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是名牌大学毕业的才女，一个是目不识丁的关中老农；一个是大文学家许地山的女儿，一个是世代为耕的农民子弟。他们之间的姻缘始于历史的无奈，却终于人生的美满。
现代文学史上，许地山的大名耳熟能详，他是同时代与茅盾、叶圣陶齐名的著名作家。即便不了解他的人也读过当年课本里的那篇《落花生》：“落花生，在贫瘠的沙土地开花结子，生命力是那样顽强、执著……”
许地山用一篇数百字的优美散文，写尽落花生的优秀品质。可是他做梦也没想到，自己的女儿许燕吉后来会像落花生一样飘零在“沙土地”，并与一个农民创造出一段奇特的姻缘。
1933年许燕吉生于北京，是家里的第二个孩子。许燕吉出生的时候，其父许地山当时在燕京大学任教，母亲周俟松毕业于北京师范大学，是湖南望族的才女。
像这样的知识分子家庭，谈笑有鸿儒。在家庭氛围的熏陶下，许燕吉从小就沐浴在书香之中。
许燕吉两岁那年，父亲许地山被推荐到香港大学执教，一家人也跟着迁往香港。许燕吉在教授父亲的庇护下住洋楼、坐小车，童年生活幸福无虞。加上许地山又是个幽默旷达的父亲，许燕吉得以快乐无忧地成长。可惜好景不长。
1941年8月，许地山在香港任教期间突发心脏病去世，年仅41岁。彼时的许燕吉不过8岁，却永远失去了父亲。
许地山过世后，许家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因为没有经济来源，家里唯一值钱的汽车被变卖，几间房子被陆续出租，用以勉强维持家庭开支。
屋漏偏逢连夜雨，在许地山过世四个月后，太平洋战争爆发，不久后香港沦陷。
周俟松只能带着一双儿女逃往内地，扛起了养家糊口的重担。动荡的岁月里，年幼的许燕吉饱尝了人间心酸。多年抗战，她随母亲颠沛流离，先后辗转五个省份七个市。
直到1946年，一家人才在抗战胜利后落户于南京，生活稍稍安定，可是日子仍不好过。
许燕吉的母亲周俟松当时被分配到当地儿童福利实验区工作，实验站是收容流浪儿与穷人子女的地方，可是周俟松身为站长，身后却无寸瓦容身，就连许燕吉和哥哥两兄妹还是在父亲生前好友的资助下，才得以继续上学。
1954年，历经坎坷的许燕吉终于从北京农业大学毕业，被分配到河北石家庄的农业试验站工作。怀着对新生活的无限憧憬和为国奉献的精神，许燕吉勤奋工作，还在单位多次获奖。可是即便这样，特定的时代背景下，她还是遭到了历史洪流的冲击。
1955年，在隔离审查期间，许燕吉因为把要交的材料戏称为“鬼材料”，最后被迫在宿舍坐了半年“牢”。
好在这只是虚惊一场。其间，她还与大学时代的恋人吴富融结为连理。两人也算上门当户对的才子佳人，一时羡煞旁人。许燕吉以为生活就此走上了岁月静好的正轨，以至于后来发生的一切都是那么猝不及防。
1958年，25岁的许燕吉遭到诬陷，被以莫须有的罪名被开除公职。彼时她已经怀有身孕，失业后只好回到南京。然而，因为工作上的刺激，加上旅途的颠簸，肚子里的孩子却不幸胎死腹中。
许燕吉去医院做手术，医生告诉她，是个女孩。尽管孩子一出生就没有生命迹象，许燕吉还是想看一眼自己的骨血。医生建议她不要看，看了恐怕影响以后怀孕，而这也成了许燕吉多年后永远的悔恨。她说：“假如当时知道她是我今生的唯一，无论如何我都要看看她的。”
同年7月，许燕吉被判处6年有期徒刑。这对她而言并不突然，出乎许燕吉意料的是，向来与之恩爱的丈夫却因担心受到牵连，提出了离婚。
夫妻本是同林鸟，大难临头各自飞，面对绝情的丈夫，许燕吉纵然心中有万般的委屈，亦不再做无谓的挽留。
孩子流产，婚姻破裂，自己也身陷囹圄，似乎所有人生中最绝望的事情都堆积在了一起。但是生性要强的许燕吉并不服输。她说“监狱的生活也是生活的一种”。
面对已经被切割得七零八落的人生，许燕吉倏然想起父亲当年的“花生哲学”，于是强忍着泪水开始寻找逆风翻盘的机会，机会之一就是立功减刑。许燕吉坚信只要努力表现，一定会被看见。
苦心人天不负，从1961年到1962年，积极服役的许燕吉连续两年立功，这在犯人当中非常难得。更难得的是，许燕吉善良、大度，极富同理心。
按照当时监狱里的规定，连续立功三次就能提前一年出狱，可是出于同情，许燕吉后来主动把减刑立功的机会让给了另一个还有五年刑期的狱友。因此，立了两次功的许燕吉到头来还是坐满了六年牢。
1964年，当许燕吉终于刑满释放时，她已经是31岁的年纪，身上的囚犯帽子却依然没有完全摘除。为了不拖累母亲，许燕吉选择回到自己服过刑的河北第二女子监狱就业。
兜兜转转，许燕吉又回到了原来的地方，只不过这次，她是以自由人的身份回来的。不过事实证明，她并非真正自由。在监狱工作没多久，风华正茂又才情兼备的许燕吉就被一个“当权者”看上，并遭遇了逼婚。
对此，许燕吉勇敢无畏地拒绝了，因为当时她已经在工作中喜欢上了一个叫做吴一江的囚犯。这让逼婚者很是不满，他很快找了个借口把许燕吉赶出了监狱。许燕吉就这样再次失去工作，而她与囚犯吴一江的恋情，也因为种种现实原因未能继续。
接二连三的现实打击让许燕吉心灰意冷，从此不寄希望于爱情。
1969年12月，全国大中城市的人口向农村疏散，许燕吉也在这股潮流中被疏散到了河北新乐县一个偏僻小山村。
为了能在这个地方生存下来，许燕吉努力生活，干着又苦又累的农活，却只能挣到最微薄的工分，连温饱都成为问题。万般无奈，许燕吉只能辗转八百里秦川，去投奔自己那已经17未见的哥哥周苓仲。
长风浩浩，飞沙走砾，许燕吉到了陕西之后才发现，原来哥哥这些年里也过得不好，这个清华农学院毕业的昔日高才生，如今在柳林滩种马场当工人。
同是天涯沦落人，兄妹俩就像一棵藤上结出的两颗苦瓜，两个人都唏嘘不已。许燕吉十分希望从此能留在哥哥身边，兄妹俩从此有个照应。哥哥告诉她，想要在这里落户，除非找个当地人结婚。
对此，许燕吉倒也想得豁达。她已经38岁，芳华不再，更不希冀什么爱情，事已至此，随便找个本地人搭伙过日子未尝不可。
月下老人后来把她的红线拴在了一个年过半百的老农民身上。
他叫魏振德，家住武功县官村，比许燕吉大十多岁，是个目不识丁的文盲。相貌也不出众，个子不高，瘦瘦小小，还带着一个和前妻的10岁儿子，已经鳏居多年。
放到以前，作为天之娇女的许燕吉无论如何，都不可能选择这样一个大字不识，和自己毫无共同语言的农民作为终身伴侣。
可是现在的许燕吉没有选择，也早已失去了人生之中一切可以选择的资本。
前来相亲的人听说她蹲过监狱，不是眼光异样，就是避之不及，唯有这个憨厚老实的农民不介意她的过去。
魏振德的诉求就是，给孩子找个妈妈，让屋头有个女人，不至于太过冷清，而飘零半生的许燕吉也在寻觅一个安稳的落脚点作为最后的降落栖息地。
两个人一拍即合，就这样凑合成了一对。
决定嫁给魏振德的那一天，一向坚强的许燕吉罕见地哭了，许是为她在监狱中早早萎谢的爱情，许是为她这荆棘遍布的苦难人生……
都说“嫁鸡随鸡，嫁狗随狗”，嫁给了农民的许燕吉很快变成了黄土地上地道的农家媳妇，日出而作，日落而息，洗衣做饭，种菜养鸡……许燕吉的一身文化知识在这里没了用处。不过在习惯了魏振德周身的旱烟气息后，许燕吉也不再细数时间的脚步。
婚后多年，尽管两人没有生下一儿半女，善良的许燕吉却一直待丈夫的儿子视如己出。那时候农村夫妻普遍不互相称呼名字，而是喊做孩子他爹或者孩子他娘。因为儿子并非亲生，许燕吉觉得这种称呼反而显得生疏，就索性称丈夫为“老头子”。魏振德也觉得本土的叫法“不老美气”，所以他对媳妇只是叫一个“哎”字。
在一声声“老头子”和“哎”中，他们把原本烟熏火燎、风吹日晒的日子也过得温暖有味。
时间一晃就过去了七八个年头，外面的世界也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1979年3月，许燕吉得到平反，恢复公职。不过彼时的她早已青春不再，46岁的她满手老茧，一脸皱纹，看上去比同龄人要老得更多，而一头白发的魏振德更是在岁月的摧残中成为名副其实的老头子了。
两年后，随着政策落实，许燕吉被调回南京，安排在省农科院畜牧所工作，不久又评了副研究员职称，还当上了市政协委员。
荣誉和地位接踵而至，许燕吉进入人生的新历程，大字不识的农民丈夫也逐渐成为她的累赘。有人劝许燕吉不如给魏振德一些补偿，另外再组建家庭，反正他们之间也没有爱情和共同语言。
许燕吉却有自己的想法，她说：“你落难时，人家援手，你地位变了就把人家甩掉，这还有什么道义可言？爱情又不是搞学术讨论，不需要什么共同语言，我们过的是平常人的日子，只要互相关心，互相照顾就足够了。我们的文化虽有差异，但人格是平等的。”
次年，许燕吉就把丈夫的户口也迁到了南京。两个人一个是国家干部，一个是文盲老头，却不离不弃。
起初许燕吉因为要照顾年迈的母亲，担心老头子晚年寂寞，就给他找了份传达室的工作。不过工作虽然简单，但是至少要分分报纸，给来客办个登记，不识字的老魏很不适应，没干多久就撂了挑子。
“好，你什么都不必做，安心养老。”许燕吉把每个月的工资全部交给老魏，他愿意用多少就用多少。她还给老魏买了个灵敏度很高的小收音机，让他听戏解闷。
一有空闲，许燕吉就带着老魏外出旅游，太湖边、黄山下，扬州瘦西湖都留有两人的踪影，这位面朝黄土背朝天，干了一辈子农活的老人做梦也没想到有生之年还能看到这么多好山好水好风光。
在许燕吉的照应下，魏振德度过了一个幸福的晚年，直到2006年去世。
魏振德过世后，年逾古稀的许燕吉也已经退休，但是劳动了一辈子的她闲不下来。回首这跌宕坎坷的一生，许燕吉用六年时间晚上了回忆录《麻花人生》，后来出版时被改名为《我是落花生的女儿》。书籍一经出版，好评如潮。
许燕吉曾在书中写下这样的结语：
“我是许地山的女儿，可惜在他身边的时间太短。如果上帝允许，我希望时间永远停留在前一天。父亲不要走，我也永远不要长大……但他那质朴的‘落花生精神’已遗传到我的血液中：不羡靓果枝头，甘为土中一颗小花生，尽力作为有用的人，也很充实。”
2014年1月13日，在本书出版3个月后，81岁的许燕吉与世长辞。从“落花生”到“落花生的女儿”，许燕吉用自己的一生向世人完美诠释了父亲当年的“花生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