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今提起陈布文，后世之人多称她是“共和国国徽设计者张仃的妻子”。
夫妻相携50载，当历经磨难的张仃终于在历史的画板上找到了自己的一席之地，陈布文却永远被湮没在了时代的荒野丛中。
少有人记得，她曾是被誉为“小鲁迅”的文坛奇才，是周恩来的机要秘书。画家黄永玉盛赞她“有着黎明般清醒的头脑，男性般的愤世嫉俗”。作家王蒙将她奉为心中最完美的“女神”。
陈布文这一生的标签很多，随便拿出一个，她都大可功成名就，造就一番事业。然而，她却视功名如草芥，把毕生心力的大半都奉献给了家庭。
多年以后，当病入膏肓的陈布文垂卧病榻，以拒绝治疗、拒绝进食的方式决绝离世时，她的悲情抉择让人无限唏嘘。
生命之火将熄，两行清泪从陈布文的眼角缓缓流下，那些过去青葱时岁里的时光走马灯似的在她眼前闪现。
她想起故乡的油菜花，想起少女时代逃婚离家的明媚午后，想起和张仃在玄武湖畔的简陋婚礼，想起穷困时两人同吃一个馒头依旧满足却再也回不去的旧时光……
儿女们哭求她吃点东西，她说：“生亦何欢，死亦何惧。”
看着身边沉默忏悔的丈夫，她别过头去，只觉得五十载婚姻，好似做了一场荒唐的大梦。现在梦醒了，她真的好想回家……
陈布文出生的地方，在江苏省武进县。1920年，她在这个江南小城呱呱坠地。因为父亲是晚清秀才，还当过镇长，相对开明。陈布文虽是女孩，也被允许像哥哥们一样到外地求学。
也许是继承了父亲的文学天赋，陈布文很小就在读书作文方面表现出了不俗的才华。
她少年老成，所作之文不仅深入浅出，还敢于针砭时弊。国文老师盛赞她的气质脾性酷似鲁迅，久而久之，“小鲁迅”的称号在学校传开。
十二三岁的时候，陈布文就开始在报刊投稿，发表文章。杂志编辑看她写得一手好字，行文老道，只当她是个中年男性，没想到陈布文竟是杂志社最年轻的作者。
年少成名的经历，原生家庭的偏爱，让少女陈布文性格中恣意率真、任性洒脱的一面像藤蔓般野蛮生长，这种生命力也化作了她后来在婚姻中坚决对抗世俗的底气。
那是1937年，17岁的陈布文已经中学毕业，也到了该谈婚论嫁的年纪。父母在众多攀亲者中煞费苦心地为她择了一个在日本留过学，家境又好的青年才俊。
换了寻常女子，未尝不欢喜这桩良缘，陈布文偏不。因为这个天才少女早在13岁那年就有了自己的爱情观，她在文章中写道：
“假如我有了爱人，脱离这烟火气的社会，到乡村，到湖滨或到海边，搭两间茅蓬，早晨同着斗大的朝阳从东海升起，傍晚目送五色的晚霞在西天幻灭……”
在陈布文心中，爱情不是任何既定的轨道，而是志同道合、超脱世俗的所在，是可以让她扬帆破浪的广阔大海。
所以17岁这年，她为了一种不受束缚的人生，头也不回就离开家乡，来到了南京，并试图以心中最自由的方式独闯世界。
陈布文在铁道部创办的报社担任主笔，年纪虽小，却文笔辛辣，凭借一篇篇闲适又犀利的小杂文深受读者喜爱。后来她又受邀为大名在外的《扶轮日报》撰文。张扬的个性、洗练的文字，很快让陈布文这个名字家喻户晓。
因缘际会，她也在《扶轮日报》上结识了一个与自己一样醒目张扬的人，这个人正是当时给这家报社画漫画的张仃。
张仃是辽宁人，大陈布文三岁。他自幼痴迷画画，年少成名。然而，随着“九一八”事变，家乡陷落，15岁的张仃不得不四处流亡。烽烟战火，深深刺激着张仃那颗背井离乡、破碎飘零的心。血气方刚的他以鲁迅为偶像，从此走上了一条“漫画抗日”之路。
陈布文遇见张仃的时候，也是他人生中最落寞的关节。此前他因为地下活动暴露，遭到国民党的关押，出狱后穷困潦倒，经人介绍才得以为《扶轮日报》画点漫画，维持生计。
陈布文不止一次地看过张仃的作品，那些怪诞线条中表达出的讽刺、苦涩都引起了她深深的共鸣。
巧合的是，后来有一次躲空袭，两人竟在防空洞中偶遇，彼此熟络。得知张仃的真实人生经历，陈布文对他更加敬佩。
两个同样才华横溢，又年轻激进的年轻人很快走到了一起。个中感情，与其说是一见钟情，倒不如说是一种天涯飘零、惺惺相惜的情感共振。
毕竟，那时他们还太年轻，年轻到还没到达一个可以真正领悟爱情的年纪。
两人在南京的玄武湖畔举行婚礼，宣誓结为夫妻的时候，一个20岁，一个只有17岁。
婚后，没有稳定经济来源的夫妻俩过得极为清贫，一日三餐连清水馒头都是奢侈，两人也不以为苦。
他们纵论艺术、抨击时事，并将这种患难生活化作笔底洞察人间疾苦的波澜，在各自的领域里异军突起。那时他们是夫妻，亦是“战友”。
全面抗战爆发后，张仃组织了一个“抗日艺术队”来到陕西榆林，进行抗日宣传活动。后来在革命理想的召唤下，夫妇俩又带着刚出生的女儿奔赴了革命圣地延安。
不过由于没有介绍信，来路不明，他们在这里受到了冷遇，这也让心高气傲的张仃犯了艺术家的傲慢脾气。
为了不伤害丈夫的自尊心，陈布文悄悄找到了鲁迅艺术学院的副院长周扬。在他的介绍下，张仃才得以成为鲁艺的一名教员。但是张仃在这里的事业发展道路并不顺遂。
他那抽象的现代艺术审美，与当时流行的文艺画风格格不入，加之性格桀骜不存，张仃被边缘化成了在所难免。他还曾因给丁玲、萧军画了肖像画，被认为是“丑化”革命同志，挨了批评。
与之相反的，是妻子陈布文一路春风得意，被众星捧月的喝彩声。
陈布文来到延安后成为了一名记者，她的文章写得灿烂又不乏深度，加之为人热情豪爽，很快就融入了延安作家圈，还还进入了“文艺抗敌协会”担任鲁迅研究会的秘书。
夫妻境遇云泥之别，让作为男人，尤其是自尊心极强的艺术家张仃觉得难堪至极。他开始自暴自弃，后来延安美协举办“讽刺画展”，70多幅作品竟没有一幅出自他的手笔。
因为忧心丈夫的处境，陈布文每天除了要投入忙碌的工作，兼顾家庭照顾孩子，还要时刻想方设法开解失意的丈夫。
陈布文原以为自己有能力让张仃振作起来，可是日子久了，她反而发现了两人在性格上并不匹配的事实。
陈布文是积极向上之人，性情独立有见地，什么难题到了她手里总能迎刃而解。而张仃是个不折不扣的悲观主义者，不善于化解问题，他大部分时间只沉湎在自己无用的情绪里，故无时无刻不感到被压抑、被束缚的痛苦。
这种痛苦积压许久又无处发泄，妻子成了他唯一的出气口。抑郁不得志的日子里，张仃开始为些小事与陈布文争执，争吵到激烈处他将家里的盘子、手表悉数摔碎，还曾想要触电自杀……
如此种种，让陈布文不断反思，让她开始为两人仓促而轻率的结合感到后悔。
也是在这一时期，张仃和陈布文一样，厌倦了这段婚姻的束缚。颓靡不振的他甚至发生了情感上的旁逸斜出。
不过这段插曲终究还是随着儿子张郎郎的出生戛然而止。在婚姻的十字路口盘桓许久的张仃如梦初醒般，又重新投入到了家庭生活之中。
对于张仃的心路变化，陈布文全然不知。女人毕竟是情感动物，待到这段混沌的磨合期过去，孩子的到来让家庭趋于平稳，陈布文又变回了张仃身后那个贤良又包容的女人。
在她的宽慰和指引下，张仃磕磕绊绊的事业终于迎来柳暗花明的转机，他从人物漫画转向工艺美术设计，因为风格独特，他装饰的“作家俱乐部”、设计的延安成果展览会都广受好评。
新中国成立后，张仃又受邀到北京参与国徽和纪念邮票的设计，一跃成为新中国的“首席设计师”。
与此同时，陈布文也以过人的才华被选为周恩来的机要秘书。这对天才夫妻，一时间风头无两。不过仅仅一年过去后，陈布文却决定辞去这份优渥体面、令人艳羡的工作。
亲朋好友都说她昏了头，劝她三思后行，陈布文却比谁都清醒，美满的家庭和出色的事业一样需要经营。
儿子张郎郎完全理解母亲当年的苦心，他说：“她非常理性，上世纪50年代，我父母面临的选择是：家中两人必须有一个作出牺牲，否则都会一事无成。母亲毅然辞去工作，专做家务，自称为‘伙头军’。”
回归家庭后，陈布文开始把生活的重心放在对四个子女的教育上。平日里除了撰稿，每有闲暇，她就会组织孩子们对对联、猜谜语、讲故事，给他们以文学的启蒙。她给孩子们读希克梅特、马雅可夫斯基的诗作，帮他们逐字逐句批改习作。在陈布文的感染下，几个子女全部积极乐观，聪颖好学。
动荡的年代里，张仃也被卷入时代的洪流遭到批判。陈布文比谁都心痛，却也比谁都镇定从容。她像个诤友般，耐心地开解张仃，让他相信时间定会给他一个公正的评价。
最艰难的日子里，她整夜整夜给丈夫和子女读书，读鲁迅，读雨果，带领全家人走过了那段泥泞岁月。
然而，随着新时代的到来，当张仃和孩子们都踏上新的征程，越走越顺畅时，陈布文的生命之火却一点一点地燃尽了。其中，加速她走向陨落的是一个让她心痛的发现。
1985年，陈布文在整理作品时无意间发现了一些陌生的书信和诗稿，所有的内容都指向丈夫和一个叫灰娃的女人之间有段不同寻常的情谊，
陈布文如坠冰窖。看着一封封信件上灰娃的落款，她只觉得触目惊心，这是一个她再熟悉不过的笔名。
灰娃是陈布文和张仃在延安时期的挚友。灰娃的人生经历坎坷，陈布文对她很是同情，在其困难的时候，还曾多次伸出援手。
陈布文难以置信地质问丈夫，“这些到底是不是真的”。张仃却用沉默给了她最难堪的答案。
此时此刻，65岁的陈布文觉得自己仿佛活成了一个笑话。她一生都在追求至死不渝、白发蒹葭的爱情，甚至用50载风雨同舟的扶持想要造就一个年少时追逐的永恒，却在人生即将圆满的当口迎来了幻灭。
她恳求张仃给她一个解释，一个足以说服她的解释，张仃的答案是：“在她那里，我感受到了久违的热情。”
陈布文怔了一怔。
可是曾经，他们没有热情吗？
她又在信中看见他对她说：“我们两个是分散在世界上的疯子，如今终于相遇了！”
是啊，他们是多么相似的两个灵魂，他们都旗帜鲜明，特立独行，正如张仃不入俗流的绘画遭到批判，灰娃的诗歌也因独特的审美遭到打压。
他们一起深陷泥淖，他们一起沦落天涯，他们后来感同身受。
可是曾经，她和张仃又未尝不是感同身受？
也许吧，在感情的世界里，原来就没有什么能够永垂不朽。想清楚这一点，陈布文感到了如释重负般的释然。
1985年12月8日，她以一以贯之的冷静和从容离开了人世。临终前，她不忘叮嘱儿女：“忘掉一切，各自开始新的生活。”
这是一个温厚善良之人，对这个世界最后的宽宥。而张仃在她离世后一年，就与灰娃秘密办理了结婚手续。
再婚之后张仃的心情显得不错，灰娃也看起来年轻了好几岁。晚年的两人寄情于山水，上秦岭，下苗寨，登泰山……在张仃看来，灰娃似乎更契合他的性格。
他说：“灰娃始终是个孩子。一般人一长大，就世故，世故以后就不再有诗，灰娃到老年还能写诗，她有一颗孩子的心。”
当张仃这样评价灰娃的时候，不知他是否还记得，在无数个雨横风狂的人生关口，正是曾经那个放弃了年少天真的女人为她挡在了这一世风雨的前头，这才保留了他这颗不染世俗的童心。
他也许到老都不知道，只有童心的人，往往也只有自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