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上丝绸之路是古代中国与外国交通贸易和文化交往的海上通道，是一条具有完全意义的商路。它形成于秦汉时期，繁荣于唐宋时期，转变于明清时期，是已知最古老的海上航线。海上丝绸之路自中国沿海地区出发，东达日本、朝鲜，向西绕过印度支那半岛和马来半岛，经印度东海岸，越过印度洋和阿拉伯海，通往波斯湾或红海与地中海的伊斯兰世界、非洲东海岸，远及欧洲等地。因在隋唐时期输出的大宗货物是丝绸，故称“海上丝绸之路”；到宋元时期，瓷器渐渐成为主要出口货物，又称“海上陶瓷之路”；由于输入的商品主要是香料，故又有“海上香料之路”之称。历史上，潮汕是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节点。
一、秦汉至宋元时期：潮汕海上丝绸之路的发轫与发展
秦汉时期，潮汕海上丝绸之路无甚历史文献可表露，能让我们认识此时期潮汕海上丝绸之路的是澄海龟山文化遗址。龟山文化遗址位于汕头市澄海上华镇北陇附近的龟山，面积约2万平方米，是一处汉代官署遗址，这是迄今为止潮汕平原发现的唯一大规模的西汉文化遗址。遗址位于海岸不远处，遗址中出土了铜铁器，并有铸造铜铁器而遗弃的废渣。其时潮汕地区并无产铜或产铁，这些铜铁器原材料应来自于外地，更多的可能是从粤中广州地区从海路输入，因广州有较发达的造船业和铜铁器铸造业。遗址还出土有玛瑙珠、玛璃耳珰等饰物，这类饰物在广州、佛山、徐闻等地汉墓多有发现，一般认为是从海外输入。潮汕地区虽然发现较少，但也反映海外物品在汉代已输入本地区，这是汕头地区参与南海海上丝绸之路活动的实物例证。澄海龟山文化遗址见证了潮汕古代海上丝绸之路的发轫。
隋朝时期，潮人不时有海商与台湾贸易，甚至达到台湾。《隋书·陈稜传》载：
“大业三年，拜武贲郎将。后三岁，与朝请大夫张镇周发东阳兵万余人，自义安泛海击流求国。月余而至流求。人初见舡舰，以为商旅，往往诣军中贸易。”
明万历年间陈天资著的《东里志》卷二《境事志》的记载：
“隋炀帝大业四年，遣虎贲郞将陈稜等自义安浮海击琉球，破之……富商得以逡巡海道，与夷人交通，夷人也得扬帆万里，与中国关市，皆自兹役起之也。”
《东里志》的这则材料是方志中最早涉及潮汕对外贸易的记录。在材料中，作者还论述道：“自义安淫海，则必维舟岛屿，隆、深、云、青四澳，皆所经历矣。”大意是，从义安郡出海，南澳岛上的隆澳、深澳、云澳、青澳是必经的港口。
潮汕地区自隋时已启肇端的海上贸易，到了唐代，随着社会发展而发展，海船、港口、外销货物事实存在。潮州逐渐成为“海上丝绸之路始发港之一”。据《广东省志·对外经济贸易志》所记载：“唐代，潮州也随广州发达的海外贸易而开始成为广东地区又一对外经济贸易的港口……南海和大食蕃商时常到潮州港进行贸易，《全唐书》载称：‘波斯古逻本国二舶，顺风而至。亦云诸蕃君长，远慕望风，宝舶荐臻，倍于恒数。’‘除供进备物之外，并任蕃商列肆而市，交通夷夏，富庶于人。’足见潮州港外商已相当活跃。”
隋唐时期的广州是中国南海漫长海岸的一大港口，也是最大的国际贸易港口之一，内外商旅、各国使节大都在此进出。潮州与广州相距不远，潮州港很自然地成为广州港的支线。如唐文宗《太和八年疾愈德音》称：“南海蕃舶本以慕化而来，固在接以恩仁，使其感悦……其岭南、福建及扬州蕃客，宜委节度观察使常加存间，除舶脚收市进奉外，任其来往通流，自为交易，不得重加率税。”这里的“岭南”，便是指涵括潮汕地区在内的整个岭南道。
中唐之后，潮汕地区开发态势良好，陶瓷、丝绸麻纺等行业迅速崛起。广东出口的商品主要是丝绸、茶叶、瓷器、纸张、金银器、铁器、铜钱等。这其中的丝绸、瓷器不少是由潮汕地区的港口输出，而不管是直接出洋抑或转运广州港再出口，潮汕地区的港口如潮州港、凤岭港等都是一个重要节点，或说起始点之一，在当时的海上丝绸之路上发挥着自己的作用。
后溪港是潮阳最古老的港口。后溪港在县邑东郊，这里的后溪小河连接南海，航运可达潮州、揭阳、兴宁、梅州、福建等地。据史料记载，潮州刺史洪大丁任满，定居潮阳歧北（今属铜盂镇）。唐贞元五年（789年），洪大丁置木舟10余艘，沿练江水道载运货物，在潮阳新兴乡（后为县城）后溪建码头，与府内各县通商，潮阳水上通商于是渐渐盛行。后溪港又因唐大文学家韩愈二度至此而千古扬名。
宋元两朝是我国古代海上丝绸之路繁盛的主要时期。入宋之后，经济社会发展快速，尤其是南宋经济重心的南移，造船技术的提高，海运的日益发展，社会逐渐实现从大陆走向海洋的历史转变。妈祖信仰正是这一时期海运海贸发展的产物。地处南中国海的潮汕，沐浴这一春风，得濒海之利，海上贸易较前大为发展，海上丝绸之路也因此而更为拓展。
宋代潮汕海上丝绸之路发展的重要前提是本地区经济的快速发展。对此，大诗人杨万里有诗为证：
“地平如掌树成行，野有邮亭浦有梁。旧日潮州底处所，如今风物冠南方。”
经济发展的一个重要表现，就是瓷业生产规模很大，而陶瓷产品主要对海外销售，这就推动了潮汕历史传统悠久的海上交通更趋兴旺。
宋代潮汕海上丝绸之路发展的重要条件，是造船业的发展。宋朝对民间发展海外贸易和造船业采取鼓励政策，造船业因而得到充分发展。据《广东省志·船舶工业志》记载，宋时广南路的造船工场和造船作坊分布于广州、南恩州、琼州、端州、惠州和潮州等沿海、沿江地区。此时海船的建造趋于大型化，吴自牧《梦粱录》有载：
“海商之舰，大小不等，大者五千料，可载五六百人，中等二千料至一千料，亦可载二、三百人。”
到了南宋，潮汕地区便成为官方战船生产基地之一，能够大量制造较具规模的海舶。刘克庄为潮阳知县林埏撰写的《林沅州墓志铭》称：“潮阳时，有旨造战舰。”据学者李宏新先生考证，潮阳受命造战舰，大约在南宋乾道年间（1165-1173年）。这是第一条涉及潮汕地区成为官方造船基地情况的文献，意味着潮汕地区造船能力已有一定水平。
宋代本地的主要外贸港口有南澳港、鮀浦港、辟望港等，而倚韩江的澄海凤岭港是较早、较为主要的汕头海上贸易港口。
凤岭港又名岐岭港、旗岭港，位于韩江东西两溪之间，韩江三角洲平原中部南峙山、凤岭、冠山一带，主要港区在今澄海程洋岗。入宋之后，由于韩江东西两溪之间的江心洲江东都已基本定型，江东洲两旁的河段开始淤高，作为本区最大商贸港的潮州港，不得不在东溪航道下游寻求新的港区，这就促成了凤岭港的兴起。
宋代的凤岭港是潮汕地区船舶停泊、航海的对外贸易港口。《潮州府志》载：“旗岭港，距城（潮州）十五里，南洋大洲之北，自韩江发源而来，凡来往之客舟多泊于此。”《澄海县志》则载：凤岭港“艨艟幅奏”，“负山阴海”，“为潮郡之襟喉”。
据地方史志载，凤岭港创立于宋太宗大平兴国二年(997年)。港埠拥有永兴街、新兴街、下市、店铺头、源兴街、沙尾营盘市等建筑物和建成区，形成“之”字形的街头网络。市西有官司厝、营盘；港东侧有“建炎大道”，直通小江驿、来贤驿，沟通与闽西南的关系。港背还有程洋瓷窑群以及北宋时开挖的运河沙尾溪。在凤背与南峙山坳处有强缆工场，以供应远洋船航海之用。作为潮汕最古老的对外贸易口岸，凤岭港当时出口外销主要是陶瓷产品。
凤岭古港的发展，带动了其他事业的发达和经济的繁荣。凤山岗上建了凤岭宫、天后庙等供古代航海者祈拜的庙宇。宋哲宗元符二年(1099年)，盐运官李前在凤岭山同步凿通了韩江东溪与北溪之间的运河，称为南溪，并题诗刻石云：“筑堤开井易通津、神宇盐亭又鼎新，力小沿能支五事，增光更俟后来人。”从石刻诗看，当时李前发启开拓运河是为了凤岭港盐运需要。凤岭山下的海澳，也是北宋时期的一个较小海港。到南宋末年，韩江东溪的出海口已延伸到现在的澄海南门外的辟望港。
凤岭港一直到南宋还保持着它作为本区主要商贸港的地位。南宋以后，由于横陇洲的成陆，南北堤的逐渐向海滨修筑，东溪成为韩江排洪干道，凤岭港地理优势失去，其地位便为樟林港、柘林港、庵埠港所取代。
辟望港是宋代一个重要的对外商贸港口，位于澄海辟望村西南方（今澄城西门乡外围），这里正是韩江西溪的出海口。唐宋以前，辟望村前面是一个海湾，辟望港直通大海。北宋时，曾有庄姓人家入住，成为此地最早的原住民，庄姓人家成为早期的辟望港商。几十年前，曾有农民介绍说，土改时期，农民分果实，他家分了两个大“东司”，每个有数米阔，数米深，可谓前所未见。后来，他才得知，原来这不是厕池，是码头的两个大鱼窑。当年，渔船一到，成千上万斤的魚，一时无法全部运出去，又无冷冻设备，只好统统放进窑里腌成咸鱼，然后，慢慢运往客区和江西，这是古人的经商之法。
南宋时期，全国政治经济中心南移，广州与泉州同时成为为海上丝绸之路的首发港。广州、泉州之间的海运，必经韩江口海域，处于两者中间的潮州，其前沿港口辟望与庵埠正是重要的水路门户，是潮州陶瓷和海盐的重要出口港，也是南来北往船只的停泊点或转运点，其繁华景象可想而知。
在潮汕，有不少称“澳”的地名。“澳”一般是指海边弯曲可以停船的地方，往往可为海港。南澳古称百澳，就是说，这里可供泊船的港澳非常多，现在整个岛上比较有名的还有深澳、青澳、云澳、隆澳、长山澳、竹栖澳等99个澳。海岸线长达77公里，可供船只停泊、补给和避风。当中，青澳、深澳、云澳、隆澳是岛上较大的港口。《永乐大典》卷首《地里图》显示：位于大陆东南方海面上已标示有“南澳”地名，绘有山峦岛状图，原是宋元潮州方志《三阳志》（《三阳图志》）卷首之附图。嘉靖《广东通志》载南澳山“内三澳，曰青，曰深，曰隆（澳），即长沙尾。”
清代在潮为官的蓝鼎元在《潮州海防记》中对南澳港口有较具体的介绍：深澳和隆澳，有可以相互补充的良好港湾环境，“深澳西北，半倚山阿，外险内宽，千舟可聚。若北风狂发则不如隆澳之安。隆澳在西南，南台（按即台风）骤起，则也宜于深澳。”青澳和云澳港湾环境稍差，“青澳在东，涛波险恶，无泊舟善地。云澳在南，近岸皆沙，水浅风飞，巨舰亦难停顿。”
自古以来，南澳的海上交通就很发达。南澳海域是南北交通的必经之路，大凡南北商旅交通贸易、舰船出外征战、倭盗劫掠与剿盗、海上互市等，无不与南澳关系密切。《东里志》所记载的610年隋炀帝派陈稜和张镇州远征琉球，就是在南澳寄锚，并经南澳海域出发的。
宋代的南澳就是“番舶”出入之地。上世纪80年代初，南澳县进行文物普查发现了大潭“捨井”石刻，据专家考证，“石刻反映了宋代海船停泊南澳的一段史实。”
南宋初年，南澳西北面长沙尾作为典型的海盗聚集之区引起朝廷的重视。《宋会要》记载两广及福建沿海“多有海贼啸聚，其始皆由居民停藏资给，日月既久，党众渐炽，遂为海道之害。如福州山门、潮州沙尾、惠州潀落、广州大奚山、高州碙州，皆是停贼之所。”这里的“潮州沙尾”，就是南澳长沙尾（澳）。长沙尾既是“海贼啸聚”之区，又存在一定规模的私商贸易。
据陈天资《东里志·祠庙》条载：“（天后宫）一在深澳，宋时番舶建。”这表明南澳岛上的深澳港宋代便有海船停泊，船主们不惜钱财专门兴建了奉祀妈祖的宫庙，显然并非供零星海船偶一停泊而已。值得注意的是，这里所提的“番舶建”，即往来外洋的商船主所建，可见此时南澳港与外洋的联系颇为频繁。“番舶”一词，指外国船只，唐时便普遍出现。如《新唐书·孔戣传》载：“蕃舶泊步（埠）有下碇税。始至有阅货宴。”它并未有歧义，从来不存在“往来外国的船舶称为番舶”的说法。在《东里志》成书的明万历朝（该书成书于万历二年，即1574年）更是如此——当时海上武装商贸集团横行，即使是林凤、林道乾等长期往来外洋者，其所乘坐的船舶也未见文献称为“番舶”者。因此，《辞海》释为：“番舶，亦称‘蕃舶’‘夷舶’。中国旧时指外国来华的船舶。”从此可知，番舶必是外国船舶无疑。
位于桑浦山下的鮀浦港是古代潮汕一个重要贸易与军事港口。北宋时期，鮀浦就是小江盐场重要生产基地，同时设有两座盐库，鮀浦港因之兴起，贸易到东南亚和日本各国。南宋初年，由于小江盐场“居当时广东各盐场的第四位”，带动了港口的建设和对外贸易的发展。
南宋著名诗人杨万里的《过金沙洋望小海》一诗，写了潮州海口商船停泊，如同钱塘江口的景观：
海雾初开明海日，近树远山青历历。忽然咫尺黑如漆，白昼如何成暝色。
不知一风何许来，雾开还合合还开。晦明百变一弹指，特地遣人惊复喜。
海神无处逞神通，放出一斑夸客子。须臾满眼贾胡船，万顷一碧波黏天。
恰似钱塘江上望，只无雨点海门山。我行但作游山看，减却客愁九分半。
诗人杨万里笔下的“贾胡船”停泊的金沙洋就在桑浦山边，当年竟是樯撸如林的内海湾。
海门港是潮阳最大的古港。海门古称海口村，海口村外的港口称海口湾。早在宋代，海口湾就是潮州沿海一带渔舟集结港口，又是通商口岸，木舟由此可达新会厓门。
位于榕江中游南岸的潮阳关埠港，古代与达埠（今濠江）、庵埠合称潮州“三埠”。关埠镇是榕江水上运输枢纽，是古代潮汕重要商埠之一。
隆津古港是潮阳又一大港，位于城南，经内海可到海门湾。《潮阳县志》载：“隆井（即隆津）渡，达省城。”隆津古港经护城河可入牛田洋（汕头内海），又可往闽浙江诸地。
达濠古为潮阳县管辖，称“踏头埔”。濠江古称河渡溪，自古为重要通航要道和出海口。河渡门咀山上北宋皇祐四年（1052年）的一处“南无观世音菩萨”石刻，留下了在此守御的海阳邑长孙蕃的祈愿：“孙蕃伏愿仗此良缘，舟舡出入各获安稳。”
到了元代，造船技术继续发展。至元二十一年（1284年)，意大利人马可·波罗在《马可·波罗行纪》中记述：“海船之往来波斯湾、中国海间者，华船最大，多广州、泉州所造。”至正六年（1346年），摩洛哥人伊本·白图泰来华，后著《伊本白图泰游记》，游记中这样说：从广州出海的船舶共分三等，“大者曰䑸(Junk），中者曰艚（Zao），第三等曰喀舸姆（Kakam）。大船有三帆至十二帆，每船水夫共载一千人，此类商船皆造于刺桐（泉州）及兴克兰（广州）”。可见，元代广东海船有了更大规模发展。
潮汕地区在宋元时已经有大量的海舶，正史中首次有关大规模潮汕船队的记载来自元代。《元史·世祖六》“至元十六年（1279年）”条载：
“（二月）庚寅，张弘范以降臣陈懿兄弟破贼有功，且出战船百艘从征宋二王，请授懿招讨使兼潮州路军民总管，及其弟忠、义、勇为管军总管。”
《元史·世祖九》“至元二十年（1283年）”条载：
“（十一月）癸丑，总管陈义愿自备海船三十艘，以备征进。诏授义万户，佩虎符。义初名五虎，起自海盗。内附后，其兄为招讨，义为总管。”
以上两则文献资料给我们提供的历史信息是：宋元更迭之际，海盗出身的潮阳陈懿兄弟，因助元攻宋，之后又献船有功，得以授官衔。更值得注意的是，当时陈懿兄弟已拥有100艘战船，并且陈懿还献出30艘海船给元兵作征战之用。陈懿兄弟在粤东的“战船百艘”“海船三十艘”，数量的确不小，而古代战船普遍也可装货商用，非战时，陈懿兄弟的船队必然也是一支远洋海运贸易的“集团军”。
事实上，不仅豪强拥有众多船只，潮汕地区民间的船只数量也不少。元代翰林修撰周伯琦路过潮州时写的《行部潮阳》便有“卤田宿麦翻秋浪，楼舶飞帆障暮云”句，可见当时潮汕地区楼船数量之众多。造船技术的继续发展，推动了潮汕海外商业贸易的发展。
元代，随着小江盐场主要生产基地移至鮀江工区，小江盐课司署也迁入鮀浦。鮀浦港的功能与位置也便逐渐得到加强。在与海外货物交流的同时，也不时有乡人随之定居海外。这一时期，在鮀浦港前形成了商贸埠市，沿称“老埠头”。鮀浦港的地位进一步得到提高，是进入辟望港的必经之处，往来不少外洋船舶停靠。
由于水运和渔业发展，潮阳海口村逐步繁荣。至元末，海口湾更名为海门，意为大海之门户。
二、明清之后：潮汕海上丝绸之路阔步前进
学界对我国古代海上丝绸之路的基本认识是：经历了唐宋的繁荣后，因明清两朝实行海禁政策而走向衰落。这种观点有失偏颇。明清时期海上丝绸之路因朝廷海禁而走向衰落，这是不争的事实。然而，这种情况对于其他地方可能说得通，对于潮汕来说情况并非如此。明清时期，潮汕海上丝绸之路不仅没有衰落，而是更活跃，愈加发展。特别是清朝前期红头船贸易的兴起与发展，潮汕海上丝绸之路以新的姿态、更大的规模发展，独领“海丝”风骚。而近代汕头因开埠而崛起，海外商业贸易以新的形式更加大步前进。潮汕海上丝绸之路实现了从古代到近代的历史性转变，得到了明显的扩容提质，创造了新的成就，续写了新的辉煌。
明永乐三年至三十年（1405—1432年），三保太监郑和七下西洋，这是古代中国一大历史事件，具有重要的世界历史意义。它不仅是人类航海史上一次伟大壮举，而且代表了中华民族敢于探险、不畏艰险、开放包容的人文精神；代表了中国历史上与邻为善、世界大同、共享太平的社会意识。
当年郑和七下西洋，竟“五经南澳”，有的学者考证是“六经南澳”。郑和下西洋经南澳，这在《西洋朝贡典录》有所记述。该书现藏广州中山图书馆，为明正德十五年黄省曾所撰，记述了郑和下西洋所历诸国之史。书中有两次写到郑和船经南澳：其一是《占城国（即越南归仁）第一》；其二是《暹罗国第十》。
饶宗颐先生在1949年撰《潮州志》时认为，郑和舟经南澳是今如今我们所掌握的潮汕与南洋发生关系最早事件之一。数年前，南澳发现了郑和下西洋舟经南澳留下的三保公庙遗迹（毁于20世纪50年代）、“三保老爷”石香炉等重要史迹文物。
郑和下西洋虽然并非具有对外商业贸易的性质，但是，郑和七下西洋多次经南澳，开通的航线，对南澳等地的海上贸易发展产生的促进作用是不可低估的。
虽然有著名的郑和七下西洋壮举，但是，有明一朝，在达290多年中，接近200年的时间实行海禁政策，只是到了正德朝，海禁才有所开放。洪武四年（1371年）十二月，明太祖便下诏：“仍禁濒海民不得私出海。”嘉靖、隆庆、万历几朝，海禁尤烈。
长期海禁使东南沿海对外贸易受到致命打击，海上丝绸之路因此而走向衰微。然而，以海为生的潮汕人，挺而走险，冒死冲破禁则，冲向大海，造就了林道乾、许朝光、吴平、曾一本等海寇的出世，从而使潮汕海上丝绸之路以新的形式——民间走私贸易继续大步行进。
潮汕海寇始于元末，贯穿全明，盛于中明。他们亦盗亦商，至隆庆年间，发展成为以林道乾为代表的、独立的海寇商人集团。潮汕海寇商人集团劫掠地方、对抗官府，从事武装走私活动。在嘉靖后期至隆庆中以前，潮州海寇商人集团主要是利用南澳岛作为海寇贸易的基地。海寇商人集团头目林凤、吴平、许朝光、曾一本、林道乾等，都曾盘踞于南澳。
潮汕海寇商人集团活动以武力控制与垄断海上走私贸易。在海寇商人集团的武力威胁下，海外贸易船往往加入海寇商人集团的船队，或者依附海寇商人集团，交纳保护费等，在海寇商人集团保护下从事走私贸易。有些海寇商人首领接受官府招抚后，仍然不改海寇商人本色，以武力牢牢控制海上贸易。如许朝光接受招抚后，“自立为澳长，分据海、揭之癖望、鮀浦及潮阳牛田洋等处”，仍然控制闽粤海域的商船贸易，“计舟征税，商船往来，皆给票抽分”。林道乾于隆庆六年（1572年）接受招抚，但仍“盘据山谷，聚众数千人，据膏腴之田以自固”，垄断从澄海到诏安一带走私贸易活动。
嘉靖末年至万历初年，潮汕海寇商人集团已经拥庞大船队，如嘉靖四十四年（1565年），吴平就率领一支有400艘船的船队，出入于南澳与浯屿之间。林道乾集团拥有航海大船100余艘，船员上千人，活跃于从日本海到南洋的广大海域，往来东西洋，以武装力量垄断海外贸易。
隆庆中至万历初的十年内（1570-1580年），海寇商人集团发展到相当规模。林道乾拥有庞大的武装船队，开始向外洋发展。万历初年，林道乾海寇商人集团逃至外洋，曾拥有60艘以上的海船，后来“遍历琉球、吕宋、暹罗、东京、交趾诸国”，从事海上冒险活动。
林道乾海寇商人集团以外洋活动为中心，进一步拓展了与东南亚的商业交通。而在与明朝官军对抗中，他们往往以东南亚地区为最后的逃亡之地，并最后融入当地社会，进一步建立、巩固了与东南亚联系，开创了日后汕头人移民东南亚的风气。
以林道乾为代表、亦盗亦商的潮汕海寇们，冲破明王朝的严厉海禁，走向海洋，冲向南洋，开辟了通往海外的航线、商路，为汕头海上丝绸之路的继续前行，注入了激情，增添了气势。有明一朝，潮汕海上丝绸之路并未走向衰落，而是大步前进，各个港口、各种类型的海上商业贸易十分活跃，非常繁盛。
明代的南澳是东南海上交通的要冲，也是沿海南北走私贸易的集散地、东西二洋国际走私贸易的中转站和据点。南澳南部被荷兰人称为“好望角”。在中外海盗海商的经营下，南澳由季节性的贸易港发展为永久性的商港。
入明之后，南澳依然是番舶往来要津。陈璘《南澳山种树记》就说南澳“为诸夷贡道所必经”，杨彩廷《南澳赋》对此有更详细写：“昔天兵之下闽广也，谁罙其阻，谁敢予侮；故大国小邦，外趋内附。吕宋琉球，南金大路；占城暹罗，随波飞附；佛斋阇婆，弗敢互顾；真腊彭坑，疾驰如鹜。”“三四月东南风汛，番船多自粤趋闽而入于海，南澳云盖寺走马溪，乃番舶始发之处，惯徒交接之所也。”
出于海防考虑，明政府两次将南澳居民内徙：洪武二十四年（1392年），因南澳民顽梗，尽发海门千户所充军；永乐间，因倭寇劫掠，难以防御，又将南澳居民徙入苏湾下二都安插。虽然两次徙民导致南澳基本上没有真正成为商贸港，但民间对外贸易仍不时进行。“嘉靖初，倭泊于此互市。既而倭自福建之浯屿移泊南澳，建屋而居”。
万历三年（1575年），明朝设南澳副总兵。南澳因此而洋船番舶，多以深澳和隆澳为停泊港，成为“商旅之坦途”。据《东里志》卷一载：“（南澳岛）惟深澳内宽外险，有腊屿、青屿环抱于外，仅一门可入，而中可容千艘。番舶、海寇之舟，多泊于此，以肆抢掠……长沙尾，西跨南洋，近于莱芜澳，为船艘往来门户，海寇亦常泊焉。”日本商人亦来此贸易，“定期于四月终至，五月终去，不论货之尽与不尽也。其交易乃搭棚于地，铺板而陈所置货物，甚为清雅。刀枪之类，悉在舟中。”
2007年在南澳岛东南乌屿和半潮礁之间三点金海域发现的“南澳Ⅰ号”，是目前我国发现的唯一一艘明代晚期商贸船，船上装载的生活用具等文物，横跨宋、元、明三个年代。结合考古勘探资料分析，当时初步判定该沉船的年代为明万历年间，船载文物主要为明代粤东或者闽南及江西一带民间瓷窑生产的青花瓷器。“南澳Ⅰ号”的发现证明了潮汕海域在明代已是中外舶商进行贸易的重要场所，也是当时“海上陶瓷之路”的重要通道之一，是国际贸易货物的转运站、集散中继站与必经之路。
明洪武年间，潮阳海门港已有一千多户人家，朝廷在此设立海门千户所，建筑所域，派兵镇守。
明代潮阳关埠港商贸也非常繁盛。据《潮阳县志》载：“明洪武十四年（1381年），于直浦都门辟村前建门辟关。嘉靖十一年（1532年），门辟关前成为圩埠，遂名关前埠，后简称关埠。”关埠滨临潮汕三大江之一的榕江中游，江面水深港阔，商船就可直通潮阳、达濠、潮州等港口，榕江南岸和练江北面的谷饶、铜盂、西胪、金玉、河溪等数十乡的农产品、山货和土特产通过关埠港销往潮汕各地。
明代的达濠逐渐发展成为潮阳县东部首屈一首的盐乡，因鱼盐之利而成市集。踏头埔在嘉靖年间为招收、砂浦二都首屈一指的大乡，成为潮阳县五个市集之一。鱼盐之利，甲于他墟。各地乡民到踏头埔赶集交易，互通有无。
明中叶之后，鮀浦港内移至不远处的溪东寨，称“溪东港”，乡人又称“内溪港”，因而把先前的鮀浦港称为“外溪港”。虽然鮀浦的盐业生产已渐渐式微，但是溪东港以其控韩、榕两江出海口的特有地利，已成为沿江港口货物转运出海的重要口岸。所以，海湾上出现了《澄海县志》所载的“舟楫停泊，若蜂屯蚁聚”繁忙景象。
步入清朝后，潮汕海上丝绸之路高歌猛进，成就灿然。最为浓沫淡彩、最值得大书特书的，就是红头船商人开创的红头船贸易，而红头船贸易造就了丰富的红头船文化，则是潮汕最含金量的“海丝”文化。
清初也实行严厉的海禁政策。康熙二十三年(1684年)，清廷开海禁，但不准夹带违禁货物，商民出洋贸易必须接受官府控制，“商民人等有愿出洋贸易者，呈明地方官，准其出入贸易”。海禁既开，海运事业热潮随之跃起。这就促成了樟林、达濠等红头船港口的诞生，推动了红头船贸易的发展。
樟林港的红头船贸易繁盛于乾隆十二年（1746年）至咸丰十年（1860年）汕头开埠之间，其时港口规模已建成“八街六社”，停泊大商船一百多艘。港口航线北上直达日本，南下分抵暹罗、印尼等国，“闽商浙客，巨舰高桅，扬帆挂席，出入往来之处”，成为海内外闻名的“海洋通商总汇”。昔日樟林港口有一胜景叫做“仙人翻册”，讲的便是遥观“帆随船转”变化的景象。当海船张帆乘风入港而来，由于航道转向，船和帆也必须随着转向，远看犹如仙人无形的手在一页一页地翻过书册一样，蔚为奇观。
潮阳城南隆津古港也是红头船聚集的地方。乾隆四十九年（1784年）五月的《亷明县主毛爷牌示》碑文提到，“潮邑地居滨海，所有出产货物皆由出海船只装各省出售”。该碑文是应马恒顺、许发万、张万财等64家商船户有关出海船上沉溺赔偿标准决断而立的。按最低估计，每户只有一条船的话，这里也有64条船之多。据说，曾有一次前往琉球国贸易的红头船就达21艘，水手1300名，规模之大可见一斑。
潮阳练江两岸及附近出产的东西都由舶船运来隆津港口集中。清潮阳县令李文藻《劝农》诗是证：“岁岁相因是蔗田，灵山西下赤寮边。到冬装向苏州卖，定有冰糖一百船。”沙陇的郑毓琮专门运载潮阳薯粉往江浙供纱布厂浆纱，其它还有如苎麻、水产品等均装上红头船。碑文记：“（隆津古港的红头船）往来江浙闽粤诸省，水远天遥，归期无定。”红头船到达目的地之后，将潮阳土特产卖出，又买回当地土特产等商品，载来隆津古港，由舶船载往内地出售，辐射潮阳、普宁、惠来各地，故有民谚“苏州货，一年来一过（次）”。
潮阳海门港也是著名的红头船港口。康熙三年（1664年），兴建了钱澳烟墩（大烟墩）和火斗烟墩（小烟墩），设水师于海门营……康熙五十六年（1717年），修筑了钱澳炮台和海门南炮台（莲花炮台），对防御海寇扰民保卫海防起了巨大的作用，海门港获得“商海都仰望”之美誉。乾隆盛世，海门道不拾遗，夜不闭户。红头商船，与时兴起。因航海水手多姓谭，故海门有“红头商船谭半港”之说。相传当年乾隆时期，商船“顺风鸟”曾被海盗迫上暗礁，舵公马继章大声喝船过礁而得以脱险。海门港开始有大批的县民乘坐“红头船”出海，其中以赴新加坡、马来亚、暹罗一带居多。
潮阳达濠港又是一个重要的红头船港口。康熙《潮阳县志》对“踏头埔”有载：“招收名为千金港，货船渔舟聚集之处，多于此设埠开市。”清康熙二十三年（1684年），粤海关成立，即设立达濠口，对过往商船进行抽税。嘉庆《潮阳县志》卷三城池“達濠城”条记“前橫一河，即達濠港，港內商漁船隻千艘，灣泊東西兩岸。”清代达濠驻有招宁司巡检、达濠守备、招收场大使，又设海关达濠口，既是军事雄镇，又是繁盛的商埠，商贾辐辏。达壕河渡口“艘舶鳞编”，成为“琼南广惠往来商船停泊之处”。
清代开海禁后，南澳与潮汕、闽南内地贸易往来日趋繁荣。商船出入各港，南澳出口货物有鱼脯（鱼干）、杆茅、柴、篾等，入口商品等主要为米粟。
位于澄海县城东南外的南港是韩江西溪分汊外砂溪的出海口，为宋明时的辟望港的外迁。康熙后期开海禁后，因东、西港埠头废弃，往来商船多在南港停泊，造成南港在短时间内迅速繁荣。至清代也发展成为一个热闹的红头船船贸易港口。乾隆《潮州府志》载：“南港……外即大海，有小莱芜山坐镇口外，为商、渔船只出入咽喉。”嘉庆《澄海县志》载：“南港距城南五里，自横陇溪流至大牙，分一派经上窖、沈洲、外砂等村入海。”开海后，往来南北的红头船商船多在这里停泊，并形成墟市，“南港内者，曰白砂埠，距城东南一十里……渔船所泊，建铺千百，竟聚为埠。”到清嘉庆间，江口形成淤积的浅滩，妨碍了南港的通航，南港乃日渐衰落下去。
红头船贸易缘于清政府开启的中暹大米贸易。从康熙六十一年（1772年）起，为了解决闽粤两省的米荒，清廷改弦更张，鼓励暹罗向中国出口米谷，要求暹罗官运30万石米到福建、广东、宁波等地贩卖，并给予免税的优待，中暹贸易由此再度兴起，由此推动了清朝前期潮汕对东南亚地区辉煌的红头船贸易。
雍正以后，樟林、南澳、达濠、隆津等港口的红头船，纷纷挂帆出海，前往暹罗贩运大米，特别是樟林。海外贸易的发达，使樟林发展成为“八街六市”的大商埠。至乾隆年间，樟林已是“商渔船只停泊之处，米谷聚积之所，人烟稠密”。后来樟林又增建了3条街道和许多铺屋。距樟林只有10公里、濒临东溪潮洄头的前埔村村民许可均等，“即合伙租船参与到暹罗贩运大米，每年八九月从樟林扬帆出海，翌年春返航回归。”
红头船商人输往暹罗的商品，除了江南丝绸以及北方杂货外，还有大量土特产品，如铁器。清代潮汕仍然是广东著名的冶铁中心，所产之铁质量上乘，因为当时暹罗长期与缅军对峙，对铁器等军需物资有较大的需求，暹罗王郑信就曾派人通过官方渠道到家乡采购大量的硫磺和铁锅。不过，潮汕铁器应该是多以走私方式出口暹罗进行。《粤海关志》记载潮汕溪东、达濠等港口每年有大量铁锅销往海南岛，而实际上这些铁器可能大量销往暹罗等国，有记载说汕头红头船商人欲贩至暹罗或安南，却报往海南，因此得免关税。
潮汕大量建筑材料也是暹罗所急需。暹缅战后，暹罗重建，需要大量的建筑材料，潮汕的建筑材料因此源源不断输往暹罗，其中有大量的砖瓦、琉璃瓷瓦以及各种金属材料。暹罗人还喜爱潮汕石雕艺术，各大寺院也摆设有大量的潮汕石雕。于是，红头船商人从汕头前往暹罗时，往往购买石雕压舱，同时此举也是为了航海安全，镇压回程空帆船，使其不颠簸。
潮汕输往暹罗的商品还有书籍纸张。清代福建汀州府已是著名的造纸中心和印刷中心，汀州的纸张和书籍多通过汕头销往海外，除了日本外，暹罗也是较大的中国纸张书籍市场。而清代潮汕与暹罗之间贸易关系的加强，使暹罗成为潮汕瓷的主要海外市场，从而使清代潮汕瓷器生产得以延续。
潮汕红头船商人发展与安南（今越南）的贸易。汕头红头船商人从安南进口大量的大米。乾隆三十二年（1767年），“澄海县民人杨利彩（从越南）运回洋米2700石，监生蔡志贵运回洋米2200石，民人蔡启合运回洋米2200石，林合万运回洋米1800石、谷500石，蔡嘉运回洋米2600石，姚峻合运回洋米2200石，陈元裕运回洋米2200石”。
潮汕红头船商人给安南带去潮汕的土特产。乾隆四十七年（1782年），澄海商民陈协老前往安南贸易的货物中即有大量的瓷器。至嘉庆、道光年间，潮汕与安南之间的贸易日益兴旺，潮汕商船多在安南贸易，甚至有超越中暹贸易的势头。
伴随着红头船贸易的兴起，潮汕红头船商人早在乾隆年间也来到新加坡贸易，也有潮汕人留居新加坡经商贸易。1819年后，莱佛士积极招募华商前来贸易，潮汕红头船商人也积极地参与这一贸易，新加坡逐渐成为红头船贸易之一环。1845年，澄海人佘进有召集原潮州府澄海和揭阳等县乡人共同捐资合组义安公司，并在一定程度上掌握着当地的经济命脉。
潮汕红头船商人做马来西亚贸易。马辰是马来西亚南加里曼丹省一个港口城市。从雍正之后，一直同中国通市不绝。潮汕红头船商人开辟马辰市场。郑昌时《韩江见闻录》有载：
“南澳之地，正南出，入海无边际，未有道之者，凡船道皆下西南行，上东北行。谚所云：“上至天津，下至马辰”是也。
这就表明，潮汕红头船商人自南澳取西南方向，借助冬天凛冽的东北季风，经过南海诸岛，可以来到马辰；在夏天，取东北方向上行，凉爽的西南季风，一直把海舶送到天津。
潮汕红头船商人开辟日本市场。潮汕红头船输往日本的商品是砂糖以及江浙丝织物。砂糖是潮汕本地的最重要输出商品，不仅本地商船运载砂糖前往日本贸易，而且也有不少外地商船来潮汕装载砂糖运销日本。
潮汕红头船商人与琉球王国有贸易往来。在琉球王国的档案中，发现了有份参与捐建新围天后宫的商船户陈万金乾隆五十年（1787年）因出海遇风，漂泊到琉球，乾隆五十一年（1788年）三月驾船返国前在琉球王国领取的“执照”的抄件。该执照的后半部分开列了船户陈万金、舵工蔡仲和31位水手、5位客商的姓名，以及19件“随带物件”。执照中提到的“中山泊村”，又称“泊港”，是传统时期琉球对外贸易的重要港口。其时琉球王国为中国的朝贡国，两国在照顾和遣返遇难船员方面有很密切的合作。陈万金的“随带物件”中包括“一天后娘娘一位，一千里眼将一位，一顺风耳将一位，一女婢二位”等，反映当时商船户普遍的信仰。他乾隆五十一年回国，次年就捐款参与修建新围天后宫。在《历代宝案》中，还有其他多位从澄海出海的海商因遇险而到达琉球的记载。
红头船贸易商人促进潮汕与国内台湾、厦门、苏州、天津、海南等地的贸易。每年春季，潮汕商人乘坐装满潮糖或潮汀赣梅特产的红头船出发，从台厦入江浙，前往苏州，远至天津贩卖。到了秋季，红头船商人又押着装满苏杭丝绸棉花布帛或北方杂货的红头船回航南方，或直接驶回潮汕，或继续驶往海南岛及东南亚地区，将丝绸布帛销往海外市场，换回潮汀梅、以至漳泉等地所急需的大米。第二年春天，红头船才满载大米、木材、香料驶回汕头，完成一周循环贸易。
清代潮汕红头船商人的红头船循环贸易也在南方口岸地区得到发展，如广州，乾隆二十五年（1760年）广州十三行中设福潮行，确立红头船商人在广州口岸南北行贸易中的地位。
在雷州半岛，湛江赤坎为广州湾北部的重要港口，有红头船商人李某带来家乡商人来此贩卖潮汕菜种、茶叶、陶瓷、草纸等，同时收购高雷地区出产的红糖、菠萝、黄烟、竹席等土特产到海内外销售。乾隆中期，红头船商人在赤坎建成潮汕会馆，其瓷雕、砖雕、木雕，有的采自佛山石湾，有的专门从潮汕雇请工匠来制作，据乾隆四十八年（1783年）《题建正座碑记》统计，在赤坎的潮汕籍商号、商行、船户共192户捐建会馆，可见潮头商人数之众。
海南也是清代红头船贸易的集中之地。潮汕红头船商人深入海南贸易，主要是采购米谷以及贩销北方商品，海南成为潮汕红头船商人重要的采购大米之地，其自海南诸郡传输米石者，尤为全潮所仰给。乾隆二十一年（1756年），潮汕红头船商人就在海口建立了会馆。乾隆四十三年（1778年）琼州岁欠缺粮，琼山人吴位和“亟遣人弛告潮商，劝由海道运米至”。可见红头船商人在相当程度上操控了海南的米谷贸易。
潮汕红头船商人做糖生意。潮汕是蔗糖的盛产地。潮汕红头船商人的贸易项目以糖为大宗。清代以后，红头船商人将潮糖推向全国中心市场，北运天津，南贩苏沪，潮糖遂成为垄断全国糖市的主要产品。光绪十一年抄本《晏海渺论》就有这样的记述：“本年（嘉庆十四年）六月初三，澄海县界客船陆拾余号，各装糖包满载，或三千包，或四千包，连船身计之，一船值银数万，将往苏州、上海等处。”潮阳多产高质量的“葱糖”，“最白者，以日暴之，细若粉雪，售于东西二洋，曰洋糖”，所产蔗糖，“商船装往嘉、松、苏州，易布及棉花”。
潮糖为红头船贸易的基础，潮汕红头船商人将潮糖用商船装往嘉、松、苏州，交易布及棉花等商品，潮糖成为红头船贸易的基础商品，也是红头船商人的起家货物。所以，潮汕红头船商人纷纷深入澄海、揭阳、潮阳等地乡村，直接插手蔗糖生产与贸易，购买或放贷定货，他们既是糖商，又是红头船商人，如澄海县，“邑之富商巨贾，当糖盛熟时，持重资往各乡买糖；或先发账糖寮，至期收之。有自行货者，有居以待价者。候三四月好南风，租舶艚装货糖包由海道上苏州、天津；至秋东北风起，贩棉花、色布回邑”，又下通雷琼等府，“一往一来，获息几倍，以此起家者甚多”。潮汕红头船商人也在台湾的台南等地从事米糖业。
潮汕红头船商人做布生意。清代棉麻纺织业已成为潮汕地区相当普遍的家庭手工业。乾隆《潮州府志》载：“棉布，潮之女红最勤，所出极多”。潮阳是葛布主要生产地，始于明中后期。《潮阳县志》卷七《民赋物产志》载：“布，有葛苧蕉麻，精粗不等。而葛多出靖海。近又有以苧葛兼丝织为云龙、水文号云葛者”。屈大均的《广东新语》卷十五也说：“出潮阳者曰凤葛，以丝为纬，亦名黄丝布”，这种云葛”或“凤葛”为葛丝混纺织品。
潮阳葛布很受东南亚华侨喜爱，潮汕红头船商人将潮阳葛布销往东南亚地区，还畅销于朝鲜。澄海程洋岗“妇专织紝，男子喜商贩，挟重资，游吴越间，视家如寄。”
红头船贸易推动了潮汕城乡手工业的兴旺，使本区众多商贸港都呈现出一派繁荣景象。在红头船故乡樟林所在的澄海，“邑自展复以来，海不扬波，富商巨贾卒操奇赢，兴贩他省，上诉津门，下通台厦，象犀金玉与夫锦绣皮币之属，千艘万舶，悉由澄分达诸邑。其自海南诸郡转输米石者尤为全潮所仰给。每当春秋风信，东西两港以及溪东、南关、沙汕头、东陇港之间扬帆捆载而来者不下千百计，民物滋丰，握算持筹，居奇囤积，为海隅一大都会。”
清代潮汕繁盛的红头船贸易，不仅活跃与繁荣了潮汕经济，推动了潮汕人向东南亚移民，而且形成了一个可观而充满活力的汕头—台厦—苏州（天津）—海南—东南亚的红头船商业贸易圈。
红头船贸易时代是古代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发展时期，它承前启后，使海上丝绸之路由古代而近代，大踏步向前迈进，创造辉煌成就。历史记住了红头船，记住了红头船商人，记住了红头船贸易。
海上丝绸之路是古代的，但潮汕的海上丝绸之路不仅是古代，还有近代。潮汕海上丝绸之路从古代一路走来，一直延续到近代，至少到20世纪二三十年代。
潮汕海上丝绸之路从古代发展到近代，最为重大的历史事件是1860年汕头开埠，汕头因此崛起，取代潮州，成为潮汕地区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当然也成为商业中心、贸对外易中心。近代汕头把海上丝绸之路做大做强，使潮汕海上丝绸之路扩容提质。
作者：陈友义