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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位喜马拉雅的小伙伴大家好，藏史德云社的老布，又来啦！
前面老布用了七集的篇幅，讲了一下赤松德赞弘佛的过程。
从时间上看，他的弘佛之举起于761年，当时他刚刚20岁，之后经历了各种波折，到渐顿之争落幕，已经到了794 年。
这一年，赤松德赞已经53岁了。
3年后，他就去世了。
也就是说，吐蕃宗教的路线之争，从赤松德赞年及弱冠开始，一直持续到垂垂老迈，几乎贯穿了他一生。
由于时间线确实有点长，可能大家对重要节点的具体时间有点掌握不住。有个小伙伴就私信我，希望老布把整个时间节点捋一下。
不过，这是个有点难度的事情，因为对于某个重要事件的具体时间，在认识上存在分歧。
老布也只能尽量梳理一下，说说我自己理解的时间线。但我不想单纯梳理弘佛的时间线，而是想把弘佛和政局变化的时间放在一起梳理。
一般来说，史料的书写方式是宗教史就是宗教史，政治史就是政治史，二者是分开进行叙述的。但西藏的宗教发展过程中，包含了太多的政治因素，单独拿一个出来，很容易看不清楚。
所以，我想尝试一下把二者结合起来叙述。
公元754年或755年(天宝十三年~十四年)，吐蕃赞普尺带珠丹去世。
由于敦煌文献大事记年在747~754年残缺了，我们没法看到尺带珠丹去世的准确时间。但755年的记载里，明确写了“以兵力捕杀谋害父王之元凶”。
由此可知，赤松德赞在公元755年成为新任赞普，当时年仅十三岁。
从敦煌文献的记载上看，尺带珠丹去世以后，吐蕃进入了一段动荡期。外有苏毗部落的叛乱投唐，内有大相、次相的被杀和抄家。
而刚刚坐上赞普位置的赤松德赞，对此毫无控制能力。
随即，以玛祥仲巴杰为代表的反佛大臣，掀起了一场灭佛运动，崇佛大臣遭到了清洗。
至于玛祥仲巴杰是不是一个真实存在过的人，其实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我们要清楚，推动灭佛的核心动力来自于吐蕃外戚的“尚”族。
说到这里，我们有必要简单回溯一下，尺带珠丹时期的权力结构。
尺带珠丹继位之时，吐蕃王室刚刚从噶尔家族弄权的阴霾中走出来。此时的外戚家族还处于孩童期，力量不足以制衡代表世俗贵族的“论”。
所以，在705年到728年之间，尚族与论族中的韦氏共享权力。但这种和平共处的局面在728年破裂，代表性事件就是韦氏大相达扎恭禄被杀。
之后，没卢氏大臣称为新大相，并且一直干到了 748 年，由此开创了尚族担任大相的先例。[1]
不知道是不是此时的尚族，已经开始有了权臣的架势。反正没卢氏大相离职后的继任者是毫无根基的末氏大臣。
这位末氏大相，既不是尚族，也不是传统的论族，之前名不见经传。但他就是大事记年里“以兵力捕杀谋害父王之元凶”的那个“元凶”。
由此可知，末氏大相执政的时间不长，也就是从748~755的七年。
有意思的是反杀末氏大相的，又是尚族势力。
这么看起来，那场轰轰烈烈的灭佛运动，是不是有了点其他的味道？！
但很诡谲的事情是，尚族大臣干掉了末氏大相，可他们并没有成为新任大相。
按敦煌文献的记载，继任大相的是来自于韦氏家族的韦·囊热苏赞。
出现这种情况，可能要归咎于吐蕃当时的乱局。从敦煌文献上看，这段时间韦氏大臣极为活跃。
韦·囊热在河陇攻城拔寨，打下了大宗喀及临洮二城。
韦氏大臣结桑达囊与唐将浑瑊战于古乐岗，大败之，古乐岗也因此被称为“唐人坟”。
另一位韦氏大臣赞热咄[duō]陆在陇山以西，连克十八座唐城。[2]
估计这些实打实的功劳，把韦·囊热推上了大相宝座，同时让他在763年，获得了白宝石文字告身。[3]
我们之前讲过吐蕃军队打进长安的事件，这件事情正是发生在763年，当时我们提到了四位吐蕃大臣的名字，其中比较有名的是恩兰·达札路恭和尚·结息。
但事情发生的时候，坐在大相宝座上的，既不是达札路恭，也不是尚·结息，而是韦·囊热。
韦氏大相主政期间，恰逢吐蕃灭佛运动展开。由此判断，韦·囊热身为大相，就算不是灭佛的主要推手，至少也是个抵触佛教的大臣。
韦·囊热任期的终止点很值得玩味，正好是打进长安的吐蕃军队返回之时。
继任大相换成了，桂氏老臣赤桑雅拉。
桂氏此前从未有担任过大相的记载，赤桑雅拉也完全没有在战场上露过脸，他唯一的功劳就是帮着赤松德赞打击了反佛势力。
由此推断，设计活埋玛祥仲巴杰的事件，应该发生在763年之前。
在这段时间里，赤松德赞身边已经聚集起了一个小团体。
按《拔协》的记载，这些围绕在赞普身边的大臣，除了桂氏老臣以外，还有拔赛囊、桑希、梅果和尚·聂赤。
这些人未必都是一心向佛，有些人没准就是想站队，以便从赞普身上获得政治资源。
有了小团体的支持，赤松德赞终于可以一展拳脚了。
在赤松德赞颁布的兴佛证盟诏书中明确提到：“于赞普二十岁时，……由善知识予以协助，复又聆听佛法。继之有人又呈书于赞普陛下，于是便宏扬佛法并勉励之。”
按照大事记年中的记载，赤松德赞生于马年，即742年，二十岁之年是762年。
这个时间与吐蕃军队攻打长安的军事行动时间左近，因此石硕老师认为赤松德赞可能利用了尚族重臣不在拉萨的空档期。[4]
按《汉藏史集》的记载，拔·赛囊迎请寂护的时间是“在（赤松德赞）二十一岁的虎年”，而762年正好是虎年。
所以，在这一年里兴佛举措相当密集，先是废除“排佛小法”，然后颁布兴佛昭命，再然后是迎请寂护大师。
王森先生认为，寂护大师抵达青朴面见赤松德赞的时间，应该在763年。[5]
然后，寂护开坛讲法四个月，就被得胜回朝的反佛势力驱逐了。
寂护首次入藏的失败，说明了两个问题：
首先是赤松德赞的威望，还不足以震慑朝中的反对势力。
他们甚至能用直接撅赞普面子的方式，来反对佛教的传播。
其次是学者型的寂护，在传教方式上不适应吐蕃的社会现状。
寂护第二次入藏的时候，带着莲师同行，就是为了用佛教咒术性的手段来与本教的萨满式仪轨对抗。
但在迎请莲师之前，赤松德赞还进行了一次尝试。他派出一个以拔·赛囊和拔·桑希为首的三十人的使团出使唐朝，目的是向唐请求可传授经诫之和尚和佛经。
这次出使取得了佛经，但没请来和尚。
不过按《拔协》的记载，使团回朝的时候，“赞普也已设法与尚论们议定倡行佛法。”
也就是说，赤松德赞在使团回朝的时间点上，获得新的支持。
所以，使团回朝的时间相当关键。
拔·塞囊等人出使唐朝的时间，藏文史籍中没有记载。查阅汉文史籍可知，在766到767年两年中，均有吐蕃使臣来朝的记录。
刚刚故去的日本藏学巨擎山口瑞凤先生认为，塞囊一行出使的时间可能在767年。[6]
那么767年附近，吐蕃政坛出现了什么变化呢？
最大的变化应该就是尚·结息的崛起。
《新唐书·吐蕃传》记载，768年从唐蕃前线请辞，回到了拉萨。然后按敦煌文献吐蕃大相列表记载，他接替了桂氏老臣的位置，成了新任大相。[7]
虽然尚·结息担任大相的时间要晚于使团回国的时间，但在《大事记年》763年的条目里就记载，“尚·结息授以瑜石(瑟瑟)文字告身，并提拔至与噶尔孜门相应等同之权位。”
这里的“噶尔孜门”是噶尔家族首位获得大相职务的大臣，尚·结息拥有与他相等的权位，可见当时的尚·结息虽然没有大相之名，但也相差不远。[8]
另外，在桑耶寺兴佛盟誓文书上，尚·结息的名字位列群臣之首，可见他应该是个亲佛的大臣。
我们再从吐蕃政坛变化的角度上来看一看。
赤松德赞继位之初，兴佛大臣遭到了清洗，执政七年的韦氏大相对佛教不太认同，然后赤松德赞采用了和老爸一样的策略，用既不属于论族，又不属于尚族的桂氏大臣担任大相。
但桂氏家族根基不深，能帮一时，不能帮一世。
所以，赤松德赞又拉拢了其他盟友，其中尚·结息可能就是一个关键性的人物。
尚·结息出身于四大尚族中的琛氏，他们家是尺带珠丹的母族。按道理说，早该大红大紫了。
只可惜，他们碰上了以赤玛伦为首的没庐氏，只能在一边流着口水，看没庐氏大臣表演。
现在赞普伸出了橄榄枝，心红眼热的琛氏自然愿意接住。
于是尚·结息从768年干起，一直干到了782年。
按《旧唐书吐蕃传》记载，尚·结息残忍好杀，且有才略。他做大相期间，恰逢莲师入藏后的佛本之辩时期。
虽然这段时间佛教的传播也遇到了阻力，但至少没像以前那样被人翻了盘。这也隐隐说明，赤松德赞在政坛上拥有了更强力的盟友。
至于莲师入藏的时间，各种史料里都没有明确记载。
但可以肯定的说，不会晚于佛本之辩。
佛本之辩的时间，据《韦协》中记载是“猪年”，但未说明是哪个猪年。巴桑旺堆先生认为应该是铁猪年，即771年，那么莲师入藏的时间放在770年左右，应该比较靠谱。
成书于1748年的《松巴佛教史》里记载，寂护与莲师入藏的时间相隔七年，按照寂护首次入藏在763年来算，“七年后”正好是770年。与771年佛本之辩爆发相吻合。[9]
下一个重要的时间节点，就是桑耶寺的开工及建成时间。
这又是一个充满争议的问题，按《拔协》记载：“兔年，赞普满13岁时，用马车从开苏山拉来石头，打下了正殿的殿基”。
但这个记载很有可能不准确，因为赤松德赞刚继位的时候，吐蕃还灭佛来着，不太可能给桑耶寺奠基。
另外，赤松德赞13岁时是公元755年，这年是羊年，不是兔年。
但多部藏文史料，都提到了“兔年”。
比如《贤者喜宴》记载：“赤松德赞在二十二岁的兔年(763年)给桑耶寺奠基，二十六岁时的羊年(767年)七觉士出家，三十四岁时的兔年(775年)桑耶寺建成，前后历经十二年。”
但763年是寂护被驱逐出藏的时间，也不太可能建设桑耶寺。
而且《拔协》里明确写到“寂护第二次进藏时，带着一位寺院建造占卜者”。
因此，不可能是寂护首次进藏的763年，那么下一个兔年，就是775年的木兔年。
巴桑旺堆先生认为建寺始于775年，这一年赤松德赞已33岁了，桑耶寺奠基比较可信。
同时他还认为，藏文33的基本写法与13的写法相似，《拔协》可能是在传抄过程中，出现了误写。
但这个推论的问题在于，桑耶寺竣工于什么时候。
按《韦协》的记载，“羊年工程竣工，寂护先后 3次举行开光安住仪式”
巴桑旺堆先生，此处的羊年应该是779年，王森先生也认为桑耶寺建成于779年。[10]
这个建设周期与《第吾宗教源流》的记载吻合[11]，但也有学者提出如此宏伟的建筑群，耗时五年就全部完工，实在有点勉为其难。
再加上，诸多藏文史料都记载着，工程持续了十二年之久。
于是又出现了一个融合型的观点，就是桑耶寺的建设分为两个阶段：筹划准备期和施工建设期，两个阶段加起来总计耗时十二年。[12]
关于桑耶寺建设的时候，到目前为止还存在争议，相对比较主流的观点也就是竣工于779年。
桑耶寺建立以后，佛教开始快速传播，但这种传播也就仅限于吐蕃社会的高层，底层民众基本还是信本教的。
再下一个时间节点，就是佛教内部的路线斗争了。
从现在掌握的证据上看，禅宗传入吐蕃的时间，应该早于摩诃衍奉诏入藏的时间。
这其实也符合逻辑，摩诃衍到达吐蕃的时间，至今尚无定论，大多数论著将其定在公元781年或稍晚。[12]
渐顿之争爆发的时间点，按敦煌文献《顿悟大乘正理诀》记载，“首自申年”，终于“戌年”。
法国藏学家戴密微的考证，这两个时间点分别为792年和794年。[13]
摩诃衍进藏也就是十来年，汉地佛教就发展到必须和印度佛教PK的程度了。
这说明两个问题，要不就是印度佛教发展得不咋地，汉地佛教传入很快就造成了影响；要不就是禅宗思想之前就在吐蕃有基础，摩诃衍入藏属于发扬光大了。
这就是两杯毒酒，请选一杯吧！
在渐顿之争爆发之时，寂护大师已经去世了，大概的时间点在公元790年左右。[14]
继任桑耶寺堪布的是吐蕃大臣拔·赛囊，但他很快就卷入了政治斗争，被从堪布位置上驱逐。
带头搞到拔赛囊的人，出身于吐蕃的政治豪门娘氏，名叫娘·定埃增。
从宗教体系来说，娘·定埃增师承无垢友，属于莲师一系。
但二者之间的矛盾未必是显密之争，更大可能是拔·赛囊想追求更大的政治权力，遭到了吐蕃政治力量的联手狙击。
因为，时任大相已经从尺带珠丹的母族琛氏，换成了赤松德赞的母族纳囊氏大臣尚结赞。
尚结赞做大相的时间，大概在780年左右。[15]
这是位很厉害的吐蕃大臣，我们以后会专门讲讲他。
从表现上看，尚结赞也属于支持佛教的大臣，桑耶寺的红塔，就由他监督建造。
之后尚结赞掌控吐蕃朝政长达16年，直到796年病死在任上。
他在位期间，吐蕃尚族的纳囊氏与蔡邦氏爆发激烈的政治斗争，这种政治乱局一直持续到赤松德赞之后的牟尼赞和赤德松赞时期。
正是因为赤松德赞的时代，连续出现了尚族弄权，赤德松赞才会在执政以后，玩命拉抬僧人的政治地位，把僧相置于大相之上。
这些举动都是有政治内涵的，不全是信仰使然。
好啦，我们回顾一下时间线吧！
755年，赤松德赞登基，当时十三岁。
762年，赤松德赞废除排佛小法，这年他二十岁。
763年，寂护大师首次进藏，同年遭到驱逐。
767年，从唐朝取经的使团回朝，赤松德赞已获得了朝臣的支持。
770年，莲师与寂护联袂入藏，此时赤松德赞28岁。
771年，佛本之辩爆发。
779年，桑耶寺建成，赤松德赞37岁。
781年，摩诃衍入藏，赤松德赞39岁。
792年到794年，渐顿之诤爆发，结束时赤松德赞52岁。
3年之后（797年），赤松德赞去世。
时间线大致就是这样，当然这个时间线不是非常准确，某个时间节点有漂移也属于正常。毕竟年代过于久远，相关记载也是众说纷纭。
参考文献：
[1][8]、《尚族与吐蕃政治关系研究》_金鹏飞；
[2][7][15]、《吐蕃赞普墀松德赞研究》_林冠群；
[3]、《敦煌本吐蕃历史文书增订本》_王尧、陈践；
[4][6]、《吐蕃政教关系史》_石硕；
[5][9][12]、《寂护行事考评》_顾毳；
[10]、《西藏佛教发展史略》_王森；
[11]、《重構吐蕃时期桑耶寺建筑布局及重塑配置与内容——13世纪前桑耶寺建筑、塑像、壁书的藏文文献研究》_石岩刚；
[12]、《佛教与西藏古代社会》_朱丽霞；
[13]、《吐蕃僧诤记》_戴密微；
[14]、《有关寂护姓名、身份、生卒年等疑问的考述》_顾毳；
[15]、《唐蕃关系下的尚结赞》_林冠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