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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位喜马拉雅的小伙伴大家好，藏史德云社的老布，又来啦！
上期咱们对比了《拔协》和《顿悟大乘正理决》的记载，你会发现两种记载对吐蕃渐顿之争的描述，完全对不上，从过程，到胜负都大相径庭。
估计到这个时候，大家最关心的应该是哪个记载更靠谱，更准确，应该相信谁的记载。
但其实上问题没有这么简单，以《拔协》为代表的藏文史籍和以《顿悟大乘正理决》为代表的汉文史籍，分别站在“渐悟派”和“顿悟派”的立场上描述，你并不能以一种记载来反击另一种记载。
双方是在从不同的视角，来描述同一件事情的不同侧面。
你们回头想想我讲的这一百多期节目，很多时候我都在讲背景，从各个角度来讲事件，但我很少讲结论。
因为历史没有标准答案，相信谁，不相信谁，完全取决于看问题的角度。
就拿渐顿之争来说，王锡和拔·赛囊都算是亲历者，但记载是南辕北辙。
所以，只能从其他角度来分析。
我们可以通过之后两派代表人物的走向，来看看渐顿之争以后情况。
按照常规的思路来说，摩诃衍败落以后，向渐悟派献上花环，然后留下了一只鞋，就落寞的回了敦煌。
但在王锡的文献里，情况似乎不是这样的。
在摩诃衍给赤松德赞的上奏里写到，离开拉萨以后
“屡蒙圣主诘问”，受命返回拉萨“教令说禅”，但这次“说禅”似乎并不是传教，而是向赞普本人讲解禅宗问题。但赞普似乎还不解渴，又有了第三次拉萨之行，然后经“数月盘诘、“寻究其源”，最终允许摩诃衍在吐蕃传教禅宗，并向吐蕃各处颁令。
这次返回拉萨，还不止摩诃衍一人，而是带了一位名叫达摩磨低的高僧。
按张亚莎老师的估算，摩诃衍第三次到拉萨的时候，可能是在796年左右。等他从重新返回敦煌时，受到了吐蕃官员的热烈欢迎，还被授予“吐蕃大德”、“国家大德”等尊号。
也就是说，渐顿之争以后两年，吐蕃统治区出现了“一国两制”，不同的区域推行了不同的宗教体系。
但从这以后，敦煌就再也没有了摩诃衍的任何记载，而且之后吐蕃也不见他的任何踪迹。
到底出了什么问题，现在也还不太清楚。
如果你觉得赤松德赞接触禅宗是个孤证的话，其实还有一个例子。
敦煌有一位名满河西的昙旷大师，赤松德赞曾派人迎请，可惜昙旷年老体衰不能成行，之后迎请摩诃衍，未尝不是昙旷的替代计划。
之后赤松德赞心中每有疑问，便会派驿卒快马奔向敦煌，请昙旷大师作答。
这些问题由浅入深，涉及大小乘的教理、教义、教史等各个方面。最后，由昙旷汇集成书，名叫《大乘二十二问》。[2]
近几年，已经有人把斯坦因和伯希和带走的敦煌残卷拼合订正，把这部著作整理了出来。
从这两个例子上看，赤松德赞本人对禅宗并不抵触，那他为什么要选择渐悟派，排斥顿悟派呢？
答案先放一下，我们接着来看例子。
近年来，在青藏高原的东部地区，陆续发现了一批吐蕃时期的摩崖石刻，如察雅县的仁达摩崖石刻、青海玉树公主庙石刻群以及甘、青交接地带的扁都口摩崖石刻。
这些石刻题记中，均出现了一位高僧巴廓·益西央的名字。
这位巴廓·益西央的身份一直比较模糊，直到近年在敦煌文献中发现了一份写本，有益西央的详细介绍。
在写本中，他的师承被明确指出为“诸禅师”，而且他的著作所依据的经典，被广泛认为来自于摩诃衍的著作。
他主持的察雅县的仁达摩崖石刻雕凿于804 年，“渐顿之争”已经结束十年了。然后他又分别在青海和甘肃主持了摩崖造像。
益西央活动于赤德松赞时候，“按传统藏文史书中的说法，赤松德赞时期的渐顿之争后，禅宗在吐蕃佛教中已无一席之地。可益西央作为信奉禅宗的人物，却在吐蕃拥有如此高的地位，说明禅宗人物并未完全退出吐蕃佛教舞台。”[3]
不仅如此，在宁玛派大师努钦·桑吉益希所作的《禅定目炬》中，将佛教修行判别为“渐门———顿门———大瑜伽———无上瑜伽”的发展层阶。这个层阶是由低向高的递进关系，“渐门”居然处于“顿门”之下。
据认为《禅定目炬》创作于吐蕃王朝时期，其中包含了很多的禅宗内容，涉及禅宗人物、教义及历史，还收录了很多禅师的语录。[4]
由此也能看出，禅宗在吐蕃时期的影响力，似乎没有因渐顿之争的结果而彻底消除。
说到这里，我们有必要回顾一下禅宗在吐蕃的发展过程。
按照教法史料的描述，似乎汉地的宗教思想起于摩诃衍，也止于摩诃衍。但实际上，这种论述方式本身就有点问题。
汉地的佛教思想传入吐蕃的时间很早，甚至可能在一段时间里，还还居于主流。
一般来说，大家都把松赞干布迎娶两位公主，作为佛教传入吐蕃的标志性事件。
但从大环境上说，佛教确实可能更早的时候，就已经传入了吐蕃。
要知道，吐蕃可是处于佛教文化包围之中。
位于吐蕃南部的印度是佛教的发源地、位于西北的于阗是佛教文化圈的核心地带、位于东部的中原地区也形成汉地佛教文化圈。
即便吐蕃周边群山环抱，道路难行，但古代商道早就把吐蕃和周边地区联系在了一起，吐蕃赞普不可能不知道佛教的存在。尤其是吐蕃开始领土扩张以后，占领区的信仰基本都是佛教。
也就是说，佛教具备传入吐蕃的基本条件。
公元641年，文成公主嫁入吐蕃，代表着唐朝文化开始输入吐蕃。
但我们也要看到，两《唐书》、《册府元龟》、《资治通鉴》等汉文史料都没有提及文成公主对吐蕃佛教的影响。史料上记载公主携带的典籍，也以儒家书籍为主的，并非教法史料所言的“全系佛经”。
公元710年，金城公主入藏了以后，带来了不少汉地僧人。
这些僧人开始对吐蕃社会产生了一些影响，早期吐蕃大臣学佛，也多由汉地佛教开始，比如拔·赛囊、娘·定埃增等人，最初都是跟着汉僧学习。
金城公主还在入藏以后，开创了两种佛事活动，一个是“谒佛之供”，另一个是“七期祭祀”。
另外，她还保护了于阗地区进入吐蕃的僧人。
除了金城公主的影响之外，尺带珠丹晚年还曾派桑希等四人，赴长安学佛取经，并迎请汉僧。
这一时期，在吐蕃内部可能已经形成了一个小范围的佛教圈子。赤松德赞恰恰是在这种氛围下成长，这也为他日后的弘佛举动，埋下了伏笔。
到了赤松德赞执政后，他命桑希等人翻译从唐朝取来的佛经，又派拔赛囊等人去长安取佛经，迎请汉僧。
从这些例子可以看出，吐蕃早期的佛教传播，汉地的佛教思想至少和印度佛教等量齐观，甚至有可能居于主流。
这种影响力，从桑耶寺的建筑特征也能看出端倪。要是汉地佛教在吐蕃全无影响，就不存在桑耶寺主殿二层采用汉式建筑风格的意义了。
而且，首批吐蕃出家僧人群体里（七觉士），就有一位来自汉地的僧人。
这些史实足以说明吐蕃的汉地佛教，已经具有一定的影响和位置，汉地僧人为吐蕃佛教初传、发展做出了自己的贡献。[5]
另外禅宗思想的传入，也不是从摩诃衍开始。
按照法国藏学家戴密微的考证，摩诃衍奉诏入藏的时间在792年至794年之间。
但根据《拔协》的记载，尺带珠丹晚年派桑希去汉地取经，回程时路过成都，遇到了蜀地禅宗的第二代传人——无相禅师。
这位无相禅师，俗家姓金，也称金和尚。他的道场在成都的净众寺，是蜀地禅宗净众派的创始人。[6]
此时赤松德赞刚刚继位, 时间大约在 755 年左右。
所以，禅宗思想传入吐蕃应该在摩诃衍之前。
也就是说，首先传入的应该是蜀地禅宗的净众派，而不是摩诃衍代表的禅宗北派。
法国学者戴密微甚至认为 :“以《历代法宝记》为代表的传说，从 8 世纪起就由四川传入了吐蕃，这甚至还在吐蕃征服敦煌( 可能是 787 年) 之前, 也在摩诃衍奉诏抵达吐蕃布教真宗和拉萨僧诤会( 792～ 795 年) 之前, 这部文献也可能被译成了藏文 。”
也就是认为《历代法宝记》的内容，先于该书被译成藏文之前就传入了西藏。[7]
之后摩诃衍入藏，禅宗思想在吐蕃大行其道，吐蕃豪门没庐氏妃子带着众多贵族妇女皈依，然后才有了渐顿之争。
看完了，渐悟派的后续结果，我们再来看看几位顿悟派人物的结局。
按照《贤者喜宴》的记载，在“顿渐之争”后，赞普“赐予(每座)寺院属民一百户，赐予每名僧人三户属民。对于(寺院)属民及僧众，官府无权干涉，将权力均授予僧人”。
如果这个记载准确的话，那吐蕃佛教就成了一个超脱于世俗权力之外的特权团体。他们在政治、经济上完全独立行政体系，真可算是“跳出三界外，不在五行中”。
尤其是最后一句，“将权力均授予僧人”，这意味着僧伽集团不但独立于行政体系，甚至凌驾于行政体系。
那么这个记载是不是准确呢？
它是不是后世佛教史家的粉饰呢？
我们不说真假，来看看几个主要人物的结局。
渐顿之争的主将莲花戒，在《拔协》里的记载是“被外道派来的刺客捏挤腰子而死”。
注意拔协里写的是“外道刺客”，并没有指明是哪个外道，究竟是本教，还是佛教的顿悟派并不明确。
但到了《布顿佛教史》里就直接说:“后来，汉和尚的四个汉人屠夫行刺莲花戒，使之肾脏受伤而亡。”
有意思的是，两部著作紧接着写了一句相同的话，拔·赛囊“绝食而圆寂”。
拔·赛囊身为吐蕃国家寺院桑耶寺的第二任堪布，地位甚至可以自居为赤松德赞的老师。
在《拔协》里记载，“赤松德赞一再言道，‘益希旺波是我的轨范师’，旋即向益希旺波叩首礼足。”
他为什么要绝食而死呢？
难道是因为莲花戒去世而悲痛吗？
我们来看看这段史料记载，桑耶寺首任堪布寂护大师，在公元784年从马上跌落而死，之后拔·赛囊继任为堪布。他要求赤松德赞赐以大金字告身、位列众相之上、列席小御前会议。
但这些诉求，遭到了娘·定埃增等人的激烈反对。
按《贤者喜宴》的记载为，“娘氏家族等人召集了歹徒，并让歹徒破坏拔·赛囊的修法，于是他逃到了洛扎。”
娘·定埃增师承于无垢友，属于印度佛教密宗（金刚乘）系统。
如果我们类比一下，拔·赛囊和娘·定埃增的修行路线，类似于寂护和莲师。
不管怎么说，都是吐蕃佛教一脉，但在驱逐拔·赛囊的事件上，娘·定埃增却毫不犹豫。之后，以毗卢遮那为代表的几位佛教领袖，也相继被逐出京师，流落各地。
也就是说，吐蕃佛教并没有因为渐顿之争而欣欣向荣，反倒是爆发惨烈的内斗。
另外，我们还要注意一下渐顿之争的时间节点。
按照戴密微先生的分析，渐顿之争起于792 年，终于794 年。[8]
三年后，赤松德赞就去世了。
可以这么理解，吐蕃宗教的路线斗争，纵贯了赤松德赞的一生。
但他耗尽一生推动的事业，似乎并没有真正如其所愿。
即便是到他临近去世的时候，吐蕃国内反对佛教的力量依旧强大。
甚至就连他身边的吐蕃权力最高层，依旧有人坚定的支持本教，抵触佛教。
这个具有代表性的人物就是赤松德赞的妃子，出身于蔡邦氏的桀冻噶（梅朵准）。[9]
她甚至当众叫嚣：“所谓嘎巴拉，就是人的头盖骨；所谓巴苏大，就是掏出来的人的内脏；所谓冈陵,就是用人的胫骨做的号；所谓的兴且央希，就是铺开来的一张人皮；所谓啰克多，就是在供物洒上人的鲜血；所谓曼陀罗，就是一团像虹一样的彩色；所谓金刚舞士，就是带有人骨头做的花鬘的人；……这不是什么教法，这是从印度进入吐蕃的罪恶。[10]
我们知道，当年恩兰达札路恭公开支持本教，被赤松德赞施以重手，流放到北方的边地，但他对同样公开支持本教的蔡邦妃，却毫无动作，默认了她的存在。
这隐隐的告诉我们，赤松德赞对吐蕃的外戚豪门，没有很强的控制能力。
也确实，在赤松德赞的晚年，吐蕃国内的政治格局已经走向了外戚专权。
但在朝堂上弄权的却不是蔡邦氏，而是出身于纳囊氏的尚杰赞。
他在朝堂上弄权的事情，甚至远在云南的南诏王都知道了。
南诏王在描述吐蕃政坛内斗的情况时写道:“（吐蕃）近臣横污，皆尚结赞阴计，以行屠害，平日功臣无一二在。”
这种状态自然让蔡邦氏很不甘心，于是在两个尚族豪门之间，展开了激烈的倾轧。
蔡邦氏和纳囊氏在政治上斗得你死我活，在宗教上四大尚族中的蔡邦氏属于反佛集团，没庐氏和纳囊氏属于亲佛集团，但没庐氏亲自顿悟派，而纳囊氏亲渐悟派。
也就是说，赤松德赞耗尽一生的宗教置换计划，不但没彻底清除本教，反倒导致了吐蕃政治体系的撕裂。
甚至赤松德赞的去世，都是在为这种撕裂买单。
那么，赤松德赞以毕生之力的弘佛，是成功了呢？还是不成功呢？
这个问题，大家自己考虑吧！
参考消息：
[1]、《吐蕃时期的禅宗传承》_张亚莎；
[2]、《风化成典》_马丽华；
[3]、《非‘拔协’视阈下的“吐蕃僧诤”》_朱丽霞；
[4]、《禅定目炬与吐蕃禅宗思想源流考》_刀吉仁青；
[5]、《汉地佛教在吐蕃传播述论》_袁晓文、郎伟；
[6]、《关于摩诃衍禅法的几个问题》_杨富学、王书庆；
[7]、《8～ 9 世纪流传于吐蕃的禅宗派别考———兼论宁玛派与禅宗的思想渊源》_朱丽霞；
[8]、《吐蕃僧诤记》_戴密微；
[9]、《吐蕃赞普赤松德赞研究》_林冠群；
[10]、《西藏佛教发展史略》_王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