体家庭要完全从属于家族，不能脱离家族来生存。春秋时期农业技术发达了，个体家庭拥有了独立生存的能力；再加上连年战乱，不少家庭也就从家族中脱离出来了。
这条原理其实简明直白，也正是解开春秋战国社会变迁的一把秘钥。掌握这把秘钥，我们再去看战国以后描写春秋的以前的史料，就会发现存在不少显而易见的漏洞。
举个例子，春秋第一相管仲改革的内容，记录春秋史最翔实的《左传》没有提到，而却在《国语·齐语》和《管子》中有详细叙述。不少学者在面对这些史料时，却往往不加分辨予以采信。甚至顾颉刚先生及弟子童书业在合著的《春秋史讲义》中，也将《齐语》的内容作为管仲治齐的政策抄录；之后童书业先生将此书修订为《春秋史》，亦将此段抄录，并认为“虽然《国语》等书的记载未尽可信，但必保存些当时的真相的影子”，虽然质疑但不愿放弃。
其实，《齐语》《管子》都是战国秦汉经济学者编写的文献，其中记录春秋时期的管仲改革，实际上都是从战国秦汉的社会形态出发，进行了一种理想化的构拟，并作为托古改制的依据。管仲进行“士农工商”四民分处、各司其职的改革，在春秋前期就是不可能存在的。因为当时都是家族从事农业生产，士和工商都无法脱离农业。国人忙时作战、闲时务农，《诗经·国风》就表现了这一点，士与农本身也是一体的。
相比于焦不离孟、孟不离焦的战国时期，春秋时期还显得更加独特。因为春秋时期是历史上一个独一无二的“霸权迭兴”时期，在周天子王权式微的情况下，“春秋五霸”奉天子以讨不臣，你来我往、轮流坐庄，共同书写了春秋两百多年的大历史，这在中国历史上是绝无仅有的。冬熊此书的书名《绝版春秋：乱离与重构》，对于这个时期的特征概括得非常恰当，春秋时期一方面是旧时代的“乱离”，另一方面又是新时代的“重构”。
冬熊在书中除了指出春秋战国的社会变迁，在第一章中也追根溯源，简述了西周是如何经历王纲解纽、进入霸权迭兴的。不比春秋史研究目前多依托于《左传》，西周史目前研究为文献与考古并进。后世流传西周文献不但支离破碎，而且不少史料也不可靠，需要考古资料予以重构。冬熊阅读杨宽《西周史》与许倬云先生《西周史》，就对我提出杨著中的政治制度主要依靠《周礼》写成，不如许著可靠。对此我也深表赞同。
这部书是冬熊的处女作，也是他成为通俗史作者的一个起点，希望不少读者能够喜欢他的作品，也期待他能够写出更多更优秀的作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