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王星琦
作者与蒋星煜先生（左）
很早就知道蒋星煜先生，上海的朋友异口同声地与我谈起蒋先生，言其多才多艺，涉足诸多领域，是杰出的戏曲理论家、史学家、作家和文化学者。先生不仅研究古代戏曲，也改编剧本，写过一些历史人物传记以及散文随笔等。先生是江苏溧阳人，早年肄业于上海复旦大学，二十一岁时就出版过一本《中国隐士与中国文化》，收入《民国丛书》第四编第三十八册，可谓先生之少作。这本小册子篇幅虽不大，却是近现代第一本探讨士与文化的专著，且议论精警凝练，首开一个研究视阈。一九九二年上海书店曾据一九四三年版影印，后上海人民出版社于二○○九年又出简体字排印本，先生将早年所作《颜鲁公之书学》和《况钟》一并收入，并加以修订，书名仍用《中国隐士与中国文化》，成为人们常翻阅的著作，不断再版。
自上世纪五十年代始，蒋先生主要从事中国古代戏曲史研究，特别是《西厢记》研究，出版《明刊本〈西厢记〉研究》《〈西厢记〉的文献学研究》等七八种。此外关于戏曲史研究还有《中国戏曲史钩沉》等三种专著，共十余部著作。其中《西厢记》研究著作分别获得一九八四年中国戏剧家协会理论著作奖和文化部文化艺术优秀成果奖，被公认为《西厢记》研究的杰出学者。先生曾主编了《中国戏曲曲艺辞典》《元曲鉴赏辞典》等，还兼任了《辞海》戏曲曲艺部分的分科主编。
与著作等身的蒋先生结识与交往，始于一九八六年山西师大主持的临汾古代戏曲学术研讨会。我们一见如故，谈得非常投机。先生自言并不健谈，然说起《西厢记》来，却款款而谈，经久不倦。会议间歇，有两个晚上与先生长谈，使我受益良多。除了谈《西厢记》，先生也谈及当时学术界的热潮。拨乱反正之后的八十年代，百废俱兴，是学术蓬蓬勃勃的时期。许多学术界的前辈学者虽年事已高，大多还在，所谓文章老更成，陆续有新成果问世。那时蒋先生在前辈中年纪不算太大，还不到七十岁，正是从事学术研究最好的时候。先生说到自己的学术研究规划和正在做的研究项目，兴致很高。我带去了发表过的两篇论文向先生请教，先生多有鼓励，同时告诉我尽可能用第一手材料，写论文要言之有据。先生说，平阳(临汾的古称)一带是元杂剧的发祥地，要珍惜这次会议的机会，这一带戏曲文物很丰富，要多看看，搜集一些相关资料，田野调查有时较书本的材料更重要，二者不可偏废。先生亲切蔼如，称我为小老弟。
临汾会议安排了许多参观古代戏曲文物活动，如参观侯马金代董氏戏俑、洪洞明应王殿元杂剧壁画、运城解州镇号称“武庙之祖”的关帝庙、临汾元初王曲东岳庙戏台等，尤其是永济市蒲州镇的普救寺，因“王西厢”的故事发生于此，引起了与会者极大的兴趣。有趣的是，当地人皆将文学作品中的描写一一坐实，王实甫笔下人物活动的场所位置可直截指出，崔氏一家别院(亦称莺莺院)、张生借厢的具体厢房、法本住持的禅房等都历历可数，甚至“隔墙酬韵”的方位和“张生跳墙”的地点也可明确指认。永济城里的商号店面也多冠以“西厢”之名，有人笑着说，大家都穿越到了唐代，王实甫若有知，未知作何感想。蒋先生则笑道：“这些都是后造的，况且王实甫写的是戏剧，怎么可以一一确指呢？文学作品多是虚构的。唐朝确有普救寺，建于武则天时，初名‘西永清院’，然唐时建筑早已不在了，历代都要不断修葺，现在国家也在出资修缮嘛。一一坐实是噱头，是旅游点的需要。”
游览普救寺，我印象最深的是蒋先生为所谓崔氏别院的题字。寺院方的意思是具体题作院子乃是崔家所住别院，鉴于不宜一一坐实文学作品中的描写，蒋先生有些犯难。沉思半晌之后，蒋先生灵机一动，挥起毛笔，迅速而又洒脱地写下了四个大字：“梨花深院”。这四个字是古代名家诗词中多见的，既避免了将文学作品中的描写就俗坐实的套路，同时也很美，以虚当实，获得了在场观赏者的啧啧称道。显然蒋先生的题字是很高明的，既保留了自己的想法，又满足了寺院方的要求。不是吗，这个院子的大门联就用了晏殊《寓意》中的名句：“梨花院落溶溶月，柳絮池塘淡淡风。”只是将“院落”改作了“深院”。元人耶律楚材有句：“遥想故园今好在，梨花深院鹧鸪声。”(《庚辰西域清明》)宋人吴梦窗在其《无闷·催雪》中也有“还怕俺，梨花深院，又作故人清泪。”此外，宋朱淑真词《西江月·春半》的尾句则曰：“恰如飞鸟倦知还，淡荡梨花深院。”或以为“梨花深院”最早出于宋人赵必的《绮罗香》词，其结句作“秋千影里送斜阳，梨花深院宇。”然赵必的生卒年不详，其与晏殊在世之先后亦失考，究竟谁借鉴了谁，亦待考。至于南宋的吴、朱二家则是化用前人成句而已。
在参观解州全国最大的关帝庙时，我一直与蒋先生在一起。古代戏曲有关文献中有关汉卿是解州人的记载，翻阅了一系列材料之后，我有个想法，即时向蒋先生请教。关于关汉卿的乡贯与居里，有关文献有不同记载，乾隆新修《祁州志》中称其为“元时祁州之任仁村人也”，“任”字当作“伍”字，即今河北省安国县伍仁村人；明蒋一葵《尧山堂外纪》卷八十则谓其是大都人，即今北京人；《元史类编》卷三十六又说其为解州人。有学者于安国县(今为县级市)伍仁村的一个桥头碑上，发现了碑文上有“关灿捐银五十两”的字样，怀疑灿是关汉卿的名（汉卿是字，已斋是号)。综合起来分析，我认为解州当为关汉卿的籍贯，解州关氏应是望族大姓，关汉卿写《关大王单刀赴会》或有述祖之意，关羽是解州人。而安国伍仁村则是关汉卿客居较久的第二故乡，或晚年寄居的地方。祁州宋元时是药材的集散地，关汉卿家族与太医院关系密切，他亦通医术，这从他杂剧作品中多写悬壶医者及岐黄药理不难领略到。至于大都，作为元代繁华的大都会，是北曲杂剧创作演出活动繁盛的中心，自然是关汉卿戏剧活动的主要处所。我将这个想法说与蒋先生之后，先生沉吟片刻，以为可成一家之言，建议我再细致查阅相关文献资料，最好能去河北安国好好研究一下那个桥头石碑，看看碑是何时立的，而后写成文章。先生严谨的学术研究风范，令我印象深刻。
临汾会议之后，我与先生书来信往，联系是较多的。两年后的一九八八年，蒋先生应上海辞书出版社之邀，主编《元曲鉴赏辞典》，写信让我到上海协助工作，差不多有一个多月时间与先生朝夕相伴，我审阅了部分稿件，也撰写了近三十篇鉴赏文章。工作期间，使我对先生勤勉、严谨的学风和温和平易的待人性情了解得更多，遂对先生更加敬重。审稿时，我主张绝不轻易改动同行们的来稿，若确须改动，也要与作者联系，请撰稿人自己动手，我们只是提出问题与看法，蒋先生肯定并采纳了我的意见。这次协助工作，也结识了不少同行朋友，如一道来帮助工作的洛地、李昌集、赵山林、翁敏华等，在我，学习到很多东西，收获是很大的。
上世纪八十年代后期，教育部责成南京师大举办一个古代文学助教进修班，中文系派我来负责这个班的工作。进修班结束时，我与班里的几位同学合作编撰了一部《元杂剧本事考》，想请一位老先生写一篇序。当时我的老师王季思先生正忙于编撰“十大悲剧集”与“十大喜剧集”，抽不出时间为我们写序，我便想到上海请蒋先生拨冗为之。先是写了封信说明情况，蒋先生答应帮助我们，说要看一下书稿，于是我决定赴上海将书稿送过去，一则较邮路要快一些，二则也可借机去看看老人家。先生先后寄了两通信与我，详细告诉我到他家去的路径，说有89路、43路公交车可乘，下车后步行十分钟到田林十村，找31号101室即可。原本还有205、224路公交可达，当时正在修路，不要误乘。先生生活中是极细心的人，又写一短简告诉我在上海新客站要乘903路至终点，再换乘89路到终点站田林路，并约好时间在家里候我。按先生的指引，我先后两次赴上海，送书稿之后未久，先生来函，称序文已写好，让我去取。我到上海顺利拿到了先生的序文，其时也与先生长谈了一个下午，乘夜车回到南京。先生谦逊、随和，称序已写好，限于水平、精力，能否合乎要求，还很难说；如有不切合处，你尽管动就是了。这次长谈，最令我难忘的是先生将我这个后生小子当作知己，他放开了谈，讲了一些独到的观点，特别是对前辈名家学者研究成就得失的评价，无异于一个点将录。言及读书与做学问，主张既要敬重前辈名家，汲取其长处，但也不可过于迷信，智者千虑，有时也未免有失。要善于独立思考，将借鉴与个性张扬结合起来，庶几有成。
今年是蒋先生诞辰一百周年，忆念与先生的交游，往事历历，心潮澒洞，写此短文以纪之。
二○二二年十月十八日于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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