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8年12月14日，北平城被围，蒋介石致电当时的北平剿匪总司令傅作义，命令他安排那些著名的知名知识分子离开北平。第一批知识分子名单中就有当时的北大校长胡适先生。
1948年的政治空间已经呈现两极化，使得中间派知识分子或者自由派知识分子再也没有回旋的余地。胡适等英美式知识分子也只能做出明朗的政治选择，不得不站到蒋介石这一边。
在此之前，远在美国的胡适曾为中国和平做出努力。始终保持独立地位并超越党派色彩的他致电并委托王世杰，将一封电报转交给毛，这封电报的内容大致是：希望黄土高坡能放弃武力，效仿英国工党，通过和平手段争政权，并成为合法的第二大政党，以实现胡适价值和理想的两党政治和政权和平轮换。当时的王世杰致电胡适：电报已亲自转交毛先生矣。但是，这封电报最终石沉大海。
这也显示了胡适的天真。在枪杆子、刀把子、铁与火的近代中国，胡适的价值和理想是何其的脆弱。但这是胡适的错呢还是自由主义本身的错呢。自由主义本身的组织性向来为人诟病，因为要保证每一个个体的独立和他们说话的权利，很难形成统一的力量，但是，如果形成强大的号召力，势必会损伤个体的独立与自由，这又与自由主义的价值有相矛盾。这也却是显示了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两难和尴尬的境地。
在蒋介石的电报催促下，胡适匆匆南下，来到政府所在地南京。这时的胡适始终是以“逃兵和难民”来形容自己。1948年12月14日，南京的北大校友会在北极阁下中央研究院礼堂大厅庆祝北大的50周年。胡适应邀参加，他讲话时哽咽着说道：弟乃一不名誉之逃兵，今日实在没有脸面站在这里讲话。以致“痛哭失声”，在场的其他知识分子也是掩面而泣，“会场凄然断绝”。
1949年，新年过后，胡适在他1月2日的日记中写道：种桑长江边，三年望当采。枝条始欲茂，忽值山河改。柯叶自摧折，根株浮沧海。春蚕既无食，寒衣欲谁待。本不植高原，今日复何悔！
日记中尽是忧伤。
蒋介石此时已经积极劝说胡适再次入阁政府或出任驻美大使，胡适表示自己想保持自己仅有的一点独立和自由，后来几经劝说，胡适始终态度依然故我。后来王世杰又劝，胡适表示：弟深信，个人说话自由对于国家或更有益，故决不愿改变。遂决定以私人身份访美。后来胡适去往上海，住在陈光甫的银行招待所中，这几天日记都是寥寥无几，只是一些会客的记事，他收到了北大同仁的电报，心情“甚慰藉”。
1946年，胡适在和雷震等用完早餐后，登上“克利夫兰总统号”轮船，驶往美国，心情黯淡的胡适，在浩瀚的太平洋上，胡适为《自由中国》杂志写下了序，并谈到老友陈独秀，他为陈独秀的晚年见解感到高兴。这个“不肯抛弃希望的遗民”，从此一去不复返了。这是胡适的“第六次出国”。
1949年8月14日，毛在为新华社撰写《丢掉幻想，准备斗争》：“为了侵略的必要，帝国主义给中国造成了数百万区别于旧式文人或士大夫的新式的大小知识分子。对于这些人，帝国主义及其走狗中国的反动政府只能控制其中的一部分人，到了后来，只能控制其中的极少数人，例如胡适、傅斯年、钱穆之类”。
而此时，胡适已远走海外，傅斯年东渡台湾，钱穆南下殖民地香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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